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帖学”与“碑学”两种学书取向和风尚。清代中叶以后，碑学书法“乘帖学之微”迅速兴起，至清末民国，碑学从理论上的建立与实践上的探索成功，使书法美学的审美追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一代新风。

9月3日起，“新风高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及民国碑学书法特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此展作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书法艺术系列展之一，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馆以来首次依托馆藏策划实施的书法专题原创展览，包括郑簠《斋居感兴诗隶书》轴、金农 《隶书》轴、邓石如《篆书大幅》、伊秉绶《隶书十一言联》、何绍基《隶书八言联》以及近代吴昌硕、陈师曾等的书法，以呈现清代至民国碑学书法的发展过程与艺术成就。

展览分“风标渐开——碑学发轫”“风新蔚然——碑学中兴”“风行未央——碑学众盛”“风韵巴蜀——川渝碑学”四个部分，精选和集结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及民国五十八位碑学书家的65件(套)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璀璨辉煌。至清代，书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帖学”与“碑学”两种学书取向和风尚。“帖学”书法通常指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包括真迹、临本、摹本、刻帖等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碑学”书法通常则指重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和主要以金石碑刻，包括碑版摩崖、钟鼎彝器、墓志造像、陶砖瓦当、钱币玺印、甲骨简牍等文字载体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碑学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清嘉庆(1736—1795)、道光(1821—1850)以前，书法崇尚法帖，自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风一时大盛。世并以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碑学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从思想上厌恶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学，而从物质上又有了逐渐出土的大批碑志造像等可供文人书家们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实物和各种学习材料，碑学的兴起就是很自然的了。经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始成巨流。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可以说，碑学从理论上的建立与实践上的探索成功，使书法美学的审美追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一代新风。

“新风高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及民国碑学书法特展”精选和集结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及民国五十八位碑学书家的65件(套)书法作品，全部为珍贵文物。

清初以郑簠、朱彝尊等为代表的书法家，一方面潜心研究和临习汉碑隶书，从中汲取营养，试图以隶书的方劲结构和遒健笔法，来转变圆媚秀韵、单一靡弱的帖学书风;一方面竭力搜访金石碑刻，重视碑版考据与金石文字研究。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一带的书画家金农、郑燮等人亦取法碑版金石文字，书法风格参用隶笔，面目奇特，个性新锐，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 “风标渐开——碑学发轫”部分展品介绍

这些文人书家的书法实践与研究，使隶书创作在清初一度十分流行，取得相当大的成就，遂有突破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之势。这一风气被视为碑学书法运动的滥觞，渐开清代书法的新风标。此次展览“风标渐开——碑学发轫”部分即展出了这一时期书家在碑学上的艺术成就，包括郑簠《斋居感兴诗隶书》轴、朱彝尊《端砚材》、顾蔼《隶书》扇面、金农《隶书》屏和《隶书》轴等。

▲ 金农《隶书》屏

▲ 金农 《隶书》轴

其中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精书法，擅隶书著称清初。隶书初师宋珏，中年后竭力寻访古刻、研学汉碑，上法《曹全碑》、《史晨碑》，遂书呈浑穆纵肆之势。郑簠隶书在清前期影响至大。根据文献记载与传世书迹比照，规模其隶书面貌的同时期书家很多，如周亮工、周在浚父子，张贞、张在辛父子，顾苓，孔毓圻，王概(1645-约1710)、王蓍兄弟，禹之鼎(1647-1716)，万经(1659-1741)，林佶(1660-?)，吴瞻澳等。稍后受郑簠影响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1683-1749)、高翔(1688-1753)、金农(1687-1763)，朱岷、朱文震、汤陟、毛炜(生卒皆不详)等人。金农晚年在一件漆书作品的款识中说：“予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康熙间金陵郑谷口擅斯体，不可谓之渴笔八分，若一时学郑谷口者，更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尽管他以渴笔八分来表明自己与郑簠有泾渭之别，但金农早年习隶确实与郑簠脱不开干系。可以说，郑簠书法开习隶直接取法汉碑的新风气，被视为清代碑学书法运动的先声。

▲ 清 郑簠斋居感兴诗隶书轴

此次展出的郑簠《斋居感兴诗隶书轴》录文：“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鲁叟何常师，删述存圣轨。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题识：“晦翁朱夫子斋居感兴二首。庚申春书，谷口郑簠。”钤印：“郑簠”(朱文)、“谷口汝器”(白文)。

清代中期，乾嘉之际考据学兴盛，推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促使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新的考古文字材料的发掘与整理，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取法对象，从而引发出新的技法和新的审美追求，碑学书法运动在此条件下日趋活跃。此时书家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秦、汉碑刻，以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为代表的碑学书法巨匠，大都以篆书、隶书为突破口，筚路蓝缕，开书林新路，书法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隶、篆二体的中兴，为碑学书法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碑学书法创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随着考古、著录活动的日益广泛，六朝墓志、造像受到重视，碑学书家的实践也开始从篆隶二体扩展至楷书。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倡导六朝碑版，标志着碑学书法主张被正式提出，碑学理论已完全确立，创作原则已基本形成。

