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甲古文还古老的文字——陶文浅释

——试释古陶器刻划符号

概 要

在以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片及完整的陶器上发现有一些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被专家学者认定为是在中国发现的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最早的文字,距今足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发现,将中国文明史至少提前了一千年。

然而对于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文字写的是什么内容,还有不同的看法与争论。

在有着6000-6700多年历史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出土了二三十种带有简单笔划的刻画符号,被认定为是中国文字起源阶段的一种文字——陶文。

在距今约6500—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中的山东莒县遗址及安徽尉迟寺遗址中出土的“大口尊”上,发现了形如“日月山”的刻画符号,也被专家认定的中国早的文字。对于这些刻画符号究竟写的是什么,也有争论。

本文对以这两地出土的刻画符号为代表的“文字”,从文字产生的要素、文字起源演进所处的形态阶段及阶段分型、所表达的内容和中国文化为何延绵不断的缘由及一些现有的观点,不囿于成见地进行了剖析与辨析,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提出了个人的“假说”。

对于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文”,提出是关于农事方面的“谷物种类、育种留种、收割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口尊上的刻画符号,解读为器物实用的“使用说明书”。

第一部分

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陶文

人类文化的起源,是一处篝火向四周蔓延还是星星点点形成勾连得以燎原,从最近的考古发现来分析,人类文化的起源,最初形如星星点点的说法更具实际和说服力。

中国文字起源,在古代没有外来影响,由于实际劳动生活的需要而自发地产生出来。以致于以汉字为依托,形成五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如此说来,中国古文字的出现,起码要早于五六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世界文明古国先人们各自创造的文字,虽不尽相同,但其发生、发展、进化却遵循着自身的规律。

文字的创造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古代埃及最早的文字;还是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还是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还是古希腊克里特人创造的线形文字,一般的规律是,文字先有图画,再由图画变成符号,逐步进化起来。先经过象形,再进到表意,所以最初的文字,必然是离事物的原形相去不远的。文字始于图画和符号,创造完成,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担任,需要长久的时期和集体的智慧及力量,并在社会演进的基础上,慢慢地“约定俗成”并发展起来。而非一般地规律则很可能是曾经历过一个先有符号再有图画后发展到更高一级符号阶段的。

从到今天为止发现的材料中,有的人说,卜辞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象形的甲骨文字,一字有数种或多至数十种的写法;字体的构成,或左或右,或反或正,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但在文字构造方面已出现了指事、会意、形声等比较进步的方法。这类的字,并且还很不少。这就说明,甲骨卜辞中的象形文字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且在较广范围内使用并得以公认的文字。这样来说,虽然殷商的甲骨文距现在已有三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它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从文字演进的规律来看,中国文字的起源,必然远在卜辞之前。

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趾出土的许多骨片上有刻划的痕迹,如果确属人工刻划符号,那就使我们联想到传说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产物,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

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虽然一些笔划简单但相当规整,也有部分笔划已很复杂。据统计,共有二十多种。基本笔画有竖、横、斜、竖钩、箭头、T字形、倒钩状、树叉状、乙字形、丰字形等。这些符号,有的是在器物烧成前刻好的,有的是在烧成后或使用过一个时期后刻划上去的。

这些刻画符号——陶文,应该处于文字创始形态的第一阶段。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要之,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

郭沫若推断,从仰韶文化算起,我国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那么,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原始文字是什么样子呢?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郭沫若没有说,今人对于新发现的甲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也没有对其“字义”的明确解读,也许至今仍是个谜。但根据一些史料及旁证,可以大至推断出其内容。

以属于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钵口沿上的刻划符号为典型代表,试从生产的需要、文化的发生等方面提出假说,来试图说明古陶器上刻划符号的意义。

一、 陶文的产生

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兴盛时期,在中原黄河流域出现了仰韶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发展到新时器时代。然而那时最有特色的一项新兴手工业要算制陶业。先人们早先在加工石器、木器、骨器时,只能改变材料的形状,不能改变其性质。到了烧制陶器,人类才第一次利用火的威力改变事物的化学性质,从而制出新的事物。因此,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在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那么同时期可能出现的文字理应在陶器上找,而不应只在龟甲兽骨之类只能用金属刀及坚硬石头之类方能刻划痕迹的物品上找。

虽然在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类为主的刻画符号,被认定为与甲骨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笔者认为其与先民联系不是很紧密,至少不是生产生活事项的“最初”记录,而可能是延用习俗在甲骨之上对生产生活发生之后的“卜问”,因而最早的文字应该找寻生产生活本身的记录。

在最早的时候,虽然语言早于文字产生,但文字与语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那时,文字只不过是绘画的或象征的符号,其作用至为简单,只是帮助记忆而已。当今非洲及澳洲的土人们,每遣使他人传达意志时,则用一种树枝造成的木棒,以种种样式的符号刻划于上,以备遗忘;或对方见了这刻有符号的木棒也可以明了其意。上古时代的人类不见得没有相类似的情况。我认为那时处于新人阶段的人类不见得创造的文字都是一个模式,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所使用的器物也必然是广泛的。树叶、树皮、树枝一定被使用过。正像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杆作笔,用泥板作纸,用压痕的方法创造的楔形文字那样只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有许多种尽管更趋合理成熟进步,但其所用的“纸张”载体是不易保存长久的,或腐烂、或风化、或被烧毁,今人无从考证。只有陶器能够长久保存,不风化、不腐烂,才能够让今人发掘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陶器才称得上人类制造的最早的“纸”。动物的甲骨,只不过是一种借用品而已。还由于陶器无论是烧前还是烧后,其质地易于刻画写字,是当时最为恰当的选用材料。

这样说来,中国文字的起源,能够寻根溯源,要在出土的陶器上找。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必然在优于并先于甲骨的陶器上“产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虽然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契刻符号多出现在随葬于墓中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它比发现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的年代要早一两千年,但同时也零星地出现在了陶器上。这些龟甲契刻符号多为单笔画且为数不多,尚不能自成体系,让人推测无据无律可寻难以解读。

如果西安半坡出土的文字称为甲骨文,把铸或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称为钟鼎文或金文的习惯,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暂且称为陶文吧。(见下图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二、 陶文写的什么

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刻有的符号大致统计归类有二、三十种。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有两笔划的、三笔划的和多笔划的。例如有“”①“”②“”③、“ ”④“”⑤“”⑥等。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史、古代史,我个人认为这些陶文是一些先人们有关农事生活的记录,已经含有了一定的“字”义,且在“较广”的一定范围内“通用”。这些符号,开始在小范围流行,后来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的提炼、筛选、淘汰、创新,字形、名称逐渐统一,形状趋于固定。这时的符号就成为了形、音、义具备的初期文字。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分布范围约3、4万平方公里,流行时间长达1500年之久。一个刻划符号,其“字义”,恐不只是“字义”,很可能是兼有“词义、句义”的。一个符号代表了所要表达的完整的“语句”内容。这也可以说是“造字”中“指事”方法的最初运用。当然,这些刻划符号,并不一定与后来的甲骨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除了个别的符号与甲骨文看似有关联外,大多很可能早已灭失。

那么这些刻划符号——陶文究竟“写”的是什么呢?具体地讲,就是一些农作种植、种籽或收获物乃至收割方法的标识文字和说明。换一种方式解读:陶文的作者是在“以图说话”;读者则是在“看图识话”;前者是“写书”,后者是在“读书”。

三、 陶文的内容

陶文写的什么?一定是关于农事的内容。何以见得?

