后妃深居宫中,活动范围有限,但她们身份尊贵,有机会接触到最时新、最难得的工艺美术品。文献中关于她们的一些故事,也保留了有意思的时代造物信息。尤其是服饰类,一旦由其展示引领,很容易引起民间的追随,形成时尚潮流。

就宋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而言,有两位后妃的生平轶事贡献良多。一位是仁宗的张贵妃,她宠冠后宫,用度不凡,也乐意展示炫耀难得或新奇之物以彰显身份地位。这些物品有的来自皇帝赏赐,还有一些是官员们巴结奉承的赠礼。另一位是哲宗的孟皇后,她经历曲折,饱经世变,本人虽不像张贵妃那样能引领时尚,但后人将其身世与流行纹样关联。通过这些掌故,我们可以管窥后宫嫔妃与时代工艺美术之间的关系,探究其行为如何促成新品的诞生与流传。

一、逾制  

张氏备受恩宠,在她还是美人时就已显露。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孙甫谏言宫中浮费,不仅左藏库中历年积攒的红罗早已用完,还要染院临时加染以供支用〔1〕。大肆铺张的背景,就是当年冬天庆贺张美人生皇女。仁宗一次赐绫罗八千匹,左藏库储备不足,染院工匠不得不在大雪苦寒时节敲冰取水染练〔2〕。这种靡费的行径,同样遭到欧阳修的指责,认为仁宗“后宫恩泽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之事”。孙甫的上书,尤其强调了动用左藏库储备。左藏库设立于太祖年间,原为“封椿库”,后改名“景福内库”,太宗时定名“左藏库”。太祖设立的目的旨在积攒年度花费之剩余,“以备非常之用”“欲俟货财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有诏誓子孙不得别用。”原本旨在收复国土的财物,被子孙转移,用在了赏赐后宫女眷,这种违背祖训的行为自然引得言官义愤非常。

即便诤臣谏言,要求张氏“常令谦俭,不至骄盈”,仁宗还是为她屡屡违制。庆历八年(1048年)她被册封为贵妃,又引出礼部和文思院的一番操劳。北宋原没有册妃之礼,“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可张氏宠幸正盛,又是直接从美人擢升为贵妃,极其期待一场盛大的典礼仪式来助长声威。雅称“红杏尚书”的宋祁此时入仕未久,作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承担了撰写告身的工作。可他却未谙流程,绕过中书省直接把官告送到司封官告院用告身印,亟封以进。张贵妃听闻后,将官告怒掷于地不肯接受,宋祁则因此贬谪许州〔3〕。作为安抚,仁宗令太常礼院参考历代典故,最终为她定下了册贵妃之礼,其册、印、礼服各有制度:  (十月)二十二日,太常礼院言:“参详令文及历代典故,修撰贵妃册礼仪注:册竹简长一尺一寸,阔一寸,约文多少,用一十四枚,以锦装褾。用天下乐锦。印用金,方一寸。其文曰贵妃之印,龟钮紫绶。服以褕翟之衣,青质,罗为之,衣画裳绣,皆为翟文,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素纱中单,黼领,朱褾襈,黼谓为杂文绣为黼文。蔽膝,随裳色并用青,以緅为缘,亦绣翟文,重为二等。大带以青,加革带,青韈,青舄,舄以白饰如绣次文。玉佩,锦绶,首饰用花钗九株,宝钿准花之数,施二博鬓。”从之。〔4〕

文思院又赶制整套册礼用具,包括有镀金鈒花活页的黑漆册匣、册床、两重印匣,黑漆香案,间金镀银的香炉匙合,以及附带的夹帕、褥子、案衣、丝绦等织绣品〔5〕。最终于十二月三日,在宰臣百官的见证下完成了册封礼。

