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华夏文明诞生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地区，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位。自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先民遗留的各种遗迹遗物数量多、种类全、价值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繁荣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见证。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及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考古学者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培养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著名考古学家，也为河南考古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便是在河南辉县开始，考古人在这里确立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范式，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此后，一代又一代河南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了河南考古事业七十年辉煌篇章。

七十年来，在考古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下，河南考古取得诸多重要考古发现和丰硕研究成果，助力夏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源等国家重大工程，在探索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夏商文明发展和变迁等重大学术研究课题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为构建中华文明体系、推动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河南考古服务经济建设大局，敢于创新变革，积极探索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共赢之路，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大众。新时代的河南考古人，更是以崭新的姿态和自信的面貌走上国际舞台，为促进中国考古的国际化、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 骨笛

助力国家重大工程，学术研究取得重点突破

一、助力夏商周断代和中华文明探源等国家重大工程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地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学术研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计划”中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该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44个专题，含后增设的8个专题)中，“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等3个课题的主要研究区域都位于河南境内，直接涉及二里头、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新密新砦和洹北商城等7个遗址。河南考古学者分别负责1个课题和4个专题的研究工作，是这个系统研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龟和石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十五计划”中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在被列为该项目研究重点的六大遗址中，灵宝西坡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洛阳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等5个均位于河南境内，河南因此成为该项目的核心地区。河南考古学者在探源工程这个大型系统工程中先后负责或者参与了13个子课题的研究，成为该项目的中坚力量之一。

▲ 磨盘磨棒

▲ 象牙雕版

二、旧石器考古发现推动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研究

自1954年新蔡县发现第一件旧石器时代人工制品以来，河南境内古人类遗址和相关发现层出不穷，目前在三门峡、洛阳、郑州、安阳、漯河、许昌等地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灵井许昌人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栾川孙家洞遗址等4项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先后被评为不同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灵宝西坡遗址F104(上)与F105(下)

灵井许昌人遗址发现距今12.5万年至10.5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其中距今约10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发现于第11层，被命名为“许昌人”。这项发现与研究填补了东亚地区古老型人类向早期现代人过渡阶段的空白，是中国学者在古人类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对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以及中国现代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成果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是河南省学者主持的科研项目首次获此殊荣，也是河南省科技领域近年来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 许昌人的解剖位置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晚更新世人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存的辉煌历史，不仅是探讨中华文明之源的重要资料，而且更进一步展示出多项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新文化特征。这项新发现与中国及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明显相悖，清楚地展示了我国境内晚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为研究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在东亚地区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视角。

▲ 巩义双槐树重要遗迹分布图

洛阳栾川孙家洞遗址内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是河南省境内首次发现有明确地层信息的中更新世时期直立人牙齿化石，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及演化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专家一致同意将其定为“直立人栾川种”。该遗址出土了几十种脊椎动物化石，有望成为中国境内重要的动物化石群之一。这对研究中国第四纪古生物的演化，古气候环境的变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动物地理区系演化及古气候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 西山仰韶时代房基

新密李家沟遗址为距今约1万年前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遗存。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填补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裴李岗文化间的缺环与空白。

▲ 登封王城岗龙山大城、小城位置示意图

三、新石器考古重现中原史前文明发展历程

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全省各地先后发现不同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已经构建起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和区系类型框架。其中以舞阳贾湖、灵宝西坡、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为代表，基本描绘了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本历程，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标尺。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属于我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裴李岗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贾湖遗址自1962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该遗址出土的骨笛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乐器，在中国音乐史上有重要地位;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中国最早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占卜用龟甲、绿松石饰件、陶窑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出现都表明贾湖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该遗址是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对于研究淮河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生计模式的转变和农业肇始、黄河和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交流互动等具有重要价值。贾湖遗址多年来开展的多学科综合持续研究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研究的范例之一，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裴李岗文化之后，中原地区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其中1953年调查发现的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分布范围较广，影响较大，是仰韶文化发展中最为繁盛的一个类型。其精美的彩陶及装饰图案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史前时期的艺术浪潮”。庙底沟类型考古学文化发展程度颇高，文化面貌发达，尤其是建造工艺考究的大型房址以及大型墓葬等遗存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已经出现，是探索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华早期文明起源形成的重要节点。

