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匾额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萧何题写的“苍龙”“白虎”两匾额。在古代，匾额曾广泛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明代书法家费瀛在《大书长语》中曾这样形容：“堂不设匾，犹人无面目然”，说明匾不仅是建筑的重要附件，甚至可以说是建筑的亮点和门面。匾额虽小，却是一门综合艺术，书法、文学、绘画、木雕、篆刻、漆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匾额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此外，匾额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成为褒奖、记录古代善人善行的重要载体。与其他种类匾额相比，慈善相关匾额在书法、雕刻等艺术价值方面并无二致，但其所蕴含的史s料价值则值得关注和挖掘。

▲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部分匾额

弥补正史不足

目前，国内学者对慈善史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宏大叙事，如以某一历史时段或地区为考察对象，探究一定区域内慈善事业的特点。无论是哪一种考察方式，其关注对象往往是政府颁布的慈善法令、历史名人的慈善活动和重要慈善机构的存续情况，以此呈现一时一地的慈善事业概况。至于普通民众的慈善活动，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和零散较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历史上这些凡人善举曾经广泛而真实的存在，他们在乡里矜孤恤寡、修桥铺路、捐资兴学、扶危济困，其慈善行为不仅备受乡里称道，还得到官府的肯定和鼓励。这些慈善人物和事迹在正史中却难寻踪迹，即便是地方志中也多有疏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 中华慈善博物馆匾额展示区域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二级文物“急公慕义”匾，上款文字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盐课/程祖洛/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魏元烺，下款是：道光岁次乙未科腊月吉旦/给永邑儒士/郑汝器立。兵部尚书类似于现在的国防部长，都察院为最高法纪监督机关，题匾人相当于“副国级”和“省部级”官员，民间能够获得如此高规格褒奖的人物应属凤毛麟角，其对地方应有非常突出的贡献。然而，受匾之人郑汝器在史籍中基本没有记载，甚至在《永泰县志》的“人物”一栏也没有介绍。目前在县志中仅能查询到“郑汝器厝”，其位于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屋梁上悬挂着福建巡抚魏元烺为郑汝器中进士题的匾额。按照县志介绍，郑汝器具有进士身份，方志中又有地方进士介绍版块，但却没有其生平事迹记载。通过这块匾额可以确定，道光乙未年(1835)郑汝器还是永泰县一位乡绅，没有官员身份，但应当拥有雄厚的资产，并于该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私家住宅“郑汝器厝”。此外，他热心参与地方的公益事业，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么，郑汝器到底有什么具体活动而受到如此褒奖?从郑汝器入手，难以查询到更多信息。所幸此块匾额的题匾人为封疆大吏，生平事迹在史籍中有相关记载，从题匾人入手可以对受匾人的事迹进行了解和推测。据《清史稿》对程祖洛的记载，他曾在1835年以闽浙总督的身份，上疏陈述福建沿海军事形势，建议以漳州之南澳、铜山为籓篱，泉之厦门、金门为门户，兴化之海坛为右翼，闽安为省会咽喉，福宁之铜山为后户，加强海防。同时，他挑选地形最险要的四十四处，组织官民捐资修筑寨城炮台。1835年，程祖洛向民众募款修筑炮台。1835年永邑儒士郑汝器获程祖洛等赠立“急公慕义”匾额，应该不是一个巧合。从题匾时间、题匾内容和人物身份等方面，可以推测，郑汝器为道光年间福建省永泰县一介乡绅，他积极响应国家募款修筑炮台的倡议，捐助巨资巩固海防，保家卫国，因而得到了政府的褒奖。在此，匾额作为一种真实而宝贵的史料，弥补了史籍方志记载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

记录和佐证重要慈善事件

匾额中心文字虽简约凝练，但其上下款文字、匾序、跋文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信息。不少慈善相关匾额与慈善事件紧密相连，成为重要慈善事件的记录和佐证。

1920年秋，华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五省出现持续亢旱，同时蝗、雹、水、疫诸灾并发，交相迭乘，发生自“丁戊奇荒”以来最严重的大灾荒。灾荒发生后，北京政府筹议成立由内务、财政、农林等部合组的赈灾委员会，负责赈灾及善后事宜。后又设立赈务处，总揽赈灾行政事务，并通过发行义赈奖券、赈灾公债，实行赈灾借款等形式筹集善款赈济灾民。除政府救济外，民间社会也广泛行动起来，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涌现出多个专事灾赈的慈善救济组织，如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等。

目前，关于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的慈善救援研究多偏向于国际救助以及国内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救援活动。事实上，当时包括受灾区域在内的许多地方的百姓也积极响应政府救灾倡议，出资出力投入赈济救灾活动中。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的民国十年(1921)的“扶危济困”匾即为民间参与此次灾害救济的真实记录和重要佐证。此块匾额上款为：山西全省赈务处为五等义赈奖章解县办赈出力绅士王临沣立。王临沣何许人目前难以考证，但面对罕见的灾荒，当时肯定有无数个像王临沣这样的民间人士倾囊倒箧，解民于倒悬。在此，王临沣不仅代表具象的个人，更代表了一个群体，成为民间力量参与慈善救援活动的真实佐证。

此外，匾额也与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印证。民国时期，江西会昌县有位张裕成老先生，他年少时生活困窘，父母相继离世，后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积累了一些家财，于是以自己祖辈和父辈的名义在地方上捐建学校，并倾力相助当地修桥补路、排难解纷。乡里人纷纷感念他的恩德，赠送了一块“孝友家声”匾。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匾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此时正值日军全面侵华，张家居然还能够商业发达、大兴善举，颇为少见。事实上，在抗战期间，江西有27个县没有沦陷，会昌即为其中之一。此外，抗战期间，曾有不少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难民涌入会昌避难，这块匾反映了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未被日寇占领地区的人们，用善行义举守护一方安宁。

普通民众慈善理念的真实呈现

慈善本质上是一种利他行为，需要一定思想和价值观的引领支撑。虽然关于传统慈善思想的研究已相当充分，譬如儒家的仁爱、道教的积德、佛教的慈悲和果报等，但关于民间慈善理念的研究却不够充分和深入。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大传统”代表的是精英、经典、官方的态度;“小传统”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和信仰。在中国，大传统就是士大夫提倡的儒佛道和官方主导的价值观，而小传统就是在主流价值之外的底层观念。

慈善相关匾额中的受匾人多为一乡善士，赠匾人则为同乡村民，其中就有许多“小传统”的真实呈现。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乐善不倦”匾，赠匾人为文溪村的全体村民，受匾人是刘启周老先生。据匾序记载，刘老先生秉性慈祥，乐善好施，曾慷慨出资修筑堤埂、抵御水患、迁移灾民，凡是有益于当地村民的事情，他都尽力去做，深受乡民敬仰。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为人诚朴，颇有才学。当地村民认为，刘老先生行善不倦，造福子孙，堪为楷模。正如此匾序言所述：“天下惟善人之行善不倦，亦惟善人之食报无穷”，善有善报的理念成为民间褒扬善人、劝人向善的重要手段。根据诸多慈善相关匾额中所记载的民间真实事例，民间将善报总体上分为寿、嗣、名、利四种类型，即行善对人的寿命、子嗣、声望、利益带来直接影响。

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说，“今后史学研究范围扩大，不能再蹈前人之粗阔愚疏。不唯器物图画、碎陶片瓦可备史料之用，即诞言村语，亦未尝不可采录。”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器物”，也是记载普通民众俚语村言的重要载体，亦可成为慈善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