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转变和过渡时期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热点。尽管自戈登.柴尔德50年代初提出“新石器革命”的概念以来，学界对这个时期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并不缺乏认识，但对这个“革命”在中国境内的实际内容和自身特点却知之甚少。这一方面与资料的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固有认识对思想的局限有关。正因此，近年我国所涌现的许多新发现和新资料就不仅为重新审视过去的认识和模式带来了机遇，也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这里，笔者将就有关问题谈谈初步看法，不成熟，望批评指正。

一、开阔的“平原”是中国新旧转变过程的主要历史舞台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貌类型，平原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决不只是在人类出现农业之后才首次凸显出来的。事实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以及对自然食物资源的全面依赖，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早就懂得了平等而广泛地去适应和利用各种自然环境的道理，其中除洞穴、岗地以外，当然还应包括河谷阶地与平原。可以说，这是当时唯一切实可行的生存战略。不过，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用会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甚至造就不同地区人类历史不同特点的发展模式。平原，尤其是那些气候相宜的平原，无不以其开阔平坦的地势，丰富的渔猎和采集资源，松软肥沃的土壤，为早期人类群体的安居、繁衍和扩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还为以后加速人类生产性经济的规模发展和大型聚落及复杂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更多的可能。

对此，湖南西北域澧阳平原的发现就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①、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平原中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从未间断过。

②、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平原中的遗址数量就表明它已成为那个地区人类聚居的中心。

③、如果与国内一些出自封闭性的山间盆地和石灰岩洞穴地区的同期遗存比较，澧阳平原距今8千年彭头山文化数万平方米的围壕聚落，以及数以万计的稻谷稻米表明，那里无论农业、聚落，以及社会组织程度都有超凡脱俗的发展速度。

④、距今6千多年的城头山古城除再度证实那种发展速度的存在以外，还进一步表明正是那种速度又推动着这块平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沐浴文明的曙光。

显然，在探索中国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基本规律与特点时，对平原地区独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务必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

最近，国内新发现的早期遗存纷纷表明，将磨制石器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有可能使它不堪重负。

距今万年以前的道县玉蟾岩已见陶器，却没有磨制石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上层，也是有了陶器，而“磨制石器”却仅局部“磨光”。另外，即使距今8千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生产工具也仍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甚至还不如磨制装饰品多(92年发掘)。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亦有类似现象。这似乎表明：

第一，磨制石器出现的时间在中国极可能晚于陶器;

第二，虽然部分距今万年以前的地点已见局部磨光石器，但无论数量、种类、以及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距今8千年前后都未见明显改变，而陶器自出现后的地位与作用则一直位居前列。这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技术革命;还因为有了它，人类以往的炊煮和饮食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随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并使小粒的植物果实开始得到了真正有意义的利用;甚至还由于它的可塑性，给人类强化精神生活展示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绝佳的手段。有鉴于此，如果并不是简单地拘泥非要以一种生产工具为首要标志，而是重视技术革命，重视某些技术革命对人类实际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那麽以陶器作为那个新时代的开端或许与中国特色更加吻合。

当然，这里还涉及那个时代是否需要重新命名的问题。

如果要，那中国“青铜时代”的命名及它不重“工具”而重技术和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先例，实际早已为此提供了借鉴。

如果不要，那最好就将磨制石器开始兴盛以前的遗存都归属在“过渡期”内。否则，既难以避开重新命名的问题，又难以避开因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磨制石器与陶器，甚至与定居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各种时间差矛盾。

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方案，最终的目的都应该是能如实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

三、关于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历史地位

长时间来人们总觉得没有农业就没有新石器时代。是农业驱使人们从山区走向平原，又是农业使人们学会了定居并形成了聚落。似乎农业是人类告别旧石器迎来新石器的经济杆杠和动力。然而，这些认识与新的发现日显不和。

第一、农业的起源不等于农业。有证据显示，农业只是距今1万年前后对栽培作物强化规模经营的结果，而在此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其中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只是处于起源与规模经营的初步阶段。

第二、虽然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已有相当发展，但要令人信服地说明农业已成为当时人类食物稳定而主要的来源则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和证据。以前曾有人据河北磁山遗址的灰坑推算，距今7千年前后那里的农业有过10万余斤的存粮;而浙江河姆渡因整个第4文化层都由稻壳稻叶堆积而成，故粮食产量也十分惊人。但是，这些研究现在都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

总之，近年的发现与研究表明采集和渔猎在原始经济中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评估，尤其是在平原中的更应如此。

①、采集和渔猎是平原地区原始经济长期的基本特点。这是当地自然资源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也符合近来考古发现的实际。湘北澧阳平原距今7千年以前的澧县八十遗址，浙江宁绍平原距今近7千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都曾发现过大量的可食用的菱角、莲藕、芡实等水生植物，如果将它们折成食物量当不亚于稻谷。

②、由于采集、渔猎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应该是一个前者规模由大到小，并逐渐让位于后者的过程。因此，推动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经济基础就应该是采集和渔猎;人类定居生活的出现与发展也应该是在相应的自然资源的条件下，首先受到强化的规模性的采集与渔猎的全力支持。对此，考古发现并不缺乏由采集和渔猎所支持的聚落的实例，如广西南宁顶狮山。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农业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为基本前提的。

四、关于中国新旧石器过渡的多样性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地的文化也因此异彩纷呈。据已有线索，中国新旧石器的过渡不仅遵循着那种文化的多样性原则，而且目前还可大致勾画出三个有代表性的基本区划。

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这里陶器的发端样式为尖环底器，厚胎，厚底，泥片分层贴塑，夹大颗粒石英砂，内外皆拍印条纹。距今7千年以前，这里是中国圜底器最流行的区域，厚胎厚底依旧，多夹碳，绳纹，并以贴塑工艺为主。

石器长期以大型打制为主，细小打制燧石器普遍，磨制石器距今7千年以后才真正有较大量的出现。

栽培作物的起源以水稻为代表，但不是唯一的，可能还包括芋薯和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

Ⅱ、燕山南北(华北北部及辽东)地区

这里陶器的发端样式可能是筒形器，直壁、平底、厚胎，夹砂，器表素面平整。距今约7年前后，这里是中国筒形器、“之”字形篦点压印纹最流行的地区，并以泥圈套接法工艺见长。

在石器中，最有特点的是拥有数量较多的制作较规范的大型打制与凿制器具，以及发达的细石器工艺，磨制石器大量出现的时间也较晚。

栽培作物的起源品种可能包括粟、黍。

Ⅲ、黄河中下游地区

这个区似乎是在兼容了前二个区特点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明显的自身特点。

虽然距今1万年以前的陶器样式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距今7千年以前的遗存显示这里最早陶器的基本样式很可能也是圜底器，后来才成为中国圜底三足器的发源地和最早的发达区域。与此同时，这里也拥有与燕山南北类似的凿制石器和细石器传统，但早期磨制石器的发达程度则超过其它二者。至于栽培作物，应与粟有源，可也不排除稻、粟混作。

当然，以上的分区仅只是一种很肤浅的观察，也不全面，只是那些迹象确实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

最后，期待今后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来修正、补充和深化这里所有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