豫西灵宝铸鼎原及周边地区密集分布着23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含有北阳平、西坡等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灵宝西坡遗址是豫西地区仰韶时期的重要遗址之一，分布面积达40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了宽大的围壕、面积达516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房址，出土了包括玉器、象牙器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遗址中心结构复杂、具有公共礼仪性功能建筑的发现以及大型墓葬和高规格随葬品的出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西坡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中最早的复杂社会，不仅把文明探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认识中原文明起源的特点、进程、动因的切入点。

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117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同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三重环壕、带有围墙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国内最早的牙雕家蚕艺术品。荥阳青台遗址发现有三重环壕，发现的丝织品(罗)可与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艺术品相呼应，由陶罐组成“北斗九星”天文迹象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

▲ 二里头遗址现状 曾宪平/摄

中原龙山时期大量夯土城址的发现，如郑州西山城址、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等，表明早期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郑州西山城址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时期城址，城内建筑基址多有奠基坑、窖穴与灰坑等，出土了大量遗物。其建筑技术颇为先进，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密古城寨城址发现了这一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该城址同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较大、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城内发掘有规模较大的排房建筑，并发现有铺设木地板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高规格建筑。平粮台城址规划整齐，建筑技术先进，防御设施严密，有先进的陶水管排水设施，这些技术在同时期的城址中遥遥领先。这些重要发现证明龙山时期的社会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进入了“古国时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以及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1975年郑州商城遗址

四、夏商考古推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

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大量吸收各种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素，同时对外辐射其强大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王朝气象。这一过程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开始，奠定了日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也成为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

▲ 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缀玉瞑目出土情况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都城，是探索夏商王朝交替的关键性遗址，也是当时中国及至东亚地区最大、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遗址。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60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表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河南境内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除了最具代表意义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之外，还有新密新砦、郑州东赵、渑池郑窑、洛阳东干沟、巩义稍柴、伊川南寨、郑州大师姑、洛达庙等一系列夏文化遗址，针对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为早期夏文化探索及夏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材料。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基址的城址。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缺环。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禹州瓦店遗址发现了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的遗迹，以精美的陶酒器、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的遗物，表明其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各遗址中的规格是很高的。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遗存，正是学术界探讨早期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之一。对东赵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发现了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两座城址，丰富的新砦期遗存，使新砦期文化面貌变得清晰，为探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新材料。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座早期城址以及两城址外廓城的线索。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和二里岗期商代城址位于同一地点，为国内首次发现，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建制、布局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1950年对安阳武官村商代晚期大墓的发掘揭开了新中国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新篇章。近70年的时间里，殷墟考古硕果累累，不仅搞清了殷墟的范围，而且对殷墟各类遗址的分布、文化内涵及其特点、殷墟的文化分期等等，都有了系统的认识。殷墟王陵开创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妇好墓是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及墓主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大量建筑遗址、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文化遗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 淅川楚墓徐家岭M9出土铜神兽

多年来，为了追溯殷墟文化的来源，通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许多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存，尤其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基本厘清了商王朝的发展脉络。偃师商城是继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之后夏商都邑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30多年的发掘与研究，确立了偃师商城在夏商文化乃至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偃师商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都城遗址之一，它的城市结构、布局与营建过程对研究中华文明早期城市空间布局、宫室制度等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偃师商城的分期取得新突破，对细化商代文化序列意义重大。郑州商城以其宏大的城垣、雄伟的宫殿建筑等，被公认为目前国内发现规模巨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在中国城市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城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相套的城墙构成。其中内城城墙周长近7000米，至今巍然屹立于繁华的城市当中。自1955年发现以来，宫殿基址、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青铜冶炼、制骨制陶作坊遗址、青铜窖藏和祭祀场地和墓葬区等重要遗迹的发现以及通高1米、重达86.4公斤的青铜方鼎、习刻甲骨、陶瓦和原始瓷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都表明了郑州商城的王都地位，显示出商代早期文明的繁荣。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已经具备我国城市布局的早期特征。其宫殿区内现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宫殿基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近年发现的王室铸铜作坊生产规模巨大，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关键，为第一次中国青铜文化顶峰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两周考古揭露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面貌