在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就有了原始农业。关于农业发明的过程,在我国古代有不少传说。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功绩。人们在发明农业之前,由于猎取禽兽不是很可靠的,妇女们的采集活动一直是生活的重要来源。她们在采集、培育和保管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观察、摸索和无数次地试种,终于促成了人工栽培农作物的产生。陶器是继原始农业之后发明的,但二者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氏族部落就是炎帝,号神农氏。“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传说中的炎帝后裔有四支,一支是烈山氏。烈山氏就是烧山种田的意思。其子名柱,“能植百谷百蔬”。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农业对于古代人类是多么地关系密切。相传“神农耕而作陶”,把制作陶器和农耕联系在一起,正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那么农业与制陶究竟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在西安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保留有白菜或芥菜一类的种籽。不难设想,那时人们种植的栗、麦、稻等农作物的种籽也一定曾需要用陶器贮藏。那时的农作物品种我推测至少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相形似,数量上等量齐观。那时的稻谷实物经过鉴定,确认有粳稻和籼稻两个品种;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它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同时也证明至少殷代已经有了这样多的品种。

我们设想一幅原始农业生产复原图。当农耕及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妇女头领就率领全氏族公社成员一齐出动。由男子砍伐树木,披荆斩棘开辟土地。草木晒干后焚毁,灰烬就成为天然肥料。接着妇女们松土整地,掘洞点种。点种时用尖木棒,在土地上扎下一个凹坑,然后把从陶罐中倒到陶钵中,手持陶钵来点种。用手拿出来非常珍贵的粟或麦等的种子一粒或几粒捏放在凹坑中,然后填平土。收割谷穗用石刀、陶刀或蚌镰,只割取禾穗。其中把一些经过选育特意留存出来的饱满籽粒或穗头原样,或留取带壳籽粒晾晒后收存在陶制的钵罐中。然后在陶器的口沿附近刻划上该收藏农作物品种抽象的象形符号以示记忆与区别,最后蒙上兽皮之类到来年耕种。陶钵沿上的刻划符号与陶罐口的刻划符号我想是有对应关系的,其作用也是便于识别记忆。

这些刻划符号一般可以断定为表示该陶器内存放的农作物品种。这些刻划符号既简单又抽象,形象地反映出农作物的形态或谷穗形态,就足以使当时它的主人一清二楚了,在农事生产上没有刻划出那种象形逼真繁杂图画的“需要”。实际上已经将实物繁杂的图形抽象成简单的线条笔划了。

你看这些刻划符号,有的像谷杆,谷杆上有两片叶子;(参看②③④)有的像麦穗、像黍子谷类的穗头(参看⑤)。这些刻划符号为什么似像不像呢?我猜测那时的陶罐装上种籽后是一定要蒙上封闭起来,以便防潮及散落,在外面是看不见里面装的是何物的。由于农作物的种植节令不尽相同,是不易采用打开来看的办法的。怎样不打开蒙盖,又能不忘里面装的何种作物种籽,于是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终于导致了原始文字的产生。这种原始文字以简洁明了为特点,并不一定非常象形。所以这种文字只是一些“象形符号”,而不是“象形图画”。虽然那时的陶器出现了彩绘,能够绘有动植物图案和花纹,也有图画,但对于有着丰富农事经验的老人,如果陶罐口不是封闭的,一看里面装的东西,就知道是何种农作物种籽;在陶罐封闭的情况下,只须简单抽象地刻划出其农作物的形态特点就够了,不必把农作物描画得十分逼真。这些刻划符号除了说明该物是什么农作物品种的种籽之外,还成为那时农作物收获只割取谷穗,不是连杆收割的佐证。因为有的刻划符号只是描画了农作物的穗头部分。刻划符号中有一个符号几乎与现代汉字中的“米”字丝毫不差,(参看⑥)。我推测这虽不是现在“米”字的意思,但它的意义却要比“米”字复杂一些。实际上很可能是后来演变成为了甲骨文中的“禾”字。甲骨文中虽然大多的字都一字多形,也应该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了。甲骨文中“”为“黍”的本字,是成熟的黍子的形象,是和其相去不远的。它可能是谷物植株收割方法的解释;也可能是代表采用这种从腰割断收获方法的那种谷物;还可能是现在“刈”或“黍”字的最原始写法。但决离不开农事活动。文字演进到甲骨文阶段,简单笔画的文字有了细分,需要加以区别字义,于是在简单笔画的文字上添加笔画,形成了象形文字。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能单纯用甲骨文的字义来比照进行解释。这是因为陶文是比甲骨文还要原始的文字。一字多义比甲骨文还要普遍。陶文的这个刻划符号“”,上面是枝叶,下面是根系,中间横一刀,它的意思除了上面的推断外,很难做出其它解释。至于收割的是什么农作物品种,很可能不是单指一种,而是禾的一类而已。这一点从甲骨文中的“年”字和“利”字的字形中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来,甲骨文是从陶文演变发展而来,陶文是原始的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陶文。

在半坡出土的彩陶图形符号中有一“”刻划符号,被一些人推断为“阜”之古字。阜字古义为多、盛之意,形象地看,籽粒排列重叠而多谓之盛,有一定内在联系。除此之外,我还推断并非如此简单,它是某种农作物的象形加上祈盼丰年多收获的一种语义复合。

另外,根据“丰”的繁体字形为“豐”,可成为推断刻划符号“”是黍类或麦穗的又一佐证,不是有人认为“”为“丰”字的那样。在甲骨文里,“”“”是玉字,我们很难想象,玉石的玉字是怎么和谷物有联系的。可见陶文的“”“”字与甲骨文里的文字在字义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要不就是今人对甲骨文的“”和“”字解读有误。根据玉字的形象写法,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字是玉米的最初且形象的一种写法,是指农作物的玉米品种。金字下半部其实是一个玉字,玉字古写为“”“”,在金文中玉字也有写成“”“”的样子。玉米穗上整齐排列的籽粒金灿灿地,与黄金的颜色很相近,也与古人们见到的玉石的颜色十分地相似,先人们就用“”或“”来表达黄金或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当初的原始字义可是先人们对于“玉米”这一农作物的“文字”表述。只是从颜色、质感上看到与玉石相近,后来才假借用来表达玉石之义的。但与历史逻辑相悖的是,玉米在中国栽培的历史只有四、五百年。