二、珍珠为饰  

册封之后不久,张贵妃引发的第一次宫廷时尚是珍珠首饰。宫中获得广州口岸收缴的番商珍珠,皇帝携后宫佳丽一同观赏。张氏颇有欲得之色,仁宗会意,尽数赐予。其他宫人见状也顺势求取,无奈数量有限,只得令人再去市面上采买。一时间,引得京城珍珠价格陡增。张贵妃用获赐的珍珠制作了成套头饰,在稍后的宫廷宴会上压轴出场,期待收获同辈的关注和艳羡。可是仁宗为了平抑珠价,必须扼杀珍珠在宫禁贵戚中流行的势头。所以,他故意板起脸来指责贵妃,称其珍珠簪钗“满头白纷纷”不吉利,令宫禁中皆改簪牡丹。消息传开,珠价转而回落〔6〕。这件轶事成为帝王倡节俭、正民风的典型,直到南宋还时常被官员们提及,奉为后代行事的楷模〔7〕。其实,自五代十国始,珍珠在宫廷中的使用就越来越频繁。首开风气者是南汉刘鋹,他穷奢极欲,以八千兵匠专事采珠,所居宫殿梁栋帘箔皆以珠为饰〔8〕。而其本人也有一双巧手,能“自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进献之后,宋太祖向御府工匠们展示,众人皆叹服不已〔9〕。入宋,珍珠使用更为广泛,可用于装饰点缀服装、鞍鞯、坐褥、帘幕,甚至可以直接缀结为衫帽或珠囊。在权贵阶层日益看重珍珠的背景下,张贵妃的这次策划,其实更应该说是时尚大潮的追随者。只不过,她着意经营,打算用成组成套的头饰掀起一朵新的“浪花”。

作为奢侈品,珍珠的风靡必有所代价,除却金钱靡费还有采珠人的性命之危。那时的珍珠部分采自广西合浦海域,还有一些来自蕃商贸易。合浦采珠役使世代居于海上的蜑人,他们先以大绳悬坠巨石投入海中定位,再腰系细绳,屏气慑息,沿大绳下潜数十丈摸取珠贝。得手时气息殆尽,需晃动大绳,靠船上同伴迅速拖拽出水。强烈的窒息感往往令其晕厥,久久方能复苏。如遇气候严寒,处境更是艰难〔10〕。所以,仁宗在位时,对使用珍珠的打压限制并非只有张贵妃那次。早在景祐四年(1037年),就禁止庶民用珍珠做耳坠和项饰,导致市面上交易受限,只能小量流通〔11〕。他还以身作则昭示节俭,将太后为之制作的珠鞍供奉于真宗神御殿〔12〕。宝元二年(1039年)再散出内库价值缗钱三十万的珍珠,用作助边军费〔13〕。即便有意抑制,仁宗仍无法阻挡珍珠流行的时代趋势。在内廷,珍珠的使用从未断绝,魏国大长公主生前获赐系发的珠错罗巾,皇祐三年(1051年)去世后又有珍珠装饰棺帷〔14〕。张贵妃的跃跃欲试,不过是给流行更添一笔亮彩。

到神宗熙宁时,内廷奉宸库收纳珍珠多达2343万余颗,细分作十五等,皆钻孔结串〔15〕。如此细致的管理,不论是宫中制作服玩编结缝缀的取用,还是外拨榷场贸易时估价统计,均是眉目清楚、便捷周到。到大观二年(1108年),礼部再次强调“诸非品官之家,不得以真珠为饰”〔16〕。徽宗对平民消费加以限制,而自己府库里的珍珠却不断积累。北宋末,金人攻入汴京城,从大内诸库中一共掳走“真珠四百二十三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个……真珠扇子四百合”,可见宋廷珍珠储备之丰厚、品类之多样〔17〕。

珍珠易腐易损,现存宋代织绣类实物中难觅其踪迹。但它在内廷的使用,借南薰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可窥得一二。画像上,皇后的花冠上遍布珍珠,可以结作珠花悬垂,也可散作花树上图案的点缀;大的颗粒饱满圆润,小的细如米粒。甚至帝后的衣领边缘上也有镶钉,例如哲宗像外层襕袍下的黄色交领袍上就有一圈浑圆饱满的珍珠。类似的还有徽宗郑皇后坐像,不仅领口有一圈,青翟衣上也有珍珠点缀图案。(图1)

▲ 图1 [宋] 徽宗郑皇后半身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时期,宋高宗厚待韩世忠,赐物里就有“绣珍珠蹙领”〔18〕;理宗周汉国公主出嫁,权贵馈赠的添房贺礼有“珠领宝花”〔19〕,大概都是类似的服饰配件。宋代服装多以单色或本色提花的暗花织物裁就,整体风格素雅。领口至前襟,袖口等部分缘以刺绣、印染、彩绘等方式制成的多彩宽花边。这些花边被称作“刺绣领抹”,可以单独制作出售。北宋汴京城最热闹的大相国寺集市,固定占据二三门之间两侧廊庑的是在京诸寺院的尼姑。她们售卖的商品大多是女性服饰簪戴,其中就包括刺绣领抹〔20〕。精致的实物在南宋福州黄昇墓、茶园山墓都有收获,只是囿于礼制和财力,普通宗亲、官员眷属和民间追慕奢华最多只能用金银线刺绣或印金等工艺,尚未见珍珠。