河南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见证了西周王朝的强盛和东周王朝的衰落。城址和墓葬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揭露了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面貌，用物质资料展现了周王朝衰落、社会结构转变和秦帝国诞生的历史过程。

探寻东都洛邑城址是西周考古重要学术问题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洛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作坊遗址等不断在老城区和瀍河两岸被发现，如瀍河以西西周贵族墓地、瀍河以东西周殷遗民贵族墓、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等等。2009年在中州东路北发现的西周祭祀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且保存完好的西周早期祭祀场所。这些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于西周时期东都洛邑城址的认识，证实了其在西周时期的重要地位。

周代的都城东迁到洛阳之后，洛阳东周王城便成为东周时期的政治中心。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以汉河南县城城址为基点，在其外围找到了东周王城遗址，进而摸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布局和范围。近70年来在王城东部先后发现了包括天子驾六在内的大型车马坑，以及亚字型、甲字型等多处王陵和附葬中小型墓，为了解东周王城的全貌提供了珍贵资料。

除了周王朝之外，两周时期的河南还分布有50多个方国，这些方国在中原地区留下了数百座不同规模的城址，其中176座已经被考古学家找到。除了东周王城之外，位于新郑的郑韩故城也是考古学家们最为关注和研究最为深入的城址。郑韩故城先后为郑国和韩国两个强大诸侯国的都城，其复杂的宫殿遗址、种类丰富的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发达。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天下名都;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该城址的保护研究工程正在有计划的持续进行。

两周墓葬考古在分型分期断代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推进了礼乐制度、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深度研究。西周时期重要墓葬考古发现有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李家窑西周墓地、鹿邑长子口墓、郑州洼刘西周墓等。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洛阳地区西周墓葬葬制、寻找西周洛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洼刘西周墓的发现填补了郑州地区西周贵族墓考古发现的空白，为寻找这一地区封国提供了重要线索。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青铜器物既有商代晚期风格，又带有西周初期的特征。其他地区如巩县、永城、沁阳等地西周墓的发现和研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地望提供了线索。

上世纪50年代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第一次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分期的标尺，并成为周邻地区东周墓葬分期的重要参照，对进一步揭示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是一处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两周时期大型邦国公墓地，为研究邦国公墓制度、社会等级、宗法关系等提供了珍贵材料。应国墓地包括西周中、晚和春秋早期三座应国国君墓，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玉器精品。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如礼乐制度的变迁、铜器铭文释读、诸侯国地望推定、区域文化面貌分析等相关研究也得到不断推进。

70年来的考古工作中，大量两周时期方国的城址及墓地不断被发现，并通过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等证据得到印证，也为研究两周时期文化面貌和社会政治制度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 2014年宫城太极殿建筑群位置图(上南下北)

六、秦汉以后考古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70年来的河南考古工作始终以学术为导向，不断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设立新课题新方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河南地区秦汉以后的考古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涉及都城制度、帝王陵寝制度、丧葬制度、乡村聚落形态、手工业考古、石窟寺和佛教考古等多个方面。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料优势使得河南考古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绩。

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布局制度是中国都城制度史上重要的环节，多年的持续发掘和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北宋东京城遗址则是河南境内重要的晚期都城遗址。近年来在此遗址的发掘揭露了开封的“城摞城”现象，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史。北宋东京城顺天门(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是首次对东京城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的都城中最早的方形瓮城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史的空白。

▲ 北宋东京城遗址顺天门遗址发掘区全景(由西向东)

洛阳东汉帝陵、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葬、巩义宋陵、明周懿王墓等帝王陵墓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为研究中国古代汉魏以后帝王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支撑。巩义宋陵是我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宋代皇帝陵寝，是宋代陵寝制度的集中体现，为研究北宋历史、礼制制度、宫廷制度、等级制度以及经济、外交等提供了实物资料。明代周懿王壁画墓是目前国内首次通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明代亲王级壁画墓。主墓与其祔葬墓的排列方法系国内首见，为研究明代王墓制度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和研究建立了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序列框架，成为汉代墓葬考古的里程碑。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首次再现了汉代乡村真实景象，为研究汉代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开封明代周藩永宁王府遗迹是目前国内已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遗物最丰富的明代郡王府遗址，也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座按照规制修建的明代早期郡王府，其发掘对研究明代早期郡王府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 三杨庄遗址第三处庭院与周围农田(由西南向东北)