据考玉米原产于墨西哥或中美洲,栽培历史估计已有4500~5000年,但其起源和进化过程仍无定论。1954年在现今墨西哥城下60~70米处的岩芯中(判断为25000~80000年前的地层)发现了花粉化石,有人认为可能是玉米花粉,由此推断现代玉米的祖先是野生玉米。但此说未被广泛承认。1964年R.S.麦克尼什在墨西哥南部特瓦坎山谷史前人类居住过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野生玉米穗轴,据判断为公元前5000年有稃爆粒种玉米的残存物,现代的栽培种系由此进化而成。但也有人认为玉米是从野生墨西哥类蜀黍(Euchl-aenamexicana)进化而来,或是由类玉米与其他禾本科植物杂交而形成的。1492年哥伦布在古巴发现了玉米,以后知道整个南北美洲都有栽培。1494年他把玉米带回西班牙后,逐渐传至世界各地。中国玉米栽培已有400多年历史,估计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1511年前。传入的途径,一说由陆路从欧洲经非洲、印度,传入西藏、四川;或从麦加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西北部,再传至内地各省。一说由海路传入,先在沿海种植,然后再传到内地各省。是不是在历史上中国本地就有野生玉米种植?目前还无考古证据。这就说明很可能陶文中的文字或根本与“玉米”无关。基因考古研究告诉我们,玉米来源于一种名为teosinte(Zea mays ssp,parviglumis)的一年生野草(从其拉丁名可以看出它与玉米同属同种,只是分属不同亚种),中文有时翻译为类蜀黍,最早驯化于墨西哥南部的Balsas河流域,距今已有9000年左右。

玉米在印地安人心目中被尊为丰收之神或太阳神的化身,每年都要举行传统的盛大节日,感谢玉米神给他们带来丰收,或感谢太阳神拯救了万物之灵,给人类带来幸福。当玉米选种和播种时都要举行特殊的仪式,特别是每年玉米收获季节,印地安人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用硕大美观的玉米果穗祭祀玉米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玉米丰收。

在庆丰收祭典仪式上,陈列着许多硕大的玉米果穗,在祭坛前杀牲后,印地安人便蜂拥着跑过去,用经过认真挑选的玉米果穗蘸上鲜血。然后精心保存这些果穗,留作来年播种之用。祭神用的玉米果穗必须隔离种植,精心管理,认真选择;要求果穗硕大,籽粒饱满,色泽鲜艳。在收获季节,印地安人还要仔细查看每个植株和果穗,他们只在健壮无病的植株上选择最大、最完美的果穗;祭祀后的果穗还要精心保管,供来年播种用。

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印地安人还是我国先民,在农业种植方面有着相同的认识与方法。是可以借鉴比较,推测出人类农业史细节。

在繁体字中的“豐”字下面是“豆”,“豆”是一种青铜制造的器皿,在良渚文化中,陶豆应该是最早的祭祀礼器之一。根据“ 豐”的象形意义,更说明“”是被“盛放”的“麦穗”类或黍类作物的穗头。丰字,并不仅是表达“丰收”之意,兼有表述祭祀、崇拜等礼仪之义。“”已被陶盘所盛,何又为“高脚盘”的“豆”贡奉所盛?还是说放入的麦穗像山一样的多?一个“豐”字很形象地表达了古人对农作物的一种崇敬及一种祭祀礼仪的摆设情形。设天坛祈年,甲骨文中“年”字上部只有一个“禾”穗,而“豐”字上部有两个“禾”穗,从这点上也可以推断出古人是以“大年为‘豐’”的。据此甚至我猜想,是不是可以根据甲骨金文等来反推中国早有野生玉米的存在与种植?因为植物的繁衍不单是由人类活动的迁徙来传播,鸟类也可以,期待有新发现。

从近年在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现中看,发现了据称是中国最早的小麦。在小河墓地棺木旁的草编篓中,存有据今4000多年前的小麦颗粒。这也说明麦粒总是要被器物所盛放。联想到“木祖”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立在女性棺木旁,也显现出古人对于“种”的崇拜。“麦粒”作为农作物的“种”,也是理当受到崇拜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为先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珍贵的原始记录。

中华民族的兴盛,是农业国的兴盛。它有着古老的农业历史,它创造的文化也必然是农业文化。中国文字的产生和产生的文字必然与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为先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记录,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最早的可辩识的文字,可以按照习惯称之为陶文。

传说中的“结绳记事”,无从可考,但是也可以推断出它如确有其事也一定和农业有关。因为“结绳”所记之“事”,必定为农业节气之事,须知狩猎、渔猎活动是随机的,如只记载“数量”意义不大。而只有农业是守天时的。就连《淮南子》上所说的:“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都和农作物有着必然的联系。我的理解为仓颉造字作书,象征着人类能够通过文明发展农业,先人们通过文字指导农作,“丰俭由已”,如合天时加努力,丰收就如“天雨粟”,从而不再听天由命,而鬼神们则失去了威信,只能在夜间痛哭。所以我个人认为,古陶器所刻划的符号——陶文为当时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最早的十分珍贵的文字记录。通过文字的不断传播,人类在农业生产方面能够利用文字总结出经验,推动了农业发展,从而使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文明阶段。

四、 陶文的读法

这里所说的陶文的读法,不是指陶文的发声读音,而是指对陶文含义的解读。需要指出的是,陶文不能单根据刻画符号的“象形”来理解其含义,而是要结合字的“象形”理解其“精神”内涵。

(一)对陶文的解读,先要弄清几个概念。

一是什么是象形文字。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弄准什么是“象形文字”及它的特点。

“象形文字”指的是用象实物图形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一种文字。它以物体的形象为基础,每一个字都摹拟物体的形象,以此来代表这个物体,也就是它的意义。象形文字是应该包括陶文和甲骨文的。象形文字不具有表音的作用,可能当时语言的发声读音已不可考。象形文字之后衍生出的形声字才具有表音的作用。甲骨文只是象形文字的一种。

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

如果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则意味着将汉字视为自始至终(至少是主要地)用像实物图形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文字。在现代汉字当中,绝大多数从上古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字形,都已变成不象形的记号,由于古今读音和词义的演变,许多形声字也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这样的汉字体系,不能单一片面地定义为“象形文字”。(注1)

