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在当下的各类辞书、论著中,论及唐代“三花马”时,多引宋人郭若虚所著《图画见闻志》卷五“三花马”所载之内容,其文云 :“唐开元、天宝之间,承平日久,世尚轻肥,三花饰马。旧有家藏韩幹画《贵戚阅马图》,中有三花马,兼曾见苏大参家有韩幹画三花御马,晏元献家张萱画《虢国出行图》中亦有三花马。三花者,剪鬃为三辨(辫——笔者注)。白乐天诗: ‘凤笺书五色,马鬣剪三花。’”即使在《辞海》《辞源》这样权威性的辞书中,也只是说将马鬃修剪成三瓣或五瓣者称为“三花”或“五花”,丝毫未涉及“三鬃”之事。如第六版彩图本《辞海》 “五花马”条解释为: “毛色斑驳的马。一说,剪马鬃为五簇,分成五个‘花纹’,叫‘五花’。”笔者近来在阅读宋代大文豪苏轼的文集时,发现了一条有关唐人对“三花马”的另外一种称呼——“三鬃马”,也即现在人们习惯了的所谓“三花马”,唐人自己也称为“三鬃马”。此后,笔者又通过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进行了检索,发现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也云 :“三鬃,指骏马鬃毛经修剪而成的三辫式样。”但由于它们都是词条性质,不仅未及展开,同时所引资料并非出自苏轼文集,而是来自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东坡一》,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将下文要论及的岑参诗歌中的“平明”写作“平时”。因此,笔者以为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之必要。本文着重谈谈“三花”“三鬃”两种称呼在时间上的关系,以及“花马”与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

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高

《苏轼全集校注》第十九册《苏轼文集校注》卷七十“书李将军三鬃马图”条云: “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起三鬃(与騣、騌、鬉同),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不知三鬃谓何?后见岑嘉州(即唐代以写边塞诗著称于世的岑参,因其曾任嘉州刺史,而被后世称为岑嘉州)诗,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从苏轼的行文来看,他最初也不知李思训《明皇摘瓜图》中的“起三鬃”为何物,在他读了岑嘉州的《卫节度赤骠歌》后,才明白了“三鬃”就是将马鬃修剪成三个凸起的花瓣状,也即人们习惯上所云的“三花马”,并进一步指出唐代御马的鬃毛都经过修剪,一般以“三鬃”为饰。由此看来,到宋代之时,连苏轼这样博学多才之人,已经不知“三鬃”所指为何了,并需要借助于唐人的诗歌才得以明白。用今天的话讲,苏轼搞明白“三鬃”之意,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可以看作是苏轼本人的研究成果。而郭若虚在其所著《图画见闻志》中却没有提及,可见他也不知道“三花马”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三鬃马”。

两相比较,笔者慨叹苏轼不愧为苏轼,他不仅多才而且多思,应验了孔子所云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郭若虚也了不起,他以白居易的诗句考证了这种将马鬃修剪成三个花瓣的马,唐人称之为“三花马”,并在其所著的《图画见闻志》中,对他所见的唐代绘画中的“三花马”进行了详细记录,其文字也成为我们现在了解唐代“三花马”的重要文献证据。从苏轼和郭若虚两位先贤的文字来看,他们对于唐代修剪马鬃的做法,均从唐诗中找到了各自的证据。现在,如果将两位先贤的所记所载结合起来看,可知“三花马”在唐代也被称为“三鬃马”。

