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初具规模”。持异议者认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系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并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如笔者曾经讨论过的，1949年以后，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确实自然成为史前考古学的基本任务，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至上世纪70年代，安志敏和夏鼐依据碳十四年代全面讨论各地区文化序列，时空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各位学者阐述的框架并无本质差别。苏秉琦在文中确实倡导“各地同志应立足于本地的考古工作，着力于把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关系搞清楚”;区系类型模式提出后，也确实极大促进了时空框架的建设。但是，该模式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第一次把异彩纷呈的考古学文化梳理出了头绪，而在于对已有时空框架提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读，其核心是强调各区系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认为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但此模式在摆脱了束缚“中原中心”模式深陷的“大一统”怪圈的同时，也引发一个问题：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被“庖丁解牛”之术分割为“满天星斗”的独立进程，又没有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引领和凝聚，整个中国文明起源进程是否还可以被当做一个“全牛”看待?或者说是否还存在一个可以用“中国”命名和叙述的文明化进程?苏秉琦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早在1979年4月“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及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上，他就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把中国境内的史前文化当做一个整体，以考古学研究论证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

为此，苏秉琦提出了一种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区间持续传递、发展的模式，以强调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密切联系和一体性，并将其凝练为那首著名的绝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边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具体而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陶寺文化又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

苏秉琦高度评价这一互动过程，指出“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一“直根系”具有“花”和“龙”两个文化元素，陶寺又具有“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核心地位。

这一充满诗意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提出了两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一是各地区文明进程要在一个更大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去解读;二是不同时期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此起彼伏的进程一直持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本文拟试对此进行阐发。

二

史前时代各地区文明进程要作为一个整体在广大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解读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争执之处在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否有一个“先进”核心的引领和推动。

1959年，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 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 如长江流域以及边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都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黄河流域考古学上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石兴邦也同时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 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 直接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因为, 中国自古以来,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 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这一被称作“中原中心”的模式强调黄河流域的领导作用，其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不是平等的互动，而是“先进”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引领和传播。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飞鸟胸负獠牙兽面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象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仍赋予中原地区特殊的核心地位，其所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也未着眼于平等互动，而更加关注中原对各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

1986年张光直借用美国学者葛徳伟(Joseph R.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提出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后，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此模式与“区系类型”模式同样强调各文化区的无中心引领的平等的、交叉网络式的互动，同时强调这样的互动是足以成为将各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并明确定义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以考古学方法认定“最初的中国”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初的中国”是以多元互动的视角解读中国文明形成的最佳模式，这可以视为苏秉琦倡导的区域间平等互动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以“最初的中国”的视角观察，庙底沟—红山—河曲地区—晋南这样的徘徊于苏秉琦所说的面向内陆的西部地区的文化传承，显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更复杂也更壮丽的激荡互动。

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所处的距今6000至5300年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品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在“中原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

▲ 反山M12:71“神人兽面纹”，表现萨满状态下折臂如翅、足成鸟爪与神鸟合为一体的良渚王者胸负獠牙兽面

庙底沟和红山社会的发展只是各地区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庙底沟类型彩陶虽然影响颇广，但正如笔者所述，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多种文化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可以被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完全归功于庙底沟类型的超前发展、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各地区的发展主要是苏秉琦所说的自身“裂变”的结果，而非外力的推动或引导。

各地区的复杂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权力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仪式活动中心。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丰富，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和财富的精美陶器、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和大溪文化与之相似。庙底沟类型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模大，但随葬品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这样的差异性是各地区独立发展的有力证据。庙底沟社会尤其独树一帜，各地区明显并未接受其发展方式，红山社会的强烈宗教倾向尤其与之格格不入，虽然红山彩陶具有与庙底沟近似的时代风尚，但很难因此推测庙底沟的社会发展模式对红山独特的社会复杂化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各地区同步发展同时，区域间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和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和“最初的中国”形成的更重要的推动力。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碰撞”只是此范围广大的交流网的局部火花。