三、金线灯笼锦  

张贵妃的时尚首秀并未如预料般获得盛赞,然她在后宫地位显赫,举止间便能引发追随效应,号召力不容小觑。即便被仁宗假意责备,也不妨碍她日后再找机会出风头。臣僚们更是揣摩其心思,利用职务之便,屡屡从地方上收罗进献新奇物品,借机图荣固宠。

文彦博曾是张氏父亲的门生,旧有往来,所以贵妃对他提携多多。皇祐初年,上元节临近时,她向在成都任职的文彦博表示,希望能有些新奇花样的锦用于过节时裁衣。蜀锦自汉代以来闻名天下,成都在宋代仍是重要的官府织锦基地。文彦博利用在蜀中的职务之便,“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以进”〔21〕。新奇花样裁制的锦衣果然在上元节让张贵妃风光无二,甚至得到仁宗的瞩目,并询问是从何而来。张贵妃借机向仁宗举荐文彦博,说文氏虽是她父亲的旧识,但进贡这样华贵漂亮的锦,完全出于感戴君王恩德,并非自己徇私。此言令仁宗龙颜心悦,也为文彦博赢得上位的机会〔22〕。

这种奉命创织的新奇花色,是“金线灯笼载莲花中”。选灯笼为题材,正是应上元节之景。锦的具体面貌和织造的原委始末,梅尧臣诗中写得很详细:  为言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抶。红经纬金缕,排枓斗八七。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几日成几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贤质。粲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虔至尊,於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23〕

“红经纬金缕”,可知它是以红为地色,用金线做纬起花的织金锦。织金锦在唐代成熟,这是一种纬插合工艺,即将一组金线作为纬线插入基本组织并以之显花。同时代的遗物在辽墓中多有收获,耶律羽之墓的团窠杂花对凤锦即为一例。两只振翅的凤鸟两对而立,连同外圈卷草构成轴对称的团形图案,对凤用捻金线和捻银线织出。(图2)

▲ 图2 [辽] 耶律羽之墓团窠杂花对凤锦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排科斗八七”,构图应该是取小团窠样式。或是一排上并列7至8组的单位图案;或者是采用上下二二错排的形式,一行8组,一行7组。宋代规定织物幅宽为2尺5分,按权衡单位量值换算即约为64厘米〔24〕。那么,灯笼锦每窠的直径最大可约8厘米上下。

团窠是唐代工艺美术中常见的图案构成形式,基本框架为圆形的适合纹样,均衡饱满,富于装饰味。虽然从中晚唐开始,各类缠枝花卉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入宋更是渐成主流,但团窠作为一种成熟样式,其消退也必然有一个过程。在北宋前、中期,尤其在一些传统织物品类里,团窠仍在继续使用。太平兴国年间定州的土贡记录里有“两窠纹绫”〔25〕,这是幅宽上并列两组团窠的样式,则单位图案的尺寸不小,一如唐代。稍后,元丰年间又土贡“大花绫”,应是在团窠基础上的变化,突出花卉,但骨架主体应该尚保持圆润满密。考古挖掘中也曾收获北宋的重莲团花纹锦,可视为团窠继续沿用的实例。(图3)蜀锦久负盛名,持续的织造、经年的积累必然使得典型图案风格的延续性更加明显,故而灯笼锦图案骨架采取的仍是团窠形式。

▲ 图3 [北宋] 重莲团花纹锦 故宫博物院藏

“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正与前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相合。值得强调的是,该图案设计为两朵莲花捧出灯笼,则纹样整体呈轴对称的几率更大。考古发现的北宋前中期锦数量有限,但参考时间相近的耶律羽之墓等辽代墓葬,可知图案上下两点错排、单位呈轴对称也确是当时锦纹的常见形态。

张贵妃的灯笼锦并未留下实物或图像,如今其具体样貌已不得而知,只能靠诗文略做推测。目前可见的灯笼锦大多是明清时代的,它们模仿当时流行的宫灯,有球形、八角形、葫芦形等多种样式,大都上施华盖,下挂穗坠,四周悬以杂宝璎珞、流苏结带,整体华贵富丽。有的还在华盖上垂以条带,书以“五谷丰灯”等吉祥语,借谐音传达吉庆寓意。但此时的灯笼图案大多是单独纹样,均衡整齐排列,不再见团窠式构成,灯下也不再有双莲花衬托。

