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北金羊镇发现的雷台墓，是建国以来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该墓基本保存完好，其墓葬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和制作之精，为甘肃省古代墓葬发掘之罕见。除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在内的99件铜车马出行队列外，墓中还出土有一件铜樽，制作精美，器形考究，为研究汉晋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较为直观的研究资料。本文试对这件铜樽的纹饰、装饰工艺、所反映的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分析，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铜樽的纹饰及相关情况介绍

铜樽樽体盆形，折沿，有盖，平底，下附三蹄形足。器身两侧饰有一对对称的铺首衔环，其中一环已失。盖部隆起，盖顶部正中有钮，内有一提环。通高14厘米、口径23.8厘米。

全器制作规整，内外鎏金，器盖及器物内外装饰有繁褥而华美的错银云纹与神兽纹。盖顶中部提环以饰有四神的四叶柿蒂纹作为烘托，周边一圈云纹;腹部纹饰间有弦纹，将腹部纹饰分为上下两栏，栏内分别刻画出多种云纹图案。在腹下部与盖一周云纹上可见多处嫁接有植物蓓蕾的纹饰，云纹间还穿插有形象怪异的奇禽异兽。器物上一部分纹样采用錾刻，其线条细密流畅，錾刻精湛娴熟，内中的各种动植物刻画得更是细致入微，使得整个纹饰画面显得精细富丽、灵动而飘逸。

另在樽盖内部、樽内底部还各装饰有一盘龙。樽内底部盘龙纹饰图案较为清晰。其纹饰是在一圈三角纹内，饰一蟠曲的盘龙，盘龙錾刻细密，龙首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额顶有角，驱下有足，龙身满饰麟纹，尾部弯曲与龙首相接，显得狰狞而不失威严(图一)。

樽上弦纹、柿蒂纹及兽面铺首皆为模铸。除在器壁内外鎏金、大量精美纹饰采用错银外，在腹部对称的兽面铺首上还采用了镶嵌工艺，嵌有红绿宝石多颗。这样，鎏金后樽体的金色、繁复灵动的银色错银云气纹饰，两侧衔环铺首上瑰丽夺目的红绿宝石相互映衬，显得这件铜樽格外的光彩夺目，而装饰在盖内及樽内底部两组盘龙主纹，则更增加了这件铜樽的华丽与高贵。出土时，器腹下部遗留有使用过的磨损痕迹，应为墓主生前豪华的生活用器。

樽，为盛酒器，其始于战国，盛行于汉晋，流传至中唐。在汉晋时期，樽是最主要的盛酒器，是古代筵席中的重要酒具，为上流社会所常见。当时，酒一般是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入樽中，再用勺酌入耳杯奉客。从出土地域看，北至辽宁南至福建西至甘肃东至山东，说明它的流行地区很广。由于酒樽高雅，也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句中，汉乐府《陇西行》中有“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诗仙”李白喜酒，曾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等诗句。

古代的樽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河北邯郸市南郊张庄桥的“蜀西工”造铜樽以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蜀郡西工造附承盘的东汉鎏金铜樽等都为国内古代铜樽之精品。但从器型看，这些存世的精美的铜樽多以筒形为多，盆形铜樽中装饰的有如雷台墓中这件铜樽般精美的较为少见，因此，它的出土是研究汉晋酒器铸造、鎏金错银等工艺以及美术史的珍贵资料。

雷台墓发现以后，该墓时代最初被判定在东汉晚期(186—219年)。但以后研究者屡有争议，故现有汉魏、西晋或前凉等说，因此，可暂将这件铜樽视做汉晋时期的遗物。

该樽于1969年出土后，即被调往甘肃省博物馆保存。

二、从纹饰内容看汉晋时期的羽化升仙思想

樽上装饰有大量的云纹，尤其是在樽的内壁也满饰有繁褥富丽的错银云纹，仿佛樽内就是一个云的世界。从构图看，这些装饰在铜樽上的云纹形状皆以抽象的S形或波浪形为主，然后在这两种形态的框架结构下，大部分的云纹还直接被嫁接上了具有云头特征的植物蓓蕾状“凸起”，这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以植物嫁接云纹的样式。

