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一位考古界的朋友谈到古器物的定名，他说：用古文献中的名称来为今天我们考古发现中的器物定名，实在太难了。比如碗，你说它和杯、盏怎么区别?还有饭碗、茶碗、酒碗，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并非不可尝试，虽然不能做得精确。而这种区分，古人本来也不是很严格。

近世使用的“碗”字，古写作“盌”或“椀”。《玉篇·皿部》：“盌，亦作椀。”盌或椀，均与盂互训，或曰它是小盂。

▲ 彩绘漆碗，扬州市邗江胡场西汉墓出土

盌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说文》。《说文·皿部》：“盌，小盂也。”《方言》卷5：“盂，宋、楚、魏之间或谓之盌。”《急就篇》颜师古注：“盌，似盂而深长。”又《广雅·释器》：“椀，盂也。”《玉篇·木部》：“椀，小盂也。”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有从考古发现中撷取的“盌”的图像，并云“无耳的圆形小饮器，腹有收分，器壁有弧度，且有矮圈足，则应称为盌”;“云梦大坟头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木方上所记之‘金小盂一’，实物的器形正与盌相似。但有些盌器腹稍深，与盂形已略有差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61页)。

汉代漆碗的例子，可以举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一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碗高7厘米，口径15厘米，外腹黑地朱绘的几何纹样或是仿自当日流行的绮纹，碗内心在朱地上用黑漆细勾首尾相衔的三只朱雀(采自《汉广陵国漆器》，图三八，文物出版社，2004)。又安徽巢湖放王岗西汉墓发现滑石碗十七件，出土时为三五成组放置于漆案，由此可以见出碗在进食之时的使用情况(采自《巢湖汉墓》，彩版三八：3，文物出版社，2007)。石碗的尺寸，比前面举出的漆碗之例略小。湖北武昌马坊山二三号墓出土一件南朝青瓷莲花纹碗，高8.3厘米，口径13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图二二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大致可以作为南北朝时代碗的主要样式之一。

▲ 南朝青釉莲瓣纹瓷碗，瓯海市博物馆藏

两汉时代的盌与盂，俱为食器之属。直到唐代也依然如此。只是这时候碗和盂的区别已经比较明确，即盂通常是指下无圈足的平底碗。《汉书》卷65《东方朔传》“置守宫盂下”，颜师古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谓盋盂也。”这里的“今”，自然是唐。“盋盂”即钵盂，系敛口平底之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00“铜盂”条：“《方言》：无足椀谓之盂。”又卷89“盂盛酪”条：“《方言》：盌谓之盂。椀之大而无足者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自铭“金钵盂”者，正是平底无足之器。自唐以后，碗与盂一般就不再混称了。

▲ 唐迎真身素面金钵盂，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碗就用途来说，也还有不少分别，如菜碗、饭碗。唐代则有了酒碗、茶碗，而用途不同，碗的式样也便略有不同。

菜碗和饭碗的区分，自来不是很明确，唯就尺寸来说，大约后者要小一些。《北齐书》卷42《卢叔武传》云叔武留饭魏收，“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世说新语·德行》曰：“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盌盘，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噉之。”上海博物馆藏一副南朝青瓷“五盅盘”(采自《中国陶瓷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图二一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所谓“盅”，应即当日的盌。顾恺之《列女图》(南宋摹本)“卫灵公”之幅所绘便是此类“盌盘”的使用情景。而“五盌”乃平常之数，奢者自然不止于此。只是此副器具尺寸很小，当是用于随葬的明器。

▲ 南朝青瓷五盅盘，南昌市博物馆藏

▲ 《列女仁智图》南宋摹本(局部)

作为酒器的碗，与酒盏相比尺寸要大一些。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名称的使用会很灵活。至于酒碗与茶碗的区别，虽然看来并非十分鲜明，但细审其中的典型样式仍可见出二者的不同。以长沙窑为例，比较出土的“岳麓寺荼(茶)埦(碗)”与“美酒”碗、“国士饮”碗(《长沙窑》图版二五七，紫禁城出版社，1996，155页)、“官酒”碗(《长沙窑·二》，图一八一，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可见茶碗为圆口，斜直壁，酒碗则四出花口，腹壁及近口沿处有弧曲。虽然也有自名“茶埦”、“茶盏子”的两例，其腹壁微弧(《长沙窑·一》，图一七七、一七八，58页)，不过向着底心的收分与酒碗相比仍可见区别，两件均为圆口。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瑠璃茶椀柘子一副”，“柘(托)子”所承之“茶椀”亦为斜直壁(采自《法门寺文物图饰》，文物出版社，2009，299页)。“瑠璃茶椀柘子”，原是同出之《衣物账》中列举的名称。以此自铭用途的碗式作为参考审视唐代金银器，大致可以析出其中的酒碗之属。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银金花鸿雁纹四曲碗，又“宣徽酒坊宇字号”款银金花鸿雁纹碗，便是晚唐金银酒碗的两种主要样式。前者高7.1厘米，口径18.6厘米;后者高5.1厘米，口径14.7厘米(采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金银器》，图二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王定保《唐摭言》卷15记唐文宗赐酒王源中，酒椀置于两盘，“每盘贮十馀椀，每椀容一升许，宣令并椀赐之。源中饮之无馀，略无醉态”。金银酒碗容酒一升左右，大约是这时候的常量。