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等手工业考古领域的发现和成果层出不穷。其中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郑州古荥冶铁遗址等在中国冶金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巩义黄冶窑、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禹州钧官窑等一批唐宋以来瓷窑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奠定了河南在中国陶瓷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等多处石窟寺及永宁寺塔基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石窟寺考古及佛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 曹操墓出土的刻铭"魏武王"石牌副本

▲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出土长颈鼓腹瓶

七、以考古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河南考古工作者对洛阳回洛仓遗址、浚县黎阳仓遗址、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济阳镇段、郑州汴河故道惠济桥段等重要节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为全面研究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材料，助力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回洛仓遗址和浚县黎阳仓遗址的发掘用考古新资料揭示了我国古代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水平，为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大运河包括南北大堤、河道在内的遗址剖面;通济渠商丘夏邑济阳镇段考古发掘揭露了大运河南大堤、河道、堤顶官道、树桩加固大堤遗迹，以及大量行人脚印、动物蹄印、来往车辙印痕等;郑州汴河故道惠济桥段的发掘发现了唐代至清代连续的河道地层堆积以及元至清代的运河河堤，确认了惠济桥始建年代。此外，为全面详细了解大运河河南段的分布，开展了巩义洛口仓遗址、汉唐洛阳漕渠水系、永济渠渠首、台前京杭大运河故道等调查项目，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工作成果向社会直观展示了隋唐大运河的宏大规模，充分证明了隋唐大运河遗产的重要性和完整性。

▲ 回洛仓遗址

为支持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18年开始对北宋东京城内的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进一步确定了州桥遗址的位置、范围以及汴河故道在开封市区的位置、走向、宽度和深度。

▲ 安阳殷墟鸟瞰图

▲ 1965年殷墟豫北纱厂发掘

 

服务经济建设大局，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生

一、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成果显著

河南是全国配合基本建设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最早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配合基本建设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卓有成效的一个省份。河南在全国不仅创造了基本建设工程必须先进行考古发掘的经验，而且还创造了配合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的经验，这一内容已经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我国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70年来，全省文物工作者为配合国家和地方公路、铁路、输油管道、水利设施等大型建设项目和各地的城市基本建设，开展了大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尤其是近10年来，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日益增多。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70余家考古单位共完成考古发掘项目950余项，而河南一个省就完成了280余项，数量占到全国的近30%。这28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超过90%的项目都是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

通过大量考古工作，一大批文物得到抢救保护，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据统计，自1990年开始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河南入选的项目总数已经达到45项，在全国各省区中遥遥领先。这45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中，有超过一半的重要发现都是在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的。尤其是在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河南省各考古发掘单位，以及全国有关兄弟省市共40多支考古发掘队伍，历经9年的艰苦工作，抢救保护了369个文物点，考古发掘面积达85.7万平方米，抢救出土10万余件文物，收获了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鹤壁刘庄遗址、安阳固岸墓地、荥阳关帝庙遗址、新郑唐户遗址、新郑胡庄墓地等6个项目分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郑胡庄墓地、淅川沟湾遗址、荥阳娘娘寨遗址等6个项目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质量奖;淅川沟湾遗址、坑南旧石器地点等项目获得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掘成果以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截至目前已出版40多部(套)。

此外，为更好服务经济建设大局，切实加强文物保护，探索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协调共赢之路，2018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鼓励全省各地市加快推进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工作前置，切实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力度。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工程建设考古前置工作，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许昌、济源、驻马店、平顶山、三门峡、新蔡、兰考、汝州等12个省辖市、省直管县更是结合区域特点，出台地方性文件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考古前置。