有人觉得中国的文字不应被称作象形文字,说象形文字只是很接近了,但不确切。中国的文字应该叫做“象神文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字不是简单的对自然形象的描摹和仿照,而是对自然万物情态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是把事物最本质最核心最关键最突出最典型的特征彰显出来的一种手法。它注重的是神韵和情态,达其情,传其神,透其意才是它的目的和要求。它以取象实物来表达概念,不一定以有声语言为基础。象形字的字位一定对应语言的语音,简单地说就是有字音。而 “象形文字”这种“类文字”就不同了,表达的意思可以有多个解法,于是就不存在固定的读音和意思。“象形文字”不是文字,为什么却有这两个字?中文界将其约定俗成翻译作“象形文字”,可能是因为当初它还是被看作为一种文字类型。可是,现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pictogram(象形文字) 不是一种文字类型,它描述的现象反而是非文字。有人提议将其翻译作“象形图”或“象形符号”。(注2)

二是象形文字在文字初创中所处的阶段。

从文字的形态上来讲,如果说以刻画符号为代表的陶文是处于文字初创中的第一阶段,而图画文字是处于第二阶段的话,那么而中国的以甲骨文为代表的象形文字是处于由图画过渡到象神文字之后的第三阶段。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写成的文章)是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很大。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象形文、苏美尔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是独立地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约5000年前, 古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种字写起来既慢又很难看懂。随着时光的流逝,最终连埃及人自己也忘记了如何释译。这亦是图画文字难以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注3)

相比较,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对自然事物形象的描摹和刻划——猫头鹰就是猫头鹰的形象,水鸟就是水鸟的形象,手就是手的形象,国王就是国王的形象,都很具象,宛如拍下来的相片一样,这才叫做象形。中国的文字不是,已经脱离开具象的图画文字阶段。你看商朝甲骨文中以前都被说成是“象形”的几个字,比如大象的“象”,老虎的“虎”,豹子的“豹”,灰狼的“狼”,战马的“马”,梅花鹿的“鹿”,乌龟的“龟”,公鸡的“鸡”,和表示鸟的“隹”,都不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动物形态照抄,而是抓住这种动物最具特征的几个特点,用最精简的笔划几笔勾勒画成的图案。这些文字表达的就是传神写意,抽炼概括,让你觉得写起来很简单,但表达的意思却那么到位准确。比如“象”字,用两弯勾笔就把大象的长鼻子和脑袋表示出来了;“虎”和“豹”字,分别用折线和小圆圈把虎和豹身上不同的花纹表示出来了;特别是“隹”的第二种写法,用一短三角折,两长撇和一短竖,寥寥四笔就把一只禽鸟的头,飘逸的背翼和坚强的腿脚表达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说这些字运用的都是“象神”,表达的是事物的本质和神韵,以往说“象形”是对象形的理解不清,也是对中国文字造字的基本原则理解不深。

中国文字造字法中还有一种手法叫做“指事”,就是用几个完全抽象的短横或小点指认一下事物的某个部位,以达到传情达意的效果,这是中国文字独有的方法。比如“亦”,原来就是“腋”字,是画一个人,再在他的两腋处划两短横,表示我指的是他这个部位,那就是“腋”了,所以这就叫指事。再比如“刃”,就是一把刀在它的刃部指一点,那就表示指明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部位了,就是“刃”了。这种指事的手法不仅能指明部位,甚至还能指出颜色来。比如大家应该知道,“本”是在树的根部指一点,“末”是在树的梢杈指一点,那在树的中间指一点呢?那就是“朱”了,是一种赤心木,中间指一点表示树的中间有“重”,重就是红色的意思,因为古代中国人把红色视作最重要的正色,所以这就是“这树的中间是红色的”意思,就指赤心木“朱树”了。可见,指事是最直截了当最赤裸裸的表达意思的方法,就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直接把事物中我需要的那个意思取出来,叫做“外科手术式”的表意法,全世界仅为中国独有!

中国所有的文字都是由象神出的,指事都要在象神上指划,所以象神是中国文字的根基,它的本质就在于传神达意,而不是事物形态的简单描摹。因此可以把中国文字叫做“象神文字”,而非习惯上误称的象形文字。(注4)

所以说,中国的以甲骨文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从形态上分类,是处于由图画过渡到象神文字之后的第三阶段。

(二)对陶文的解读,要知道文字传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汉字能够使中国文明穿越数千年绵延不断?固然原因很多,但汉字的由繁入简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因为它已从复杂的图画向着抽象转变演化,由繁到简,最终由图画再次转变为“符号”——构成文字的或独体或合体的各种笔划。如果仍停留在图画阶段,由于其笔划繁多复杂,不便使用和传承,最终难逃中断或灭失的命运。

过于简单的符号及笔画,因为其涵盖的字义较多且会千差万别,解读性差,也不便于传承下来,因而今人对陶文上的刻画符号的解读亦很困难。或在刻画符号与图画文字之间有一个合适的“过渡”,或有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字中间形态,对于陶文及古文字的解读会容易很多。可能由于受文字载体的保存所限,一些代表文字中间环节的“片段”出现缺失,使今人难以发现。从而使甲骨文跳过了中间环节直接成为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但愿今后会从考古中找到这一过渡形态的文字。特别期待在古陶器上不断有新的文字发现。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现存于我国纳西族并仍在使用的源于纳西族的宗教典籍兼百科全书《东巴经》的东巴文字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其文字形态十分原始,甚至比甲骨文的形态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东巴文的基本特点,正如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所道:“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

陶文可以说是最初的甲骨文,甲骨文是成熟的陶文,但现存的“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字,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文字”。虽然在存在的历史时间上看,东巴文字创始于唐代,距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及甲骨文及陶文古老,但从形态上看,却比甲骨文原始得多。

东巴文字看上去与甲骨文有历史渊源关系,我认为东巴文字只是局地发生的“孤立事件”,与它处产生的象形文字并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正像草原森林发生的“自生而尚未自灭”星点般的“野火”。只不过东巴文字的形态正好可归类为图画向象神过渡的阶段而已。不像甲骨文那样“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见图东巴文字)

东巴文字同世界上其它大多古文字一样,起源于图画,但其“归宿”却大不同。虽然东巴文字仍然存活于世,如果没有由繁入简再“演进”的话,只能成为一种“图画书法艺术”了。

从东巴象形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还有一种标音文字,称“哥巴文”。“哥巴”是弟子的意思,“哥巴文”的意思是东巴什罗后代弟子创造的文字,“哥巴文”是对东巴文的改造和发展。东巴也用它写了二百来册经书。这种文字笔画简单,一字一音,比象形东巴文进了一步。哥巴文虽有2400多个符号,但重复较多,常用的只有500多字,标音不标调,同音和近音代替很多,致使运用不广。如果只写经书而没有生活中的紧密迫切“需要”,也是不会流传下来的。

那么,对陶文我们将要进行怎样解读呢?