▲ 长沙窑出土“岳麓寺荼碗”题记碗

▲ 唐素面淡黄色带托琉璃茶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

▲ 唐鎏金鸿雁纹四曲银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 唐“宣徽酒坊”款鸿雁纹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以前，碗为漆木器、陶瓷器，金银制作者并不多见。不过唐代金银制作的碗多是出自官方。它的使用者，或则皇室贵胄，或则权要显宦，也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至于宋元，金银器、主要是银器的使用方普及到市民社会，都市繁华街巷的酒楼歌馆于是各类银食器齐备，《梦粱录》卷16“酒肆”一节称“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暗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更有碗头店一二处，亦有银台碗沽卖”。考古发现的情况也正与此一致。只是金银器皿中仍以酒器为多，相比之下，金银制作的饭碗就很少了。而这时候又出现了漆木碗与金银的结合，如江苏张家港市杨舍镇戴港村宋墓出土的剔犀银里碗。

碗高6.8厘米，口径13.8厘米，同墓出土为一对，墓主人卒于北宋大观元年(采自《中国漆器全集·三国至元》，图一一九，福建美术出版社，1998)。这种做法也为明代所沿用，如北京定陵出土形制相同、大小稍异的四件，其中一件通高10.5厘米，口径18.9厘米，重330克，木足外所嵌金底铭曰“大明万历庚申年银作局制金厢花梨木碗一个，托全”(《定陵出土文物图典》，图二七，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然而这一类器皿在工艺上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以金银彰显豪华而已。其实碗之美观实用者，仍应推为瓷器，尤其是两宋时代的白瓷和青瓷(采自《宋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页)。

▲ 北宋剔犀银里碗，江苏省张家港市文物保管所藏

至于诗人墨客笔下的碗，似以茶碗居多。茶碗有玉，有漆木，有金银，有玻璃，但究竟以瓷器为主，而瓷器之精好者，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均可以优雅取胜，何况就实用来说也是最佳。人们熟知的例子如唐施肩吾《蜀茗词》“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所咏为越窑青瓷茶碗。黄庭坚《西江月·茶》“兔褐金丝宝盌，松风蟹眼新汤”，所咏建窑兔毫茶碗(采自《福建博物院文物珍品》，图五五，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元汤式有〔双调〕《新水令·春日闺思》“凤髓茶温白玉碗，安排佳玩，龙涎香袅紫金盘”。清人小和山樵《红楼复梦》卷35：“贾府里几个体面嫂子每人端个洋漆小盘子，盛着镶银碗的果子茶。”而所谓“镶银碗”，一般来说，是指雕漆银里碗。

尚有材质殊异的一种酒具在诗人笔下别见俏丽，吴梅村《如梦令》：“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花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盌。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词中的“碧螺春盌”，曾被不少注释者误读，谭庄《“碧螺春碗”释义》(《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一文对此已辨析甚明，他正确指出，“所谓‘碧螺春碗’，即以青螺所制酒碗，与碧螺春茶无涉”。不过尚可就此再作一点补充。按照明清时代杯与碗的区分，用青螺制作的酒碗，实以称作酒杯为宜，惟诗人为着合韵而以碗为称。所谓“小饮”，自然是稍稍喝一点儿的意思，但同时也点明酒器之小。更进一步说，青螺亦未必，可制为酒器的螺本不止青螺一种，此或亦为着字音之美而冠以“碧螺”。

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出土一枚施以铜釦的鹦鹉螺杯(采自《六朝风采》，图六七，文物出版社，2004)，河南偃师杏园唐穆悰墓出土瓜螺杯一枚，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瓜螺杯一对(采自《神韵与辉煌·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89页)，其实都不妨拈来为诗境中的“小饮碧螺春盌”作注，而可见螺杯的源远流长。总之，出现在诗词歌赋中的“碗”，即便一副写实笔墨，也不免添助若干诗意的想象，名称的使用便格外灵活，诗与物的关系，要须我们综合几方面的认识用心体味方可得其真谛。

▲ 东晋鹦鹉螺杯，南京博物院藏

▲ 北宋瓜螺杯，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明清时代的日常生活中，饮茶之器曰茶钟，饮酒之器曰酒钟，而以“碗”为称者，通常是指菜碗和饭碗，用来指称茶具和酒具的例子，是不多的。这时候的瓷碗、尤其是青花瓷碗喜欢取用诗词、小说、戏曲中的人物故事为饰。《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曰狄周“遂问那主人家借了一个盒子，一个《赤壁赋》大磁碗，自己跑到江家池上，下了两碗凉粉，拾了十个烧饼，悄悄的端到下处，定了四碟小菜，与程乐宇做了晌饭”。此所谓“盒子”，系指攒盒，诸般饭食便是放在攒盒里奉与先生。此节有趣在于瓷碗的纹样。《赤壁赋》原是明清工艺品中颇为流行的装饰题材，为宫廷制作所取，也在民间盛行不衰。存世之物有竹刻、漆器、珐琅器、石章等等，图式多取自绘画作品。

《赤壁赋》本身之好又清景之宜于构图姑且不论，作者的遭际似为士人之宿命，他的旷达诙谐以及放逐最终得以结束，则使人见出悲剧中的一点暖色和光亮，因此很可以为朝野上下雅俗共赏。近年更有明“万历”沉船外销瓷器中发现的一枚赤壁赋青花瓷器残件(出自马来西亚“万历”沉船，Sten Sjostrand拍摄并授权。按：船的年代为1630年，已是天启年间，所谓“万历”，系发掘者未经考证之命名)，可知小说作者不经意间的“一个《赤壁赋》大磁碗”，却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注】，大而言之，竟又是文学接受史中一个生动的好例———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注：下文之江家池也实有其地：闻得一位家在济南的朋友说，这江家池是济南的名馆，外面泉池中有硕大的几条鲤鱼，成为老济南的象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