苏轼文中所引用的岑参之《卫节度赤骠歌》为略称,其全称为《卫节度赤骠马歌》,收录于《全唐诗》卷一九九,其内容也与《苏轼文集校注》卷七十中所载略有差异,为不断章取义,将其全文录之于此,其诗云:“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请君鞲(一作鞍)出看君骑,尾长窣地如红丝。自矜诸马皆不及,却忆百金新买时。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与鬃、騌、騣同)高。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豪。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忆昨看君朝未央,鸣珂拥盖满路香。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御马盛唐呼“三鬃”,乐天诗颂马“三花”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三个当事人李思训、岑参及白居易的生平年代,进而以其生平来论述“三鬃”“三花”两种叫法的时代关系。据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及《辞海》云,李思训生于 651 年,卒于 716 年,擅画山水树石,其子李昭道亦擅山水,人称其父子二人为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李思训主要活动于唐高宗、武则天及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武卫大将军。岑参约生于公元 715 年,卒于 770年,天宝进士,曾随高仙芝到安西、武威,后又入封常清北庭幕府。 “安史之乱”后入朝任右补缺,官至嘉州刺史。岑参一生建功立业多在唐玄宗时期。从以上两人的生存年代来看,主要在盛唐时期即七世纪后半叶至八世纪后半叶前段,当时的人们也将鬃鬣修剪成花瓣状的马称为“三鬃马”。郭若虚在谈及“三花马”时,则引征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中第五首的内容,论证了唐人将鬃毛修剪成三瓣的马称之为“三花马”。白居易的这首诗收录于《全唐诗》卷四四九,其中第五首的全文为 :“何处春深好,春深学士家。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蜡炬开明火,银台赐物车。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据《辞海》云,白居易生于公元 772 年,卒于公元 846 年,主要活动于中晚唐时期,其诗歌所云的“马鬣剪三花”,似乎反映了中唐时期人们将这种把马鬃修剪成三瓣的马称为“三花马”,并因为白居易的诗歌而广为流传,而盛唐时期的人们则更多地称呼其为“三鬃马”,到了宋代连苏轼这样的大才也无法搞明白了。从上述三位当事人的生平来看,唐人对于将鬃毛修剪成三个花瓣状的马,在称呼上似乎还有一定的时代性,即盛唐时期称为“三鬃马”,中晚唐时期则称之为“三花马”,而后者因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而被后人广为引用,但岑参诗歌中的“三鬃马”则逐渐被遗忘了。

秦汉花马传万古,域外“三花”点马颈

行文至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在其《卫节度赤骠马歌》中将“三鬃”与“紫髯胡雏”放在一起,似乎意指其将马修剪成花瓣状,是卫节度的马夫“紫髯胡雏”的工作,似乎胡人对修剪马鬃为花瓣状更为熟悉,也是其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从考古发掘资料或者传世的资料来看,岑参诗中这样排列,也绝不是偶然的。

笔者曾在《李白 < 将进酒 > 诗中“五花马”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认为 :这种将马鬃修剪成花瓣的“花马”样式,一方面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如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二号铜车马的御马就为一花马,汉代的画像砖上也常见一花和二花马,但不见三花马。唐代的花马有“一花”“三花”“五花马”等,目前所知的资料为数不少,如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神道两侧立有石雕的三花马,唐乾陵陪葬墓之一的懿德太子墓也出土有三彩三花马,唐鲜于庭诲墓出土有三彩一花马和三彩三花马,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唐代的三彩三花马。在一些绘画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三花马的样子,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三花马,其三花的上部呈圆弧形。另一方面唐代的花马也受到突厥的影响,这以唐太宗昭陵浮雕的六骏为代表,六骏的颈部鬃毛均被修剪成弯刀状,与其相似的三花马在阿尔泰地区6~7世纪的突厥岩画中可以见到。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检索的结果,笔者发现在存世的波斯狩猎纹银盘内底装饰的狩猎纹中,狩猎者(主要为国王)所骑乘的马匹,也有将马鬃修剪成一瓣、三瓣、四瓣的现象,而且形状各异,有方块形、扇面形等,不一而足,它们应该就是文献中所云的“花马”。其中波斯的一瓣方块状者见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博物馆等收藏的波斯狩猎纹银盘 ;近似三瓣方块形者见于伊朗德黑兰巴斯坦博物馆藏波斯狩猎纹银盘 ;四瓣方块状者见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波斯狩猎纹银盘 ;四瓣扇面形者见于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所藏的波斯狩猎纹银盘等。由此可见,以“一花”“三花”“四花”等装饰马的颈部,也为波斯人所喜爱。这反映了唐代花马在受到传统因素和突厥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来自波斯的影响。

至此,可以认为唐代将马的颈部修剪成花瓣形的做法,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突厥和波斯的因素。如此一来,则岑参诗歌中的“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高”,将“胡雏”与“三鬃”并列,不仅显得非常自然,而且也是唐人自己对唐代花马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真实而绝妙的回答。

综合起来而言,唐代的“三花马”或者“三鬃马”,其事虽小,但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简而言之,唐代的“三花马”或者“三鬃马”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外来的因素——突厥与波斯因素,充分反映了唐王朝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时,所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并且能将其融会贯通,从而产生出崭新的样式,并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彰显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且更是当时“丝绸之路”繁荣发达的一个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