▲ 两城镇采集玉锛线刻鸟负兽面图像

与“花与龙的结合”这样的诗意描述相比，红山文化与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更坚实的证据。归纳起来，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石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枭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回首玉鸟。在与宗教观念相关的玉器中，玉人头戴矮冠、双手回放在颌下、腰束窄带、双膝微曲这些细节都酷似，玉筒形器在斜口、象征龟腹甲的一面较平整、象征龟背的一面凸起等细节上也相似。龟、鸟、猪等虽然表现方式有差别，但蕴含着相似的内涵。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也是各地普遍出现的复杂社会中最具宗教倾向者，明显具有更多相似性。因此，红山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辽西地区自身发展产生的“裂变”，是本地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外来因素方面则更多是得益于与凌家滩社会的交流，与庙底沟类型的“碰撞”可能只是起了次要的作用。

三

约距今5300年至5000之间，中国史前时代进入动荡整合期。

强大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地区遗址大量减少，庙底沟人群向北迁移直至河套地区，形成海生不浪等地方文化;庙底沟人群向西则越过陇山，进入此前人口稀少的黄河上游的洮河和湟水流域，直达河西走廊的东部，形成以绚丽彩陶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人群还通过甘南进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对该地区的后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衰落，遗址数量急剧减少，宗教中心牛河梁被废弃，发生了向西直达河套地区的人群移动。

▲ 谭家岭W9后石家河文化獠牙神面

庙底沟和红山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人群移动，促成了整个中国二级阶地黄土地带直至川西北的大范围文化互动，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发展，扩大了“最初的中国”的地理和文化范围。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更是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位居东南的一级阶地地区，各地区文化持续发展。大汶口文化进入其中期，大型墓葬显示社会复杂化继续发展。大汶口文化人群的“西进”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考古发现显示，大汶口文化因素已经直达洛阳盆地，出现在河南偃师地区;西南方向的皖北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出现安徽尉迟寺遗址等核心聚落。颖水中上游为大汶口人群集中地区，故该地区和伊、洛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被命名为“颖水类型”，南阳盆地和鄂北地区也可以见到大汶口文化因素，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随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势力的解体，在此西进浪潮的影响下，河南东部地区迅速“东方化”，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重心向东迁移，在汉水中游形成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址群。湖北城河遗址的最新发现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显示了该文化的高度发展。屈家岭文化的“北进”同样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屈家岭文化因素进入南阳盆地、鄂北，其影响力直达晋陕豫交界地区和关中地区。

▲ 石峁遗址皇城台石雕

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整合了凌家滩遗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宗教资源，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该文化的核心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内，发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城址，内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为高等级建筑区。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中，发现随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和漆木器的高等级墓葬，这些器物上有反映复杂宗教观念的神人兽面等精细刻画的图像和复杂的符号。茅山遗址发现大面积稻田遗存，反映了水稻农业的高度发展。此外，发现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米千米以上。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有上海福泉山和江苏寺墩等次级中心和大量中小型聚落，形成清晰的聚落等级。在此广大范围内，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即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庙底沟类型人群的北上确实可能“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红山文化及其后的小河沿文化或雪山一期文化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文化也有相似因素，但由目前的资料看，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套地区虽然有庙子沟那样的大型遗址，准格尔旗黄河南流地区和大青山南麓东流黄河北岸都发现有聚落群和大型石构建筑，但并无超过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的明确考古证据。

真正接过红山文化“文明火炬”的应该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继承关系已多有学者论及。凌家滩社会在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化兴起之时突然衰落，其所在地区良渚文化时期成为几乎没有遗址的空白地带。而良渚遗址群所在区域在崧泽文化时期并无高等级聚落，当时的文化中心在太湖东部。良渚文化最具创意的玉器琮与凌家滩玉版的密切关系，良渚文化神人和凌家滩玉人冠帽和面型的相似、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葬俗等也都显示与凌家滩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样的此起彼伏应该不是巧合，提示了凌家滩人群向良渚遗址群地区的移动可能是促成其快速成为强大中心的重要原因。调查表明，从芜湖到宣城、湖州一线分布着众多崧泽文化晚期遗址，凌家滩经太湖南部到余杭的通道畅行无阻。