从字形上解读是根本。

无论是刻画符号还是图画文字;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象神文字,应该都是“具象”的“抽象”。刻画符号也可以看作是简单笔划的图画的。也是对事物关键所在的描写与叙述。

作为陶文的这些刻画符号,具有规定的意义,或也具有一定的读音。看似异体或写法不同,其实可能具有不同的语音用以区别不同的字义。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但刻画符号恐不止记录语言而是要记录全语句语义甚至事物的过程与“故事”的。

从半坡遗址出土的这些简单的刻画符号看,不会是只有单音字节的,而是具有相当繁杂字义、句义的。语言先于文字产生,一个字符可能代表相当复杂的语义,并能够讲出一整段代表的事物过程的“故事”。

从后来发掘出的甲骨文来说明,可能有助于理解陶文的“字义”。

先看几张图片。

这是一块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甲骨的图片。(参见图一图二)

通过对上面文字的释读,里面不仅记载了祭祀、占卜、天文气象方面的事件,更有意思的是还记录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 图一 甲骨正面

这块甲骨正面刻辞有四条。最中间的便是记录的关于车祸的具体情形:“癸巳卜,殼,贞:旬亡祸?王固曰:乃兹亦有杀,若称,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由車,馬硪驭王車,子央亦墜。”

意思是说:

癸巳日占卜,卜辞是十日内可有灾祸?王说,而今还是有灾难的,

果然,第二天是甲午日,王(商王武丁)乘马车打猎,追逐野水牛

小臣由的车突然车轴断裂,马受到惊吓,撞到了王的车,以至于王车颠覆,子央也坠下马车。

这是一场很严重的交通事故,王的车驾都被撞翻了。人员伤亡情况虽然文字中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在高速追逐野水牛的情况下翻车,车上的人很有可能身受重伤。

需要仔细看甲骨文字细节:

▲ 图二 甲骨局部

甲骨局部:

这里面出现的两个车字很有意思。从字形上就很容易联想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这也是汉字表意特征的体现。(见图三、图四)

▲ 图三、图四

这两个车的写法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车的车轴部分是断为两截的;第二个车的车厢部分是上下颠倒的。

正常的写法是这样的(图五、图六)。

▲ 图五、图六

这个两个车字(见图五图六)高度抽象地描绘了当时马车的形状。当时真实的车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所要说的是,两个车字(见图三图四),字形不同,说明两个车字的字义定不同。当然两个车了发音可能也是不同的。一个断了车轴的“车”,一个翻了车的“车”,每一个“车”字都可能讲出一段故事和一套说辞来的。与正常车字的写法肯定是有不同读音和字义的。这样起码车字有了三个不同的字音字义。我猜想至少“断轴‘车’”与“翻车‘车’”在字音字义上会有区别的:或者是“字异音异”;或者是“字异音同不同音节”的。在这里不仅要“看图(车)识字”,还要“看图(车)辨义、听音识字辨义”。

由此推论陶文也应是如此来“识字听音辨义”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笔划简单,多为一笔画、两笔画或几笔画。这样的话,符号多了难免会有雷同或重复的。这就需要以细微的差别来区分。或者加上一点“指事”;或者刻画得更具象一些以示区别;或增添笔画来创造“新字”。我猜想,这些陶文与甲骨文的车字一样:或者“字同音不同”、“音同义不同”;或者“形近义反”。

同理可推:陶文中的刻划符号“”的“字义”指的是黍类或麦穗。丰字形及单边形的“”符号则可以认为是以麦穗之形代谷物之义的;至于刻画符号“”则可以分别解读为刚出苗向上生长的“新芽”(不应指草)、继续“生长”及叶片下垂枯萎至已经“成熟”。陶文的这个刻划符号“”,上面是枝叶,下面是根系,中间横一刀,仔细看它的“横刀”左边笔画细右边笔画粗,亦可以对于先人多习惯于右势手的例证。对所要说之事的描绘是多么地形象且生动呀!说明它可能是谷物植株收割方法的解释;也可能是代表采用这种从腰割断收获方法的那种谷物。至于收割的是什么农作物品种,很可能不是单指一种,而是禾的一类而已。

还可能是现在“刈”或“黍”字的最原始写法,但决离不开农事活动。至于这些陶文的读音,现不可考,但相信一定会有相当丰富的语言字节“书声朗朗”地来传达字义的。甚至还可以“看字说话”讲出生动形象有趣的故事来,更可以据此推断出陶器本身或内装物品连同使用方法的简要“说明书”。应该这些刻画符号是很注重实用性的。它的意思除了上面的推断外,很难做出其它解释。

第二部分

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解读

一、对陶器刻画符号日月山的解读疑与辩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专家:还有比它更早的,只是很难读懂。山东莒县出土了一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因为它的出现,把中国文明向前推了1500年。它就是“日月山”大口尊。上面刻有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图样。如果被认定为“文字”的话,比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在1960年莒县出土的三件类似“大炮弹”的陶器上,在其中一件上发现了下面这幅画,就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见图七-1-4图)

▲ 图七-1 (左)、图七-2 (右)

▲ 图七-3

▲ 图七-4

可它读什么呢?

这三个类似“炮弹”的器物,是夹砂灰陶,敞口直腹,尖底,高60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3厘米,重量28000克。上面刻着图画,根据图画的形状,分别称这三件文物为“锛”大口尊、“斧”大口尊和“日月山”大口尊。先人们好像有约定俗成的刻画规则,这些图画都刻在了大口尊腹上部的同一位置。1960年至1979年,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出土的十几个大口尊上发现陶文20余个,此后,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安徽省蒙城尉迟寺,也发现了类似的陶文符号。

在大汶口文化中,在一个典型器物上有一种典型的解读为“日、月、山”的刻画符号。还有的大口尊上刻画有类似正在生长中的互生叶植株。(见图八1-2)

▲ 图八-1(左) 图八-2(右)

其中一个“炮弹”上的“日月山”图画,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这个陶文,从山东诸城、到日照莒县、再到安徽、南京等地都有发现,这么大的区域内发现相似的陶文,绝不是偶然。它应该是某一地区人们通行的符号。专家都说这个图画是文字。可是它到底是个什么字呢?古人想表达什么意思?

