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壁画是了解辽王朝历史的重要考古材料,壁画内容中体现的西域文化可以反映当时辽王朝的对外交流情况。《辽史》卷一《太祖上》载太祖七年(913 年)冬十月,“戊寅,和州回鹘来贡”,可见辽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西域人物

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都需要以人为载体进行,辽墓壁画中的“胡人”形象可以最直接反映出辽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宝山1号墓前室东南壁的《门吏图》,男子带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面部线条硬朗,眉毛长而浓密,眼睛深邃,鼻子高挺,鼻尖内勾,长有络腮胡须。正如李白在《上云乐》中所云 :“康老胡雏……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赌谲诡貌,岂知造化神。”

在皮匠沟1号墓墓室西南角至木门西内侧绘有一幅《打马球图》。画面中五人分别乘马一匹,均手持月杖,自左而右排列。壁画中自左至右的第二、三人应为胡人。第一人帽子下的头发向后飘扬,应为逆风在运动,逆风吹起一绺头发是典型的契丹髡发样式,即使头戴马球帽也仍可见,由此可以判定此人为契丹人无疑。因此第二、三人均以第一人为参照进行比对,来判断其种族是可行的。第二人头戴三角形尖顶帽,遮住头顶上半部分。与第一人不同,此人帽后出现的是两条黑色飘带,而非长发,帽下所见皆为短发,类似于今天男子所梳的寸头。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即使是游牧民族的髡发习俗也只是将一部分头发剃掉,其余留长发。由第二人的短发可以知晓,他并非为中国人。

此外,二人虽都带有马球帽,但佩戴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人仅是将帽子扣于头上,而第二人似乎展现了他在马球运动方面的丰富经验,料想到了吹风的天气情况和在马上奔驰的追赶情况,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并且用绳子套住下颌将帽子固定住,长出来的绳子随风扬起。马球为西域人所擅长的运动,此人在帽子上的细心处理,侧面佐证了他为西域人种的可能。契丹人无带帽习惯,尚裸头,辽墓壁画中更未发现有用绳子将帽子固定在头上的契丹人形象。再者,第二人面部特征也与典型契丹人不同,由于壁画中第一人面部已经残损不清,不可予以比较,故以库伦2号辽墓天井东壁壁画中的穿浅棕红色长袍的侍卫为例来进行比对,侍卫面部特征为圆颅,阔面,眉毛与眼睛的距离较大,面部棱角缓和,矮鼻。而第二人面部特征呈现下颌骨突出,浓眉、深目、高鼻,面部长有络腮胡须的特点,这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第三人与第二人特点较为接近,帽子露出的后脑勺部分可见其剪得非常短的短发,未见髡发痕迹,侧脸面部特征也为浓眉、深目、高鼻,面部线条较为明显。这种侧脸的形象在洛阳画像石胡人形象中也有发现。

西域动物

辽墓壁画中有一些西域传入动物的形象。如敖汉旗北三家1号辽墓的天井西壁绘有一幅《雄狮击鼓图》。鼓面上坐一雄狮,头部脱落仅见一络长鬣垂于身侧,下身为蹲坐状,下腿平伸,尾向左侧前卷,前腿一上一下作踢蹄击鼓状。在天井的南侧壁绘两个汉人驯狮者,东边一人吹筚篥,左面一人双手持红色鼓槌击鼓。狮子不产于中国,而是汉代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传入。《汉书·西域传》载 :“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诸方异物,四方而至。”目前辽代考古所发现的驯狮资料中,狮子亦常与胡人组合出现,如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胡人驯狮琥珀以及巴林右旗白塔上的胡人引狮子图均是如此。辽王朝统治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畅通,狮子以及驯狮技术得以继续传播,场景中以筚篥这种西域乐器来驯狮,也体现了典型的西域文化。

契丹作为游牧民族,马在其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科什克腾旗热水乡二八地1号墓石棺的前壁内侧有一幅《备马图》,墓主为契丹贵族,画面中的马身型较壮,身上装饰也较画中其他马华丽,并由专人牵引,可见墓主对其珍爱程度。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冯恩学教授在《辽墓壁画所见马的类型》中将其特点形容为“头大、颈昂曲、腿修长、身肥壮,虽为静立之姿,却精神十足,威武雄骏……”,将其视为“高头长腿马”,并提出这种马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形态相同,应是西域传入的品种。此类马目前在辽墓壁画中仅见此一例,应是通过进贡、贸易或战争自西域获取的名马。

辽墓壁画中经常伴随着马共同出现的还有犬的身影,常见为高腿细腰犬,俗称“细狗”,这类狗在库伦6号辽墓壁画《出行图》、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墓室东壁《出行图》以及敖汉旗康家营子墓契丹人《备酒图》、喀喇沁旗娄子店1号墓墓室西壁《放牧图》中都有发现。伴随此类高腿细腰犬共同出现在画面中的多为马、海东青,主要表现放牧及游猎状态。这类高腿细腰犬在唐代考古材料中亦常有发现,葛承雍先生在《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一文中将其称为“波斯犬”, 因其在考古发掘实物中多与胡人、骆驼等丝绸之路上较为常见的物品共同出土,由此认为此类犬是由波斯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西域食物