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的社会集团的先例是红山文化开创的。考虑到凌家滩和红山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红山文化的社会实践对良渚的早期国家构建、尤其是对大范围社会组织的凝聚和控制产生了示范作用。但良渚社会的领袖们并没有照搬红山模式，完全依赖宗教权力，建立与世俗隔绝的宗教圣地，而是延续凌家滩宗教和世俗并重的传统，得以兼顾崧泽文化的世俗传统，成功完成超越前人的建立早期国家的宏大政治实践。

直接将红山文化的“燕山龙”传统发扬光大的应该是良渚文化的“琮璜璧钺”。

四

上述河曲地区形成的新文化因素确实如苏秉琦所说“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但陶寺复杂社会形成和发展主要是良渚社会衰落后引发的社会变革浪潮的结果，更多得益于与海岱和河南诸城林立的龙山文化的交流。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社会的崩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启了其后约500年的中国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序。良渚衰落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良渚风格衍生的玉器广泛流行。除了琮和璧的扩散外，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和发展更加引人注目。

在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日照两城镇采集玉圭和台北故宫藏玉圭上均有以此为主题的刻画图像。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墓葬M202:2透雕簪顶饰顶为“介”字冠和其下简化的双翼，表现抽象的飞鸟，主体为旋目兽面，良渚风格浓厚。

在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有类似的透雕玉器，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和钟祥六合遗址均有发现。神兽的拟人化在后家河文化中也备受重视。肖家屋脊瓮棺W6出土的W6:32非常典型，头戴三角形冠，似为“介”字冠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臣”字目，目两侧有飞翼向后上方展开，蒜头鼻，双耳佩环，口中吐出四颗獠牙。

在西北地区，近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地点，发现大量石刻，也表现出对神兽拟人化的重视，在一石柱的两面雕刻了两个神兽拟人头像。此外，皇城台附近还出土大量陶鹰，是对神鸟的表现。

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有力证明良渚早期国家解体后，并非如同一个误入过分崇尚宗教迷途的失败者黯然退出“最初的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是对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陶寺早期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早有学者讨论过陶寺社会复杂化与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影响的关系。山东临淄焦家遗址墓葬中，可见陶寺墓葬流行的玉钺钻孔内填入钻芯这样的玉器制作和使用细节以及毁墓等特殊葬俗的滥觞。西朱封和尹家城等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与陶寺大型墓葬更是有很多相似性。两地的丧葬仪式均以宴饮为中心，随葬饮食器具和猪等，这是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形成的传统。两地同样随葬石钺、弓矢等武器，这也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传统。两地重要的相同因素还包括鼍鼓和绿松石镶嵌手镯等。

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大口罐和灶等习俗方面继承了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传统，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这样的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以表达身份的“领导策略”应该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由是观之，社会复杂化程度和遗址及墓葬规模在当时无出其右的陶寺早期国家的形成确实要用苏秉琦提出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才能解读，但陶寺接过的火炬并非来自庙底沟类型传统和“大青山下斝与瓮”，而是来自前辈榜样良渚文化和同时期诸城林立的海岱龙山文化。

苏秉琦首倡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以及“火炬接力”式的文明因素传承演变是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壮阔历程的两个基点。认为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离不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启发”的中心引领观点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西风东渐”形势下的“断裂”式横空出世的观点都偏离了这两个基点，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形成的实际。本文的讨论不会使这两个基点发生丝毫动摇，而只是强调应该坚持在整个“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观察这样的互动和传承。中国文明的“直根系”并不只生长于“面向内陆的西北地区”，也生长在“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华山玫瑰燕山龙”碰撞的同时，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还发生着更广泛的交流互动，“良渚琮璧海岱城”才是催生“汾河岸旁磬和鼓”的更主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