(一)对刻画符号为文字日月山的质疑

在陶器上发现的这些刻画符号,一些考古专家学者大多认为“日月山”符号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符号。“日月山”符号被刻画在一个大口尊上,大口尊出土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于是“日月山”符号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专家把这个符号解释为元旦的“旦”字,把中国文明史上推了1000多年。然而在距今5600—67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则要比距今约6500—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中大口尊上的“日月山”还要早。应该说是这才应该认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1973年在《文物》第三期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论文,第一次把莒县出土的大口尊上的符号称为文字。解读说,这个刻画符号由日、云、山组成:早晨云气承托着太阳,出在山上,形容早晨宛然如绘的旦明景象,已具备了汉字音、形、义的因素,释为“旦”。

文字学家唐兰说,这个字应该是“炅”的繁体字;历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这可能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山上有明月,月上有太阳。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根据甲骨文中的“日月山”的写法来“后字推前”的想当然。难免有些牵强。也许一些专家学者似乎太过于“兴奋”,在有生之年太急于找到中国最早的文字了。(见下图十二)

▲ 图十二 日月水火 山石田土

这个字的释义还没有确定下来,莒县文化馆老馆长苏兆庆苏老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个字应该是“春”,表示春季的开始,是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员“司分者”观测到春分时所看到的景象。如果在部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只要选择恰当的观测地点,在山峰的正西方向选择一个观测点,在春分时就能看到陶文中所示的景象。为此,苏老还亲自去了陵阳河遗址观察日出现象,结果证实,在陵阳河和朱家村东方,分别耸立着寺崮山和屋楼崮两组山峰。每当春分、秋分的早晨,太阳就从山峰上冉冉升起,依稀呈现出“日月山”形图像,那图景和图画上刻画的一样。

▲ 莒县寺崮山秋分日出景象

这是莒地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观察太阳发现的春秋二分的天文奥妙。因此,“日月山”陶纹是东海之滨的莒人为祭祀太阳神,因形见义、随体诘诎的杰作,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后演化成这样一个单字。

为了验证“日云山”这一景观,秋分时节,莒文化研究院三名工作人员也曾来到莒县陵阳镇东南方的寺崮山脚下,观看日出。早5点16分,寺崮山山峰出现几缕灰黑色云彩,逐渐变成一抹红霞。6点整,太阳在耀眼的光芒中终于露出半边金身。6点6分,太阳越来越高,一缕缕彩云环绕周围,太阳光线变得柔和,不再刺眼。6点44分,画面中,上边是一轮红日,中间云气蒸腾,下边是寺崮山五个山峰,就像大口尊上刻画的图画一样。至此,五千前莒地秋分日出景象“日云山”再现。

莒县文化馆老馆长苏兆庆及三名莒文化研究院三名工作人员的实地观察,似乎印证了此说的可靠性,从而相当有力地支持了此说。

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并不一定,甚至非也。

理由一: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安徽省蒙城尉迟寺,也发现了类似的陶文符号且经专家学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证实当地出土的大口尊均为“当地取土当地制作”的。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这个“宝地”四周并没有连绵的高山。

▲ 尉迟寺遗址

在没有山峰的地方当地取土当地制作的大口尊上为什么也要刻画出相同的“日月山”符号?显然两处的刻画符号都不是当地环境的具实刻绘。

理由二:“日月山”中“日”的图形,用一个大圆来描绘,并不一定代表的是“日”。固然先人们最早是从太阳和月亮的观测中得到“圆”的概念的,但在甲骨文中的“日”,中央是有“黑子”的。说明古人早已对日有了深入的了解,以中央加点指事般地表明并加以区别。可能毕竟陶文要比甲骨文要原始得多,尚没有对于“日”有更深入的加以区分表达,刻画出来的圆,只是对于圆的事物的一个“集合”归类而已。

现由三:如果在部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只要在山峰的正西方向选择一个恰当的观测点,无论是不是选在春分还是秋分时节,都可以看到如陶文中所示的景象。

这是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月亮走我也走”的,太阳也一样。三点成一线,观测点一动,太阳的位置也会跟着移动。想要让太阳处于山峰正上方及所处合适的高度,通过“走”来找到合适的观测点,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不必非要等到春分或秋分。

英国的巨石阵被人误认为是天文台的道理是一样的。在环形排列的数条石柱缝隙中看,从其中某处的缝隙连线恰好可以看到夏至冬至等日出日落,因而被推断认为是古天文台,也是一种人们“想要”而找来的“科学”依据而已。其实无论是从这条石柱缝隙,还是从那条石柱缝隙看,都有可能出现日出日落场景的。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只是一直不愿意说破而已。

▲ 英国巨石阵

理由四:看到“日月山”的刻画笔划特别是“山”字的刻画笔划,右势手行笔起笔由上向下的“挑对勾”状起笔,刻痕较细;笔峰转过凹底后向上挑起,刻痕较粗,边缘亦有锯齿状破损;要描画山形似应该由下而上的“画鼓包”状的起笔与山形及笔顺均更为合理。

理由五:从图中的“日云山”的拟态刻绘上看,无论云处于日上或日下,如山峰般地五峰并出,似多点描画出“云”来更为恰当。

理由六:如是“日月山”的话,为什么中间的月亮会刻画成弯月中央起尖峰的呀?显然画的不是月亮。

理由七:其符号图形与四周景观并不“全部”对应。山势平缓的地理环境与尖峰并出山的图形极不协调。

(二)应该是什么

文字是文明史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大口尊上的日月山图画是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史就被足足上推了1000余年。依据对陶器文字的研究,专家们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的观点。这是专家们极力想要的。

大汶口文化中,尤其以莒文化为典型。在莒地出土的许多大口尊上,已发现原始陶文共8种类型20个复字。所以说,莒文化应该是创造发展中国文字的最重要而非最早的文化类型。

一同发现的还有其他文字符号,共有16个字,其中可能“斧为钺”,“锛为金”,被证明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其余至今无法考证代表什么意义。(见图九1-2)

▲ 图九-1 (左)、图九-2 (右)

这些陶文与古文字已有相似之处,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合体图画会意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由图画符号演进而来,后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表意文字。如果算作是文字的话,应该是一种图画或图像文字。

▲ 图十

图案上部释“日”,这得到很多学者的一致认可。但中、下部分释“云”、“火”等尚有诸多争论,但更多的疑问在于:“日”、“云(火)”、“山”真的是一个复合体组合字吗?还是它是古人的一个表意记录(故事描绘)?

有人推测后对该图案的思考后的结论是:古人祭日和祭月的记录。对应的宗教信仰,是《祭法》所说的,正午(太阳在山尖)时,在日坛祭日;夜明(月圆)时,在月坛祭月。该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书画同源的完美体现,是古人对日月崇拜的记录方式,更是古人奇思妙想的结果和产物。

二、我的看法

(一)图画文字写的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此“日月山”的刻画符号是“陶器使用说明书”。

有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解读刻画符号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试图解读文字字义内容。同时给大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抓手和切入点。但提出来的假说和推测虽有合理成分,但上述诸多人的观点,我认为却都不令人信服。

我觉得,至少图形的下面应为是一片树叶而不是山。如此具象的树叶可以找来千万片。说其像火,可以,说其像山却不可以。世上恐没有如此尖峰如刺的山了。如是山,用不着如此轴对称地五峰并出。类似的树叶却可以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如枫树、如梧桐等树叶。(见图十一梧桐树叶1-2)