织金灯笼锦专为上元节而制,这是图案设计与时令活动结合的较早案例。入宋以后,经济的繁荣,城市生活的丰富,使得节庆活动频繁。尤其是随着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文化经济中心日渐南移,户外活动越来越多,对四时的体验感悟也日益丰富。节令文化成为宋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不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梦粱录》,均辟出长篇详述一年之中不同时节都城里的活动。时势驱使下,体现时令节庆特征的应节设计应运而生,灯笼锦即是其显例。到北宋末年,汴京城流行的“一年景”纹样更是将四时节物“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或者是四时花卉“桃、杏、荷花、菊花、梅花”汇集到一起〔26〕,将应节设计推向高潮。后世继续沿用,成为传统图案中的“四时花”。这种新制的织金锦,属于“特色定制”,当时并未大量、持续的生产。“几日成几端,持行如鬼疾”,文氏倾蜀地织工之力连日赶制,抢在上元节之前送入宫中,令张贵妃得偿所愿。文彦博后来虽入朝为宰相,最终因此事被言官所诟病,梅尧臣的诗中满是鄙夷指摘,称他是“巨奸”,评价其行为是“委曲媚贵昵”。《宋史·唐介传》也提到文彦博在蜀造“间金奇锦”,私通宫掖,以此求得相位〔27〕。最终,文氏被唐介弹劾,贬谪许州〔28〕,成为继宋祁之后,第二位因张贵妃而被贬许州的官员。

唐介上书的时间在“皇佑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即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随着文彦博的失势,第二年就停止了灯笼锦的进贡,内臣调侃说“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29〕。虽然张贵妃的灯笼锦衣在宫中不过昙花一现,但元宵夜她备受瞩目,满足了炫耀夸饰的虚荣心。而且,这种新创的图案,因契合应节设计的时代潮流,在蜀地并未断绝。直到南宋,灯笼锦可能依然有织造,只是数量非常有限。据说做了太上皇的赵构一时起意想要些蜀灯笼锦,入市采买已经是求之不得,最后还是靠善于揣摩上意的汪应辰奉上家中旧有存货,才实现夙愿〔30〕。

四、定窑红瓷  

张贵妃因地位超群,不少臣子想借机巴结,所以送礼的络绎不绝。文彦博创织灯笼锦是一例,还有人送来定窑红瓷。宋代定窑以烧造白瓷见长,提及红瓷的文献极少: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31〕

仁宗在张贵妃处见到定州红瓷器,询问之下得知是王拱辰送的。因为此举犯了臣僚勾结后宫的禁忌,仁宗愤而将之砸碎。能够引起帝王的关注,说明这类瓷器釉色特别,即便是宫里也极少见到。

张氏在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封贵妃,致和元年(1054年)正月薨逝,王拱辰进献一事应该就发生在皇佑年间。在王拱辰的履历中,他因反对庆历新政,抗疏论新法之害,在皇佑初出知郑州,徒澶、瀛、并三州。他收罗难见的器物献给宠妃,不排除想借宫闱女眷之力从中疏通,以期仕途有转机。

稍晚,周煇又说景德镇窑在北宋大观年间出现“色红如朱砂”窑变器物,颜色比定州红瓷还要鲜明:   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檝),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甆器,色尤鲜明。〔32〕

可见北宋的红定确有生产,只是数量极少,一般人是没机会见到的。当景德镇窑偶尔烧成窑变的红色器物,被归为“反常即为妖”。敢收藏它们的只有阅历丰富、眼界开阔的老人。老先生曾经的官职“玉牒防御使”,应该是为皇家修纂族谱的差使,可能也因此有机会接近宫禁、贵族,从而知晓红定。

