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摹本旧存三种：第一种为唐阎立本摹本，名为《王会图》，存虏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无题记;第二种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名为《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存鲁(虏)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亦无题记。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三种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摹本，原名《唐阎立德职贡图》，经金维诺先生考证，定为梁元帝《职贡图》[1]，存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二国使者着色画像，并题记十三条(倭国残题记后多宕昌国残题记)。据《石渠宝笈》记载，该图原来亦为清宫旧藏，当时尚存二十五国(原文为“二十五段”，一段为一国)[2]。据徐邦达先生研究，该图1925年被溥仪携至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后流散民间的[3]。初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种唐阎立本摹本，金维诺先生谈到“伪造”梁元帝《职贡图》的“假画”时，曾涉及到该本。第二种南唐顾德谦摹本，榎一雄先生认为不仅“拙劣简略”，根据也不太明确[4]。惟第三种北宋熙宁十年前摹本，画风古朴，又有题记，最受学者关注。中国方面除金维诺、徐邦达二和笔者外，还有岑仲勉、陈连庆、钱伯泉、余太山、陈继春、连冕等，日本学者除榎一雄外，还有西嶋定生、上田正昭、阪元义种、李成市、深津行德、金子修一等，韩国方面还有李弘稙、洪思俊、李镕贤等，也都曾从不同角度对该图进行过专门的探讨。

▲ 唐阎立本摹本《王会图》“中天竺国使”立像

不久前，赵灿鹏发现并公布了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种本子[5]——清末民初人葛嗣浵(1867~1935年)记录的清张庚(1685~1760年)乾隆四年(1739)摹本《诸番职贡图卷》[6]。我对梁元帝《职贡图》一向重视，不仅最早提到“清张庚《图画精意识》又记曾见白描《职贡图》”[7]，还曾对修订本《梁书·诸夷传》没有充分利用梁元帝《职贡图》题记提出批评意见[8]。我认为《诸蕃职贡图卷》对于研究梁元帝《职贡图》和《梁书·诸夷传》及中古时期中国与西域、四夷、外国的交通具有重要意义[9]。

葛嗣浵介绍张庚摹本，先总说：“纸本。高九寸三分，长一丈四尺三寸四分。白描法，钩而不染。一国画一人，人约六七寸长，每人各载一记，统计一十八种。”然后未对人物图像进行具体描述，就直接照录了渴槃陀、武兴蕃、高昌、天门蛮、滑、波斯、百济、龟兹、倭、高句骊、于阗、斯罗(即新罗)、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邓至、白题十八国的题记。其中，渴槃陀、武兴蕃、高昌、天门蛮、高句骊、于阗、斯罗七国题记不见于北宋摹本，滑、倭、宕昌三国题记基本可以补足北宋摹本题记残阙的部分，其他多可据以对北宋摹本文字漫漶处进行辨识，称之为关于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洵不为过。

日本学术界重视张庚摹本，不仅在于该本倭国题记的文字内容，较北宋摹本倭国题记的文字内容完整丰富，还在于该本胡蜜檀国题记载该国向梁上表称“扬州天子，日出处大国圣主”，较北宋摹本胡蜜丹国题记载表文作“扬州天子，出处大国圣主”完整明确，与“日本”国名起源颇有关系。韩国学术界重视张庚摹本，不仅在于该本又有百济国题记，可以与北宋摹本百济国题记进行比较研究[10]，还在于该本新发现高句骊、斯罗二国题记，而斯罗国题记竟称当时“或属韩，或属倭，国王不能自通使聘”，与斯罗国的历史地位颇有关系。当然，日、韩二国学术界共同感兴趣的，还有“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等问题。

所谓“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世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为要素。这个世界具体包括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的东部诸地域，其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中国与这些国家及地域的“册封体制”维系[11]。毋庸讳言，这是极具影响力的理论。

这样，《职贡图》也就自然成为了研究“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的重要资料。在张庚摹本发现之前，不少学者利用北宋摹本做了很多推进甚至是突破“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研究的工作。其中，包括金子修一先生的工作[12]。在张庚摹本发现之后，结合张庚摹本继续推进甚至是突破“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的研究，显然更是一项紧迫的工作。铃木靖民在北京大学作题为《从梁〈职贡图〉到欧亚东部世界论》的演讲，将“东亚世界”扩展到“欧亚东部世界”，属于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3]。虽然“欧亚东部世界”概念并非铃木靖民首次提出[14]，但结合张庚摹本谈“欧亚东部世界”却是从铃木靖民开始的。而这个“欧亚东部世界”是包括“西域诸国”的。这就引起了我们对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关系的兴趣。