▲ 部分展品介绍

此次在“风新蔚然——碑学中兴”部分展出的藏品包括邓石如《篆书大幅》、伊秉绶《隶书十一言联》、包世臣《行书七言联》等。

▲ 伊秉绶《隶书十一言联》

▲ 包世臣《行书七言联》

其中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后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古沅子等，安徽怀宁人。一生布衣，以鬻书刻印自给。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法《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并掺以隶法，突破玉箸篆一派樊篱、自出机杼。隶书从汉碑出，结体紧密，貌丰骨劲，独开气象。被视为清代碑学思潮后，全面实践和体现碑学主张的一位开宗立派的书法巨臂。

▲ 清 邓石如篆书大幅

此次展出的邓石如《篆书大幅》释文：“亭亭仙都，峻极维嵩，屹立溟石，削成浙东。发地直方，摩霄穹崇，灵沼在上，祥云积中。圭埴千仞，柱宁四封。日视不及，翰飞靡穷。群阜奔走，列仙会同。黄后攸访，碧岭是冲。丹穴旁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绡蒙。壤绝栖尘，木无寓丛。居幽不昧，守一而雄。万寿报响，九成来空。佳名未复，展礼斯洪。录作惩止，年祈感通。匪慈之高，造化之功。唐·韦翃《仙都山铭》,莫高人山，邓琰书于新安芥盦禅室。”钤印：“邓琰”(白文)、“石如”(白文)。

清代道咸以后，碑学书法大兴。魏晋六朝墓志造像之属已普遍成为碑学书家的取法对象，对魏晋南北朝碑刻楷书的临习和崇尚，并将篆隶笔法引入楷、行、草书创作，执意追求迟疑凝重、浑厚朴茂的审美特点，标志着碑学书法的创作实践真正确立和走向成熟。其时以何绍基、赵之谦等为代表的碑学集大成者，熔碑帖金石于一炉，诸体兼擅，高古浑穆，气象雄伟。

至清末民国，碑学所涉及的范围已大为拓展，凡钟鼎彝器、碑版摩崖、墓志造像、瓦当砖文、钱币镜铭、甲骨、简牍等文字载体无不成为碑学书家取法借鉴的营养来源。其时涌现出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大批著名碑学书法家，可谓名家如林，不胜枚举。至此，碑学理论与实践渗透于篆、隶、楷、行、草诸体，新意纷呈，碑学书法以风行未央之势走向众盛。

▲ “风行未央——碑学众盛”部分展品清单

▲ “风行未央——碑学众盛”部分展品清单

“风行未央——碑学众盛”部分即展出了这一时期书家包括何绍基、吴熙载、杨沂孙、张裕钊、俞樾、赵之谦、翁同龢、蒲华、杨守敬、吴昌硕、陈师曾等的书法成就。

▲ 清 何绍基隶书八言联

其中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媛叟，又作猨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历国史馆协修、总纂、典试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四川学政。主讲济南、长沙等地书院。精研经史文字、金石碑版、史地之学。书法造诣极深，初植根颜真卿，中年接受并倡导碑学思想，极意用功秦汉六朝碑版，融楷、行、隶、篆为一体，风貌古茂厚朴、沉雄峭拔，自成一家，终成“开光、宣以来书派”的一代宗师。此次展出的何绍基《隶书八言联》录文：“辟彼国卿服膺高士;同夫关令物色异人。 ”题识：“松仙吾友属。何绍基。”钤印：“何绍基印”(朱文)、“子贞”(白文)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风韵巴蜀——川渝碑学”呈现了清代川渝地区的碑学书法作品，包括包弼臣的《行书七言联》、赵熙的《行书录朱熹感兴诗二首屏》等。在清代碑学新风兴起的大背景下，川渝地区的碑学书法日趋流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涌现出龚晴皋、包弼臣、赵熙等为代表的川渝籍本土书家及顾复初、沈贤修等为代表的游宦巴蜀，寓居川渝的书家，他们以精湛的书法艺术饮誉巴蜀而广受关注。

▲ “风韵巴蜀——川渝碑学”部分展品介绍

一方面川渝地区丰富的碑碣刻石和摩崖题记遗存，为川渝书家融入碑学思潮并推动碑学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本土养料;另一方面川渝地区的书家接受碑学新思潮，同时又保持清醒的态度——碑帖兼融的创作主张。促使这一时期的川渝碑派书家的书艺面目能变化出新，呈现出强烈的个性书风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 清 包弼臣行书七言联

其中包弼臣(1831-1917)，名汝谐，字弼臣，号谷叟、笔公，四川南溪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历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晚清书法大家、画家。书法熔北碑与南帖为一炉，自成一格，对巴蜀后来者赵熙、颜楷、谢无量等人碑帖融合的书法之路影响甚巨。此次展出的《行书七言联》录文：“舟湘流往观南岳;好取名山入酒杯。”题识：“协中仁兄世大人法教。副所怀看剑引杯，时应益拓此昫待当世大用手。光绪庚寅冬十月，世小弟包汝谐并识，于成都客次。” 钤印：“包汝谐印”(白文)、“南溪弼臣氏”(朱文)。

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具典型性的符号之一，代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清代碑学使书法从帖学范围中解放出来，开创了一代书法新风，对中国书法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发展中自我革新的生命精神。主办方表示，此次展出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至民国碑学书法作品，大体展示和反映了清代至民国碑学书法的艺术风尚。希望展览能给观众带来视觉审美与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为我们在新时代努力推动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弘扬与繁荣的永恒命题中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