南宋末,蒋祈的《陶记》夸奖景德镇白瓷有“饶玉”之称,地位堪与“真定红瓷、龙泉青秘”比肩。可知定窑红瓷在两宋的地位绝高,是精品的代名词。清人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又说:“蒋记云景德镇陶器有饶玉之称,视真定红瓷足相竞,则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定、黑定,然惟红白二种当时尚之。”〔33〕则定窑有红瓷,并且与白瓷一样受欢迎,当时的地位要高出紫定和黑定。但是,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和传世收藏中均未见红釉的定器。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认为红定是釉色酱中闪红的定窑制品。它以铁做呈色剂,颜色不同于用铜做呈色剂的宋代钧窑器物。由于红釉瓷还处于初创阶段,人们便将与红色接近的芝麻酱釉或酱红釉器称为红瓷〔34〕。此说或有一定的道理,日本收藏的一只定窑白瓷铁锈牡丹缠枝纹瓶,花纹颜色酱中偏红,也许就接近红定的釉色。(图4)烧制釉色纯正的红定技术难度较大,数量也就不多。因此,作为珍品才值得王拱辰送给张贵妃,也才会引起仁宗的特别注意。那么,红定、紫定、黑定三者就应该是皆以铁为呈色剂,釉色从酱红、酱至黑,色泽逐次加深的定窑产品。

▲ 图4 [北宋] 定窑褐花缠枝牡丹纹白瓷罐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张贵妃多番交通外臣,仁宗都不过是口头斥责一番,并未深究。不论是珍珠头饰,还是织金灯笼锦、定窑红瓷,均为难得而贵重的工艺美术品。张氏用度之奢华、圣眷之深厚,可见一斑。在贵妃薨逝后,仁宗哀痛不已,追册她为温成皇后,不惜财力地厚葬,“圹中皆以镂金为饰,又为锦绣、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备焚瘗者甚多。”后经臣僚谏言,才停减珠翠金玉之类〔35〕。不论生前的纵容,还是死后的厚葬,都与仁宗本人节俭的形象颇有出入。

五、“孟家蝉”缬样  

相对于这位生前盛宠、死后追封的温成皇后,哲宗的元祐孟皇后身世十分曲折。她二度被废又二度复位,并两次于国势危急之下被迫垂帘听政,还曾出家为女冠。所以在南薰殿旧藏的宋帝后画像中,只有孟皇后未穿着翟衣戴花钗冠,而是素鬓蓝衣的形象。(图5)甚至连她的被废都被认为是有先兆的,这就是风行一时的纹样“孟家蝉”:  《秀水闲居录》曰:元祐末,哲宗方择后,京师里巷作打球献戏,以一击入窠者为胜,谓之孟入。于是孟在女应入宫之选。至绍圣间,禁掖造缬,有匠者姓孟献样,两大蝴蝶相对缭以缬带,曰“孟家蝉”,民间竞服之。未几,后废处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议者皆以为识蝉者,禅也,出家之兆也。〔36〕

▲ 图5 [宋] 哲宗孟皇后半身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孟皇后的立、废,据说上天皆有表征。打球一击即中,为“孟入”,乃是立后吉兆。孟姓工匠在绍圣年间创制的“孟家蝉”纹样,因“蝉”“禅”接近,则被视为稍后孟皇后被废出家的谶语。“孟家蝉”的构成是相对的两只大蝴蝶,其间缭绕缬带。今人研究已经指出,这类双蝶对飞的形象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金属器上的合页上就有相关图像〔37〕。“宫禁造缬,孟氏献样”,可知这是为内廷专门设计的纹样,乃是属于“官样”。之后才传入民间,成为时尚热点。

夹缬是一种防染印花工艺,用两块刻成对称花纹的花版相互夹制实现局部防染,从而显出图案。目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夹缬工艺在浙南等地仍有留存。染色时,通常是将匹料对折后放入花版,所以释版之后能获得轴对称的图案,这也是“两大蝴蝶相对”的原因。所以,“孟家蝉”是一种基于工艺技术特征的图案设计。夹缬在唐代已经成熟,入宋依然流行。相对于织造,它是一种廉价高效获得图案的装饰手段。其兴盛不衰,应该还同雕版印刷的繁荣有关。宋代官私刻印图书颇繁荣,在技术上,雕造书版与花版相通。所以唐仲友在私集刊字工匠雕印诗赋文集之余,又乘势要他们雕造“印染斑缬”的数十片花版,发往自家彩帛铺充染帛使用〔38〕。