▲ 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高昌国使”立像

二

《梁书·诸夷传》分为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东夷部分依次载有高句骊、百济、新罗、倭四国，介绍倭国时，提到周边的侏儒、黑齿、裸、文身、大汉、扶桑六国及扶桑东边的女国，但与梁有明确朝贡关系的仅有高句骊、百济、新罗三国[15]。倭国虽然与梁没有明确的朝贡关系[16]，但《梁书》既称“高祖即位，进(其王)武号征东大将军”，推测当时曾获得过一些关于倭国的信息，恐怕不能排除梁、倭两国间还一直存在断断续续的民间交通。这四国属于“东亚世界”的主体。西北诸戎部分依次载有河南、高昌、滑、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龟兹、于阗、渴盘陁、末、波斯、宕昌、邓至、武兴、芮芮十六国，均为朝贡之国。

这十六国虽然并不全都处于传统的“西域”，但《梁书》既然统称西北诸戎，西嶋定生划定的“东亚世界”范围又未涵盖，这里姑且都作为“西域诸国”的主体。海南部分依次载有林邑、扶南、盘盘、丹丹、干陁利、狼牙修、婆利、中天竺、师子九国，介绍扶南国时，提到周边的顿逊、毗骞等国，但与梁有明确朝贡关系的只有林邑、扶南等九国。其中，林邑故地当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辖境部分当今越南南部，也应属于“东亚世界”的主体。《梁书》谈海南部分时称：“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同书《武帝纪中》天监三年九月条又载有北天竺。中天竺和北天竺与中国交通，传统是走陆路丝绸之路。推测中天竺和北天竺实际也应属于“西域诸国”的一部分。

如前所说：北宋摹本存滑、波斯、百济、龟兹、倭、宕昌、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三国题记，其中滑、波斯、龟兹、宕昌、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国属于“西域诸国”;张庚摹本存渴槃陀、武兴蕃、高昌、天门蛮、滑、波斯、百济、龟兹、倭、高句骊、于阗、斯罗、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邓至、白题十八国题记，其中渴槃陀、武兴蕃、高昌、滑、波斯、龟兹、于阗、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邓至、白题十三国属于“西域诸国”。两种摹本，现存国家中，都是“西域诸国”占绝大多数。我以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梁元帝《职贡图》。金维诺最早仅说：“(职贡)图上的文字记载和《梁书·诸夷传》所记大体相同。”岑仲勉先生始明确指出《梁书·诸夷传》“可以确定它的一部分是据梁元帝《职贡图》而写成的”[17]。榎一雄认为，梁元帝《职贡图》虽然利用了裴子野《方国使图》，但《梁书·诸夷传》大体上根据的却是梁元帝《职贡图》[18]。这就是说，对于《梁书·诸夷传》的材料来自梁元帝《职贡图》，学者是有一定共识的。

钱伯泉曾将北宋摹本题记与《梁书·诸夷传》文字进行仔细比较，认为：“可知《梁书·诸夷传》是根据《职贡图》的题记删削而成的，因此，《职贡图》题记保存着许多《梁书·诸夷传》所没有的史实。”[19]这一点非常重要。而通过将张庚摹本题记与北宋摹本题记进行仔细比较，可以发现，现存梁元帝《职贡图》的题记也是经过剪裁的。譬如张庚摹本滑国题记只有170余字，北宋摹本滑国题记完整应有370余字，后者比前者竟多出200余字[20]。这种剪裁，推测应出于摹者之手。因为摹者一般仅重视图画，不太重视文字。如唐阎立本《王会图》和五代南唐顾德谦《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均将题记全部删去。而保留题记者，也会根据不同情况，对题记进行剪裁。即使是北宋摹本滑国题记，保存文字较多，恐怕也是经过剪裁了的。

因此，我认为，《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梁元帝《职贡图》题记。此说如果能够成立，则可以进一步推测，《梁书·诸夷传》对周边世界的划分，特别是对西北诸戎的归类，并非出于姚察、姚思廉父子，而是出于梁元帝及其《职贡图》的本意。