云纹，是汉代最具浪漫主义与艺术气质的祥瑞纹饰，除了代表昌盛、长久、吉祥的寓意外，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云纹还被认为是仙界的象征。铜樽上这些经过嫁接的云纹既似云气又似绵长的树藤上长出的蓓蕾和新芽，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樽盖与腹下部的这种植物嫁接云纹间还穿插有多个奇禽异兽，形象可辨的有仙鹤、水鸟、应龙、飞雁、展翅异兽、独角兽等，另有多个不明涵义的怪兽，其面貌诡异、形象奇特。它们或腾跃、或驻足、或回首，与灵动而富于变幻的云纹构成了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仙境世界，这是汉晋时期人们对于仙境的一种具体想象，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以及高超的艺术创作力(图二)。

▲ 铜樽纹饰(采自《考古学报》1974年2期《雷台汉墓》)

源于战国时期的羽化升仙、祥瑞等思想也影响到了汉代以及以后的魏晋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用具、墓葬以及随葬器上都可见这种反映当时人们企望长生不死、羽化升仙思想的祥瑞图案。这件铜樽上之所以装饰大量的云纹，可能就与这种升仙思想有关。而出现在云纹中的狰狞的应龙、飞翔的仙鹤、伫立回首的独角兽等除了具有不同的祥瑞含义外，它们更是被赋予了沟通天地、引导人们升仙的媒介作用，表达着当时人们向往仙界，祈望成仙，希望永世不老的美好愿望。

三、从装饰工艺看汉晋时期的青铜制作

这件铜樽使用了鎏金、错银及镶嵌三种工艺。错银，被认为是受到镶嵌工艺的启发而萌生的，制作时，首先在器物的表面铸出或者錾刻出凹花纹，然后用银丝或银片嵌入，再用错石将器表打磨光滑。这种工艺，是利用两种不同金属的色泽对比，以增加器物的装饰美。

三种工艺中以鎏金的工艺难度最大。鎏金，是我国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工艺，亦称大镀金，是将水银和黄金的混合物“金泥”，涂抹于铜器表面，然后去除水银，使器表镀上一层金的工艺。这种工艺，看似简单，但据研究，其操作技术难度较大，尤其是其中的涂金泥和蒸发水银两个工序，操作技术很难掌握。涂金泥时，铜器上的金泥一定要涂抹均匀，否则鎏金的颜色便深浅不一;而蒸发水银时必须掌握火烤的温度，高则烤黑，低则蒸发不掉水银。因此，一件上乘的鎏金器物也是极其难得的。而雷台墓出土的这件铜樽，却将铸模、錾刻、鎏金、错银、镶嵌等青铜工艺完美地集中于一器之上，充分反映出了汉晋时期青铜装饰技艺的高超水平(图三)。

▲ 铜樽樽身及内底纹饰(采自《考古学报》1974年2期《雷台汉墓》)

由于鎏金器极为华美，在两汉时期多见于帝王、诸侯等贵族所使用的器物上。出土于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的鎏金骑兽博山炉、陕西兴平茂陵附近无名墓出土的鎏金竹节熏炉、鎏金铜马等都为汉代鎏金工艺的精品之作。进入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鎏金器出土渐少。但出土于河南安阳孝民屯的成套的鎏金铜马具、辽宁北票北燕车骑大将军冯素弗墓出土的一组鎏金铜酒具等，表现出在十六国时期铜器制作工艺上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也反映出了在这一时期的北方仍沿袭着汉代在高等级阶层使用鎏金铜器的习俗。雷台墓墓主推测为一位曾担任过“张掖长”、“左骑千人”官职的张姓将军，而从该墓几次盗扰后大量精美的铜车马、错金铁镜、琥珀珠、高达近1.5米的青铜连枝灯等无不反映着墓主作为汉晋时期武威官吏时其身份的高贵、生活的奢华。

目前，雷台墓的时代仍存争议，但无论作为东汉亦或魏晋时期的遗物，这件铜樽上精美的云兽纹饰、炫丽夺目的金银工艺的运用，都使其不失为一件精美绝伦的古代青铜艺术珍品。它是我国古代青铜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经典之作，这也使它成为雷台墓出土青铜器中又一件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