“孟家蝉”一时间引得汴京城里效仿成风,众人“竞服之”。不仅有印染的,还衍生出绘画的手法,“京师衣饰画作双蝉,目为孟家蝉”〔39〕。纹样的流行并未随着孟皇后的被废而终止,直到南宋,宫词还会歌咏它当年的风靡,“官样新装锦襭鲜,都人争服孟家蝉。”〔40〕在南宋后期的黄昇墓中,曾得到一对小银蝶,发现时它们置于存放梳妆用具的漆奁里,当为一件头饰〔41〕。蝴蝶头部相向,在翅膀的顶端用小环将两只连在一起。虽说形态生动,但是蝶的身体部分粗大,倒也同“大蝉”有几分相似。由此,或许能略为领会“孟家蝉”的意境。

其实,“孟家蝉”与孟皇后本人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世人的曲意附会让流行艺术与贵人发生关联。即给官府创制的纹样写了一个有感情温度的故事,让人给物“代言”。此类流行纹样与谶言的联系,在北宋晚期尤为突出,被统称为“服妖”。如汇集四时花卉和时令节物的“一年景”纹样,被指预示着靖康纪年不过一年光景〔42〕。内府织绫取遍地满密的桃花纹样,称“遍地桃”,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被指是后来金人南下,民众无分贵贱皆满地逃窜的先兆〔43〕。一方面是北宋晚期政局风云变幻,事态频发;另一方面是伴随经济的富裕,时尚文化活跃,艺术创造多多。两相结合,流行纹样被赋予了确定的、有针对性的“历史”“政治”含义。这才会为文人阶层津津乐道,最终由其述诸笔端,转化为文献记载。流行在前,附会在后,故而这些谶言故事每每流露出“反思”的意味。

六、结语  

在古代工艺美术生产中,官府占用美材,驱使良匠,产品精细考究,使用者的政治身份保证了其在文化上的统领地位。社会等级森严,民间制作常常以官府为楷模,在不违反礼制的前提下总是尽力效仿。总体而言,官府创造并引领时尚,民间追随传播,最终实现艺术追求趋同,形成时代流行风格和样式。后妃贵妇即是处于文化统领地位的女性,她们在器用服饰方面的一举一动极易形成表率,引出模仿攀比。宫闱闺阁时尚借女性的交游传递到社会,成为一时风潮。

如果材质高贵难得,这些宫中时尚容易助长奢靡铺张之风。特别是翠羽鹿胎之类的材料取自动物,也有违仁爱慈悲之道。所以,帝王们对后宫流行多有干预。早在宋初,太祖就教育过穿贴绣铺翠襦的永庆公主,“自今勿复为此饰。”即便一件衣服对皇室而言所费不多,但是“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寖广,实汝之由”。〔44〕这种时尚自上而下的传递,“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如鬻簪珥者动必言‘内样’”,官府设计一旦散布,极易引发追捧,蔚然成风。所以,宋代历朝帝王关于禁约“销金集翠”的政令颇多,意在以宫禁为榜样崇尚敦朴,进而实现民间的“观感而化”。孝宗将新制的皇后祎衣展示给臣僚,特别强调使用的是禁中旧有珠玉,花费颇减省,就是希望“革弊当自宫禁始”,成为戒奢宁俭典范〔45〕。张贵妃初丧之时,仁宗悲恸,墓穴营建奢华,随葬品丰富。但帝王毕竟是表率,仁宗又向来以节俭著称,所以后来再建愍贤寺坟院,供奉的张贵妃遗物就十分简朴了,“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以至于文人士子们纷纷叹服,“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恭俭之德不在此乎”〔46〕。张氏生前的种种奢靡张扬、求新求异都被渐渐粉饰掉,以成就仁宗节俭躬行的形象。

宫中妇人影响和推进潮流主要是借助自身的显赫地位,对特定样式起到展示宣传,以促成其流行。她们并不直接进行设计和制作,但偶尔会提供基本构想或详细的诉求。后妃的审美判断形成于既有的、特定的文化氛围,所以其选择仍能代表官府审美趋势,属于时代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张贵妃打造整套珍珠头饰,是基于珍珠已然风靡的背景,她的贡献是如何将这种流行发挥到新的极致。世俗生活丰富,四时节庆活动频繁,成为社交的重要部分,方才孕育应节设计的诉求,有了锦纹的灯笼主题。定窑红瓷量少难得,作为奢侈品为宫廷所用,更加推高定窑声名。至于孟家蝉纹样,不妨看作是官府设计的“内样”在传布过程中假借名人影响力的一种传播手段。宫中、贵近、民间,上层的文化品位和设计创造向下传递,等级差异虽在,但艺术追求趋同,最终一起成就了时代的潮流与风格。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