▲ 北宋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波斯国使”立像与题记

第二点，《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的归类与他们向梁朝贡均须经过荆州有关。同书《裴子野传》的记载可谓人所共知：

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21]

可知当时白题、滑国遣使是由“岷山道”入贡的。这里所谓“岷山道”，具体指青海路东段沿岷江而下进入益州之道。我曾综合前贤成果，对青海路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我们知道：青海路即汉魏时期的羌中路或西羌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路或吐谷浑路。这是一条当河西走廊交通受阻时由西域通中国(中原)的要道。

东晋南朝时期，西域诸国遣使到建康，大致都是走这条道路。具体路线是：鄯善→阿尔金山的噶斯口→芒崖→白兰→积石山河源→龙涸(松潘)→茂汶→沿岷江而下(岷山道)→益州→荆州→建康[22]。当时，即使如高昌国，由于种种原因，遣使到建康，没有走由鄯善入青海的道路，走的还是河西走廊故道，但中途仍是绕经宕昌进入益州，然后由益州经荆州到建康的[23]。可见当时西北诸戎向梁朝贡确实均须经过荆州。这样，西北诸戎对于曾经两次出任荆州刺史的梁元帝来说，自应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

第三点，《职贡图》中的西域诸国(即《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使者大多都应受到过梁元帝的亲自接待。我们知道：梁元帝曾经两次出任荆州刺史：第一次从普通七年(526年)十月到大同五年(539年)七月;第二次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到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即位称帝为止。其间，梁元帝曾先回到都城建康，任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大同六年(540年)十二月再出任江州刺史，直到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梁元帝《职贡图序》透露创作该图与纪念其父梁武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502~541年)有关。因而一般认为，《职贡图》是梁元帝第一次出任荆州刺史时草创的，大同六年或七年(541年)前完成的。

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我曾据《历代名画记》说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武)帝极称善;又画《职贡图》并《序》”;该图《梁书》《南史》及梁元帝自撰《金楼子》均作《贡职图》;以及《梁书》《南史》均记西域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甲午始遣使献方物[24]，认为梁元帝《职贡图》有三个不同阶段图：第一个阶段图名为《蕃客入朝图》，系第一次任荆州刺史时创作;第二个阶段图名为《职贡图》，系大同六年(540年)任京官时增补;第三个阶段图名为《贡职图》，系即位后的承圣三年(554年)春最终完成[25]。梁元帝《职贡图序》也说：“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诉(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26]

很清楚，凡经过“上游”亦即荆州的外国使者，梁元帝都会亲自接待，以便“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只有未经“汉南”亦即荆州的外国使者，梁元帝才会“别加访采，以广闻见”。西域诸国使者自然都应属于前者[27]。

注意到这三点，再看前揭梁元帝《职贡图序》谈外国使者入贡：

自塞以西，万八千里，路之峡者，尺有六寸。高山寻云，深谷绝景。雪无冬夏，与白云而共色;冰无早晚，与素石而俱贞。逾空桑而历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风弱水，不革其心;身热头痛，不改其节。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细而弗有;龙文汗血之骥，却而不乘。

还有《石渠宝笈》引梁元帝《职贡图赞》谈外国使者入贡：

不耐之城，不灰之木;鱼文騕褭，蒲桃苜蓿。扶拔(下缺六字);承我乾行，戒示景福。此(北)通玄[兔，南渐朱鸢;交河悠远，合浦迴邅](此十三字原缺，据前揭《艺文类聚》卷七四补)。并(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28]

其中提到西域诸国地名、景物之多，海南诸国和东夷诸国加起来也远远不及。显然，这都是因为西域诸国向梁朝贡均经过荆州，梁元帝不仅亲自接待过这些国家的使者，还亲自“瞻其容貌，讯其风俗”，获得的是第一手的材料的缘故。这与“别加访采，以广闻见”，获得的是第二手的材料，感觉自然大不相同。

因此，梁元帝《职贡图》的西域诸国，以及据此而成的《梁书·诸夷传》的“西北诸戎”，其材料的真实性，应较海南诸国和东夷诸国更为可靠。这是我们研究梁元帝《职贡图》及《梁书·诸夷传》应该注意的。