▲ 《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展厅一角

▲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

二、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惠及民生

河南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全国大遗址保护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05年国家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以来，河南大遗址数量从“十一五”期间16处增至“十三五”期间22处。按照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河南省大遗址保护主要围绕保护规划编制、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利用工程、专项立法、遗址博物馆建设等重点内容开展工作。截至目前，颁布大遗址专项立法7项，完成19处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中央拨付资金完成大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利用和环境整治等项目144项，建成遗址博物馆8家(殷墟遗址博物馆、仰韶村遗址博物馆、郑韩故城郑国贵族大墓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城阳城遗址博物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博物馆、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在建5家(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馆、贾湖遗址博物馆、庙底沟遗址博物馆、安阳高陵遗址博物馆、北宋东京城新郑门遗址博物馆)，其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作为“十三五”国家文化建设重点项目于2019年10月19日建成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3家，其中挂牌4家，立项9家。定鼎门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含嘉仓及回洛仓遗址被列为丝绸之路、大运河遗产点。

▲ 殷墟出土刻辞卜甲

▲ 妇好鸮尊

通过实施系列保护展示工程、遗址博物馆建设、环境整治等工程，大遗址保护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成效显著。各遗址所在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郑州市于2017年创造性地提出将文物保护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为主要方式的文物保护利用新模式，即“生态保遗工程”。2017至2021年，全市计划共筛选、谋划具备条件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项目百余处，总面积6万余亩，计划总投资逾百亿，涵盖郑州全市域各级遗(城)址类文物保护单位。截至目前，已启动项目82处，完成24处，绿化面积近万亩，完成投资近30亿元。文物保护、生态美化、休闲教育的综合功能初步显现。洛阳市围绕大遗址保护“洛阳片区”，试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将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同旧城改造、文旅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一区一轴一带两片三环”的布局定位，围绕隋唐洛阳城、二里头、汉魏洛阳城等大遗址，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展示工程、环境整治工程，建成了一批考古遗址公园和文化空间;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区域文化品位，助推了当地经济发展，大遗址片区整体保护规模效应凸显。信阳城阳城址管委会利用城阳城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契机，走出了一条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之路。贾湖遗址把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使大遗址保护实实在在的惠及民生。

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河南省各考古发掘研究单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驻河南各工作队持续对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汉魏洛阳城等大遗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为大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编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翔实的考古基础资料，有力保障了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顺利开展。

▲ 郑韩故城东城墙中段

三、公众考古事业让考古走向社会、走近大众

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公众对考古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面向社会和大众开展公众考古也就成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需要。自2008年开始，河南启动“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并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让考古走向公众。联合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多期《考古进行时》《探索·发现》等节目，与地方电视台合作在考古现场进行拍摄和宣传，将考古现场介绍给大众。同时还联合河南新闻广播打造了《河南文物之窗》专题节目，宣传河南考古、河南文物。

各考古科研单位也积极进行考古、文物保护宣传，拉近考古与公众的距离，不断提高市民文物保护意识。完善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服务社会的功能，实现了由“闭门考古”向“大众考古”理念的转变。2016年底“@河南考古”官方微博平台创建，致力于介绍河南省考古业务动态、普及和传播考古知识、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国内首家省级考古机构官方微博。该平台先后荣获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新浪微博评选的“2017年度文博多媒体内容优秀案例”“2018年度文博十大创新力官微”和人民日报评选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文化微博”。目前微博粉丝达70万人，已经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考古机构官方自媒体，成为宣传河南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窗口之一。

同时，各地考古研究机构也积极创新途径，通过举办国内国际漫画大赛、拍摄记录片或宣传片，研发文创产品、与艺术大师合作开展民俗风情画创作、打造公众考古学术沙龙、举办夏令营、开展考古知识讲座等多形式、多渠道向公众宣传考古、宣传文物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共考古活动拉近考古、文物保护与公众的距离，不仅增强了大众文物保护意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直接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 中蒙考古发掘项目——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发掘区全景

以崭新的姿态和自信的面貌走上国际舞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国际合作交流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河南考古也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韩国忠北大学、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近20个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考古研究。研究领域涵盖古人类起源、古稻作起源、商文化与早期古城研究、聚落考古、陶瓷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等多方面。考古学者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多项研究成果在Science、PNA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提升了河南考古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2017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对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这是河南考古首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考古项目，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参与匈奴贵族墓葬的发掘研究。2019年已经结束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正在逐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同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赴肯尼亚对吉门基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参加了西北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织的考古工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参加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埃及组织的考古工作。

从欢迎外国学者进来合作研究，到主动走出国门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成果、主持开展外国考古发掘和研究，河南考古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和自信的面貌走上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