敖汉旗羊山1号墓墓室东壁绘有一幅《进奉图》,墓主侧身坐于椅上,身前放一黑色小桌,桌上摆放有两个果盘,一个果盘中放石榴、桃子等水果,另一果盘中单放三个小西瓜。顾文璧在《中国种植西瓜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摘要)》一文中指出 :西瓜最早由中亚传入新疆地区的,最早种植西瓜的人是回鹘人。而“西瓜”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文献上是五代时期胡峤的《陷虏(辽)记》。辽会同十年(947 年)七月,胡峤从辽上京东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复拥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但其实早在公元924年,耶律阿保机西征进入回鹘地区,或在此时,辽人便从回鹘人处得到瓜种将其带回,使其在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得以种植生长。

西域器物

辽代器物中,受西域因素影响的不在少数,目前辽墓壁画中所见具有西域文化特色的器物有饮食器具、乐器以及家具。

王春燕的《辽代金银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提到辽代的折肩罐、蹀躞带、马具、带把杯等都受到西域文化因素的影响。齐东方、彭善国等学者对首次出现于唐代的凤首壶进行过源流探析,认为其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受到萨珊系统和粟特系统文化的影响。凤首壶壶身呈扁圆形,以一扁状高冠、大眼、尖嘴的凤头壶盖并配一龙形壶柄为特点,此类具有西域文化因素的凤首壶在辽墓壁画中亦有出现,如河北宣化张世古墓墓室东南壁左侧绘有一幅《备酒图》,画面绘一老一少,少者髡发,着蓝色圆领长衫,右手执凤首壶,正向老者所持花口酒杯中倾注液体。此外,在敖汉旗下湾子辽墓、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北京大兴青云店辽墓、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墓的壁画中均有凤首壶的身影。辽代凤首壶在承袭其西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展了自身特色,其凤鸟的刻画多有不同,演变自成序列。

辽王朝建国后,随着统治者对西北边疆的开发,许多西域乐舞传入辽国,这些在辽代壁画中也有体现。在库伦 6 号墓墓门门额绘有五人奏乐起舞的场景。画面中的人物梳蝶形双髻,着交领宽袖长衫,自左至右第一人仅可见部分衣裙,第二人吹横笛,第三人挥袖起舞,第四人吹觱篥,第五人弹拨曲项琵琶。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有“横笛琵琶遍头促”一句,可见横笛、琵琶是西域乐舞中的常见乐器。张大伟曾在《觱篥源流考》中提到觱篥是西域诸国皆用的乐器,东晋时传入中国。觱篥这一乐器在唐代时较为兴盛,这在唐代壁画或者石窟中均可见。

在辽墓壁画中,觱篥、横笛、琵琶三种西域乐器同时出现并且没有其他风格的乐器同出的情况仅此一处。其余壁画如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前室西壁《散乐图》、山西朔州辽墓墓室北壁《伎乐图》、羊山 1 号墓天井东壁《伎乐图》等,觱篥、横笛、琵琶出现的同时还伴有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大鼓、拍板等乐器。冯恩学先生在《内蒙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一文中曾对库伦 6 号墓门楣上的壁画人物进行过身份判断,认为她们是体现墓主人生活在天国仙境中的仙女。库伦 6 号墓的墓主是契丹人,将此画置于进入口的门楣之上、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可见墓主对这幅画给予了厚望与重视,也从侧面体现了对西域乐器文化的欣赏与认同。

宝山辽墓室北壁绘有一幅《厅堂图》,地面上铺的地毯上摆有木质桌椅,椅子靠背较为高大,与低矮的椅腿形成鲜明对比,看起来极不协调。椅面四角与椅腿部均有金属构件,桌面四角同样加有金属构件。这种在木质桌椅上加金属构件的做法最早见于西亚,后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西域星宿图

在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墓后室穹窿顶部的正中央绘有《二十八宿图》和《黄道十二宫图》,夏鼐先生曾作《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专门论证了二十八宿的起源和黄道十二宫传入我国的时代等相关问题,夏鼐先生认为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证据更为充分一些,而黄道十二宫体系则是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并由希腊传入印度。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见于隋代所译的佛经中。

正如《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所言 :“关于黄道十二宫之说……宣化辽墓中的彩绘星图用图象画出来,并且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将中国的二十八宿与西域传入的黄道十二宫同绘于墓室顶端,一方面体现了墓主人对于天文知识的喜好或崇拜,而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辽与西域的文化往来及对西域文化的吸收和认同。辽王朝这一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利用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联系。

辽墓壁画中所见的胡人、狮子、西瓜、西域器物等,或直接取于西域、或间接吸收,或战争所俘、或文明交往而来,都是辽王朝与西域诸国进行人员往来、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为了解草原丝绸之路对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实证线索。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0年08月刊,作者张星瀚为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潘晓暾为吉林省博物院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