▲ 图十一梧桐树叶1-2

如是山的话,为什么不画成馒头样凸起连绵的样子?特别是在莒县遗址处那样的山形?而且山一般也没有对称地旁侧斜向突出生成尖峰的。如此可推断大口尊上的刻画符号下部为树叶的造形, 而非“山”字。此下部符号也非“火”字。要知道,如是“火”字,但由于“火”受风吹影响会有偏向性的,不会是轴对称的表现形式。要不就是那时的古人已懂得并谙熟美学,知道刻画出“对称美”的图形。

在大口尊上的这个“日月山”的陶文,从山东诸城、到日照莒县、再到安徽、南京等地都有发现,相距千里之遥的这么大的区域内发现相似的陶文,绝不是偶然。它应该是某一地区人们通行的符号。先人们好像有约定俗成的刻画规则,这些图画都刻在了大口尊腹上部的同一位置。历史学家把三个“炮弹”正式命名为大口尊。而在其内所发现了一个儿童的尸骸。推测大口尊的用途竟是葬具。瓮棺葬,当时流行的一种瓮棺葬习俗。然而专家们则专注于刻画符号的解读,并没有将其联系起来。

这时候的“文字”或已脱离开简单的单笔画双笔画等的第一阶段,处于原始的第二阶段——绘画阶段,是一种图形(图像)文字。此时期尚没有向着抽象的笔划阶段发展,或正在发展中。文字的发展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越是原始阶段过程越漫长。按照文字的发生及演进的规律来看,应该有一个从结绳记事般地简单笔画阶段到图形为主的随物象形地绘画阶段,再由绘画阶段向象形(或象神)阶段的不断演进。大口尊上的刻画文字,应该属于绘画阶段的图形(图像)文字。

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要比处于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陶文要晚一些。仰韶文化的陶文更要原始一些。所以我认为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文是比大汶口文化中莒县出土的大口尊上的陶文更早的“文字”。所以说,大汶口文化的陶文算不上最早的文字,需要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寻找过渡阶段或同时期的其它文化遗存,特别是过渡阶段的文字。期待有考古新发现,不断填补空白。

(二)推断是什么

先看大口尊的出现。

大口尊这种炮弹形的器物,最早是在山东莒县的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发现的,当然,陵阳河周边地区也有,比如小朱家遗址、杭头遗址等,现在又出现在皖北尉迟寺,两地相聚千里之遥,但两件器物,无论是形状、大小、壁的厚薄、刻划符号的位置,甚至器物的重量等等,都好像出自一人之手。从陶文刻在大口尊上的统一部位,字体工整严谨和当时不同地点而发现相同的陶文来分析,它应是继最初文字发生阶段的结绳刻本、图画记事而进入摹拟物体形象概念的符号,它是伴随着实际生产应用产生的,这说明了当时的陶文经历了漫长的肇始期、发展期,已经趋于成熟,且为分布区域广、部落数量多的群体所熟悉和使用。

皖北的尉迟寺距陵阳河相距至少有千里,是山东大汶口人带着它奔走千里之遥吗?显然不是。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如此一致的图像文字,对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文字起源和演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利用岩相鉴定分析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对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和山东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矿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及微结构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测试和分析结果证明,这种器物是属于当地取土制作,当地烧制的,完全属于文化传播因素,从而解决了同种器物不同地区的产地问题。对都带有相同 “日、月、山”陶文图形的两个样品进行稀土元素含量检测及碳十四测年,表明它们产于不同地方。考古学研究表明,该遗址处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大口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相似性,与大汶口文化晚期整个大汶口文化区域内各地区文化趋于一致,是相吻合的。

再看一下“大口尊”的用处。

大口尊用途之一是用作葬具的。

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地面下。瓮棺葬的葬具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瓮棺葬具绝大多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其实很难想象日常生活用具改做葬具,如果器物较多并不稀有,有可能随手拿来一用)有的器物在出土时表面还留有一层黑灰或草泥土痕迹。但这并不代表是使用过的痕迹,而很可能是安放形态的痕迹。

在仰韶文化半坡等遗址中也有尖底瓶瓮棺或陶罐口部相对,瓮棺为横置。在尉迟寺遗址中,成人多实行土坑葬,儿童实行瓮棺葬,但埋葬的头向一致,说明原始先民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

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曾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

由此可见,大口尊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而是一种葬具。(见图十二出土墓葬中的大口尊瓮棺)

▲ 图十二

这还可以从大口尊的器形上来分析:大口桶身尖底的“炮弹形”,在平时的安放中是很不方便的。竖放不稳,很容易倒伏;倒扣放,不方便于日常生活使用。只有横置平放才是较安稳的。现在在博物馆中展示出土的各件“大口尊”,都被各种器架支撑安稳好的。(见图十三博物馆中展示的用支架安放的大口尊)

▲ 图十三 为用支架展示的大口尊

可见如在平时使用中也是很不方便的。器物的器形应该总是在生活中方便使用的一种,器物的用途与采用的形状,都是有道理的,在制作时都是考虑好了的。

在尉迟寺遗址的发掘中,在两个相扣的大口尊之内,清理出完整的儿童骨架,看骨架的大小,也就在两、三岁左右。这时,使人突然明白了这两件“大炮弹”原来就是小孩的棺材。这种现象,以前在其他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意味着“大炮弹”的出现,将是一个新的发现。其中一件“大炮弹”口沿外侧,还刻有近似于日、月、山的符号。这让我们想到了和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一模一样。

在河南省博物馆曾陈列过几件高大的瓶状陶器,尖底,口沿的外壁一般都有一圈倒钩状的“泥钮”,有的呈束根状,有些器物的底部还穿有一个小孔,其口部的接合处,都附有突出的“泥钮”,甚至有的口沿还制成明显的“子母口”状,这些很别致的器物,可能特制的一种葬具。

至于大口尊的制作过程,可以想象出也是较麻烦的。那时可能还没有“陶轮”的出现或刚刚出现,一些不便于使用陶轮的器物仍在沿用一种泥条盘绕累积的方法来塑捏成形器身。在制作过程中,边轻击器壁边转动器身。出土时仍可见其器身上的各种斜向的纹理压痕而没有垂直于轴向的“轮纹”。特别是在制作方法上却很可能是倒置成形的,最后收的尖底部分。

这一发现,说明这种大口尊是专制的一种葬具,且专门用来入殓埋葬孩童。虽然在位于莒县县城东南的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出土于灰坑之中,带有明显礼器色彩,但其中的内容物中没有发现骨骸,很可能是墓地及葬具被破坏所致。并不能排除作为葬具的用途。

(三)对于瓮棺葬具大口尊上刻画符号的解读。

大口尊一般口径约3厘米,高6厘米。“大口尊”如用作葬具,算作专为安葬儿童所制。对于大口尊上的“日月山”刻画符号可以解读为“大口尊”的“瓮棺使用说明书”或“装殓儿童尸骸使用说明”。但用作葬具的大口尊并不是每个都有刻画符号的,也不是口部相对的大口尊器物的尺寸都一样的:一个略大一个略小,一个可称作“主棺”,一个可称作“副棺”或“棺盖”。只有“主棺”上带有刻画符号。(参见图十二,大小不对等的瓮棺葬具主副两部分)