三

吴于廑曾经认为：古代世界各国编撰的史书，实际都是世界史。他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说：“司马迁的《史记》，从其记述的范围来讲，也可以说是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司马迁不用“世界”这个名词，他用“天下”这个名词。《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次说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就是说，要把‘天下’这样范围之内的史料都收集起来，用以写成他的《史记》。他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叫作‘天下’。这个‘天下’除了当时秦汉之际我国疆域所及的地区以外，东边包括朝鲜，西边包括大宛、大夏，以及安息、条支，即今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司马迁把所有这些地区总称之为‘天下’。这是个小天下，一个不大的世界。

他发愤著作的《史记》就是包容这样一个不大的世界的世界史。在这部世界史里，也是有主体或中心，有附从或外围。中心就是司马迁为之效命的汉天子统治的中国，外围就是司马迁认为应当接受中国教化的蛮夷。”[29]这个观点从总体上看，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需要说明的是，“天下”并非司马迁新创的观念，而是儒家的传统观念[30]。这个观念可以说贯穿中国史的始终。因此，中国所谓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甚至“二十六史”，都应该是世界史，其中之一的《梁书》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具体情况还须具体分析。

《梁书》作为一部世界史，其主体或中心自然应是梁天子统治的中国南方半壁江山，其附从或外围主要就是《诸夷传》中的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但如果仅有这点内容，这个世界史显然是不完整的。

因为中国北方半壁江山完全没有涉及。取代梁朝的陈朝统治时间更短，疆域更为狭窄，《陈书》连《诸夷传》也没有，可以不论。此前同样仅统治中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王朝的正史：《晋书》除了《四夷传》《张轨传》《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还有《载记》三十卷;《宋书》除了《夷蛮传》《氐胡传》《鲜卑吐谷浑传》，还有《索虏芮芮盘盘赵昌粟特传》;《南齐书》除了《蛮东南夷传》《芮芮虏河南氐羌传》，还有《魏虏传》。都没有忽略中国北方半壁江山。因此，《梁书》的世界史的内容是有缺漏的。

比较而言，梁元帝《职贡图》对中国北方半壁江山却没有缺漏。我曾指出：《职贡图》所收三十五国，第一为东魏(原误作“鲁”，实际应作“虏”)，第二为西魏(原误作“丙丙”，实际应作“西虏”)。然则，既然如前所说，《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职贡图》，那么，为什么其中没有东、西魏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将《职贡图》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图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中大通六年(534年)，北魏才分裂为东、西魏。东魏是大同二年(536年)十二月与梁议和。

西魏是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二月应时为荆州刺史的梁元帝的要求接受梁的求和。东、西魏自始至终均无向梁朝贡之事。因此，从时间上看，梁元帝的第一个阶段图《蕃客入朝图》不可能收录东、西魏，第二个阶段图《职贡图》只可能增收东魏，第三个阶段图《贡职图》为洗刷个人前耻才可能增收西魏。《梁书·诸夷传》的材料，应主要来自第二个阶段图《职贡图》，但删除了东魏。而从收录了东、西魏来看，第三个阶段图《贡职图》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职贡图》。

梁元帝《职贡图》从世界史的角度评判，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反映了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对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的分野及秩序的看法;第二，它同时也反映了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对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的文化及地望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学者讨论较多。但基本都忽略了统治中国北方半壁江山的东魏和西魏。如前所说，《职贡图》所收三十五国，第一为东魏，第二为西魏，无论该二国是否曾经向梁朝贡，梁都将该二国作为附从或周边的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临江蛮、天门蛮、建平蛮(蜑)，均属荆州蛮，齐、梁以来已逐渐归化，所以收入《职贡图》，只是因为梁元帝曾两次出任荆州刺史，可以显示自己管制有方。其余诸国，《梁书·诸夷传》分为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有地域交通的考虑。海南、东夷的归类主要属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西北诸戎的归类兼有地缘政治和地域交通两方面的考虑。张庚摹本新增了高句骊、斯罗(新罗)二国题记，提供了没有残阙的倭国题记，对于东夷诸国地缘政治的研究十分重要。

张庚摹本又新增了渴槃陀、武兴蕃、高昌、于阗四国题记，提供了没有残阙的滑、宕昌二国题记，对于西北诸戎地缘政治和地域交通的研究也十分重要。至于梁元帝《职贡图》题记及《梁书·诸夷传》中经常出现的“大国”“小国”“旁国”等称谓，虽然一直受到学者关注，甚至视之为一种与梁对等的国际新秩序，但我以为，站在梁的立场，恐怕只会承认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国”，其他的“大国”“小国”“旁国”都不过是一些相对而言的地缘政治和地域交通的概念而已。