“大口尊”器身上的图形符号可以看作一个儿童的样子:儿童的头部比例一般较大;身体瘦小,特别是或病或饿死时都会骨瘦如柴的。一个大头、两只伸出的双臂,中间连着脖颈,是多么地像甲骨文中的“子”字呀,这样也可认为刻画符号“日月山”的上部分其实可能是象征小儿的“子”字的;那么,下身被树叶遮盖着,甚至可解读为“衣”字,下半部的“山”其实就是个“衣”字。古人最初是“披蓑而衣”,也是利用植物作衣的。是不是甲骨文的中“子”字和“衣”字都是由此演进传承而来,不得而知。当时人们是不大有“衣物”可穿的,只有树叶等可能用来遮体。依着符号的方向示意,儿童脚底先进入放在尊底部,头部放在尊口冲向外部,下身用树叶加以遮盖。行“仰身直肢装入葬”的“合口式”放置的两个“大口尊”,以口相对或绳绑或泥草封严接口处后埋葬。这也就是一个“大口尊”上有刻画符号另一个没有的原因。这个“日月山”刻画符号的字义,就是将早夭的小儿,按照脚里头外下身以树叶遮盖来“穿衣”的如此这般地方式装入“大口尊”。这就可以算作“大口尊”的示意用途及方法的“瓮棺使用说明书”了。

只有同样的用途,同样的葬制仪规,才会有同样的“大口尊”,同样的刻画符号,同样的使用方法,也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能够解释得较圆满。这样就可以将不同地点出土同样的器物,有着同样的刻画符号“统一”起来。不然不好理解为什么不同地点同样的器物和同样的刻画符号它的意义所在。

虽然从陶文刻在大口尊上的统一部位,字体工整严谨和当时不同地点而发现相同的陶文来分析,它应是继最初产生文字阶段的结绳刻本、图画记事而进入摹拟物体形象概念的符号,它是伴随着实际生产应用产生的,这说明了当时的陶文经历了漫长的肇始期、发展期,已经趋于成熟,且为分布区域广、部落数量多的群体所熟悉和使用。

但它很可能让人不愿意想到的是,原本就是一个绘画图景用以装饰美化的“美术作品”而已,根本不具有文字意义。目前尚不得而知。

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研究者称为的“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距今达八九千年之远的处于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类刻画符号,很可能才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文字”,至少可能是汉字的滥觞,从而奠定了汉字8000多年的基础。

从产生的年代时间上看,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的形成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甲板上 。这类带孔甲板,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的佩在身上的饰物。从部分契刻符号的形体来看,个别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近似,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它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对于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类刻画符号,虽然当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贾湖原始文字便应运而生了”,但没有看到其与先人生产生活上的联系,没有环境条件要求与限定,没有旁证以佐,无从入手“大胆假设”,更无其它类实物史料用以“小心求证”。由于这些符号过于抽象,目前还不便对之进行臆猜,不便妄说。对于这些刻画符号,尚不具解读其义的指向性线索,因而不能轻率认定为“文字”。对于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虽然被学者认定为能够成组连字成句,具有表意功能且比甲骨文还要早的“原始文字”,但至今也没有解读其内容,亦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由此可见,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是多点起源,尽管时间年代不同,但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自发展演进,在各地奠基着中国文明。各地发掘出土的不同文化时期年代的各类“刻画符号”,应该是属于处于不同阶段的“原始文字”,应当还有缺环的阶段或过渡阶段的“文字”尚没有被发现。

但愿今后能发现更多早期的刻画符号,充实史料,推断并验证中国文字的起源演进历史,让中国文明史放射出更加灿烂之光。

 

(注1: 张飞宇, 朱璟依 积微偶录 2019-12-24)

(注2:引自知乎Derek Zech)

(注3:搜狗百科:象形文字)

(注4:中国文字不应称象形文字 子沧 来源网络)

参考文献1:《你知道吗?莒县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文字“发源地” 》来源:日照文明网的博客

参考文献:2《走进莒县:揭开中国最早文字之谜》数字青岛2019-06-25

参考文献3:搜狗百科:尉迟寺遗址

参考文献4:王吉怀:《辉煌尉迟寺》 2017-12-21

参考文献5:《瓮棺的出现与研究》

参考文献6:《泰安市于庄东南遗址出土一个大口尊,上面有个图案,竟有八种解读 》野史虫2019-09-05

参考文献7:《济南展出国宝重器“大口尊”,系大汶口文化首次发现》

来源:齐鲁网:齐鲁壹点 作者: 2019-04-08

参考文献8:《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大口尊古陶器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研究室 安徽合肥

中国社会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 北京

参考文献9:《史前时期酒具:灰陶大酒尊》中国网 china.com.cn

参考文献10:中国原始第一村安徽尉迟寺遗址出土巨型组合瓮棺

2003年11月21日09:17:08 新华网

参考文献11:《贾湖刻划符号的发现与汉字的起源》

作者:张居中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5日

参考文献12:《良渚文化》(摘要)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发现的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中,发现的良渚原始文字,不像其它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成组连字成句,具有表意功能。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被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博谦认定为是中国发现的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最早的原始文字。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出土刻画符号及相关参考图片

▲ 1.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

▲ 2.东巴文字

▲ 3.贾湖文化刻画符号

▲ 4.良渚文化陶器刻画符号

▲ 5、甲骨图文

这块甲骨正面刻辞有四条,最中间的便是记录的关于车祸的具体情形:

“癸巳卜,殼,贞:旬亡祸?王固曰:乃兹亦有杀,若称,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由車,馬硪驭王車,子央亦墜。”

意思是说:

癸巳日占卜,卜辞是十日内可有灾祸?王说,而今还是有灾难的,

果然,第二天是甲午日,王(商王武丁)乘马车打猎,追逐野水牛

小臣由的车突然车轴断裂,马受到惊吓,撞到了王的车,以至于王车颠覆,子央也坠下马车。

这是一场很严重的交通事故,王的车驾都被撞翻了,人员伤亡情况虽然文字中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在高速追逐野水牛的情况下翻车,车上的人很有可能身受重伤。

甲骨局部这里面出现的两个车字很有意思,从字形上就很容易联想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这也是汉字表意特征的体现。

这两个车的写法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车的车轴部分是断为两截的;第二个车的车厢部分是上下颠倒的。正常的写法是这样的。

 

▲ 6.甲骨文的子字。

▲ 7.玉米简史中网络图片 摘自知乎

▲ 8.英国埃夫伯里巨石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