关于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学者讨论也不少。除了附从或周边的各国视梁为当时世界唯一大国与佛教圣国以及梁天子为佛教圣主外，最为引起关注的就是梁朝的地望。北宋摹本胡蜜丹题记载其国使随滑使来朝，上表抬头称：“扬州天子，出处大国圣主。”榎一雄先生认为其中有脱字，果断在“出处”前补一“日”字，并引宋云《行记》载西域乌场国王问宋云“卿是日出人也”为证[31]。而张庚摹本正作“日出处大国圣主”，证明榎一雄先生确有先见之明。

据记载，宋云到达乌场国是在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十二月。《魏书·波斯传》称：“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32]《北史·波斯传》载同[33]。时间较宋云略早。西域波斯、乌场、胡蜜丹等国均称中国为“日出处”大国，反映了西域诸国对中国地望的看法。这种看法后世一直沿袭。如《宋史·于阗传》载元丰四年(1081年)其王遣部领阿辛上表，抬头称：“于阗国偻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34]可见“日出处”是与“东方”相联系的。而“东方”又是与“中国”相联系的。《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35]1995年10月新疆尼雅出土汉晋之际织锦护膊，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隶字，也为人所熟知。

北宋摹本和张庚摹本的呵跋檀题记均载其国使上表称梁为“东方大地”，意思与“东方中国”大致相同。尼雅、呵跋檀均属西域。因此，称中国为“东方”，也反映了西域诸国对中国地望的看法。

▲ 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龟兹国”题记

梁元帝《职贡图》的价值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葛兆光曾从古代中国世界地图的角度探讨过《职贡图》的价值与意义。但他认为：“通过这种图像，人们还是不能得到一种世界的图像，不仅因为其资源来自于向中国朝贡的邦国，更皴染和加深着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观念，而且其交流主要局限在物质的层面，刺激的是一种商业和贸易的需要，也许它给予古代中国人的异国印象，主要是‘明珠翠羽之珍’‘龙文汗血之骥’。”[36]却是十分片面的。因为我们从《职贡图》中获得的各种信息，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明珠翠羽之珍”“龙文汗血之骥”。

葛兆光还从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探讨过《职贡图》的价值与意义。但他认为：“《职贡图》《王会图》或《朝贡图》，就把异国人物不仅画得“非我族类”，而且多少有些变形，正是在这样的变形中，表现着天朝大国的自我意识。……在很长时间内……它都充当着关于‘异域的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图像中，中国以唯一文明大国的眼光俯瞰四夷，半是鄙夷，半是哀愍[37]。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第一，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将人物画得有点“变形”，正确说是有点夸张，那是文人画，又称士夫画。

这种画一般认为始于唐代王维，成于宋代苏轼。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种画风。第二，梁元帝《职贡图》中的人物均属写实。这是大家公认的。韩昇认为梁元帝《职贡图》“所画(倭使)形象，与《三国志》所载倭人服饰基本一致”[38]。连冕也认为梁元帝《职贡图》所绘外国使者“冠服”，特别是西域诸国使者“冠服”，与《梁书·诸夷传》的记叙完全相符[39]。均可证明。第三，梁元帝《职贡图》之后的历代《职贡图》，大致均属宫廷绘画，并非文人画和士夫画(当然也不排除宫廷之外的文人和士大夫创作《职贡图》)，因而大多也都是写实的。

譬如清傅恒主持编修的《皇清职贡图》九卷，人物都是工笔白描，并无任何“变形”。《职贡图》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写实。如果不是写实，那就变成艺术创作，只有艺术的价值与意义，没有历史的价值与意义了。这是研究《职贡图》需要注意的。

后记：本文原为笔者2012年1月21日赴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参加“梁職貢圖と倭——五·六世纪の东ユーラシア世界”学术会议的论文。会后，本文由菊地大、速水大翻译为日文，名为《梁職貢圖と西域諸國——新出清张庚模本〈諸番職貢圖卷〉がもたらす問題》，收入《梁職貢圖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日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出版。本文为中文改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