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壁画色彩艳丽,表现生动,语言丰富,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时期,但真正能够构成意义而不只是色块碎片的壁画则要到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才能见到,特别是在两汉时期,我们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巨幅壁画,画面气势磅礴,云气氤氲,车马络绎不绝、宴乐歌舞不休,反映了汉代物阜人丰的社会环境(见图1)。

▲ 图1 陕西定边郝滩汉墓出土场面宏大的西王母界神兽乐舞图

▲ 图2 现藏美国波斯顿美术馆的一组五块壁画空心砖,据传系1915年出土于洛阳八里台汉墓

汉代的壁画艺术非常成熟,几乎蕴含了后世各种绘画艺术中的各种表现技法与创作理念的基本类型,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艺术,追本溯源,推陈出新的重要起点。两汉壁画墓的发掘,最早的记录不晚于十九世纪末叶(见图2),迄今为止已知的(含各种正式发表发掘报告、有关发掘参与者在相关文章中提及,以及仅收录于图录者)发掘(含科学发掘与盗掘)的壁画墓百余座之多,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典型壁画图像在各种美术史、文物与考古出版物中时常见到有关的介绍、引用和诠释,那些精彩的画面、恢宏的图景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图3)。

▲ 图3 杮园汉墓出土,疑为宫廷画师绘制的精美天顶壁画

但事实上,我们熟知的那些图像只是出土壁画中的九牛一毛,大多数情况下,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壁画我们都无缘得见,遑论对它们进行分析和讨论了。相对于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而言,有关两汉壁画研究的成果总量并不多,研究的进展也比较缓慢,其中既有汉代壁画墓发现或发掘)的总数在已知汉代墓葬中所占比例不高之故,亦有出土时的保存状况和出土后的保护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汉代墓室壁画出土时如果保存状况不佳则可能导致图像无法辨识,出土后如果保护不善则会让壁画的色彩变得黯淡、细节迅速消失,出土壁画对保存环境的要求实际上比较严苛,因此很多考古团队和发掘机构在条件不具备时往往选择回填墓葬来保护壁画(见图4),至于那些已经发掘的墓葬,因各种原因而迟迟无法发布正式的发掘报告,同样影响学者们对壁画的研究。

▲ 图4 原地保存,但已基本不对外开放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汉代壁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本质与特征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其在中国艺术史、图像史、文化史中的重要价值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全面的评估,但其包括的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秦汉时期是我国首次实现全国大一统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加速,并逐渐形成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就中国传统艺术而言,这个时期也是其基本语言特征的形成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的艺术形式已然朝多样化方向发展,竹木玉石雕刻、漆绘彩塑、鎏金铸铜等,应有尽有。纵观这些不同材质、媒介上的形象与艺术表现手法,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特质,说明它们的创作(或制作)很可能是基于一些标准的样本,即所谓的粉本(或格套)。这些粉本通常由当时公认水平较高的画师创作而成,因此,粉本具有较高的图像表现能力,粉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很有可能属于一个工匠团队、手工作坊或者其它形式的丧葬服务组织或艺人团体的机密,一般不向大众公开,当然今天我们就更无缘得见这类原始材料了。

因为手中有这样的粉本,一个普通的手艺人就有可能通过简单的组合、叠加,依葫芦画瓢,创作出视觉效果非常不错的画面来,一些图像内容乏善可陈,但构图却非常饱满、形式感极其丰富的画像石(墓)便是很好的实证(见图5)。在汉代众多的艺术载体中(如画像石、画像砖等),画师的线稿与最后的完成品之间其实还有一个中介角色,那就是刻工(或其它承担图像物化工作的角色),唯有壁画,它无须这样的中介,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甚至直接地再现了那些画师(工)的水平。因此,两汉壁画的陆续出土,为我们重返汉代的原境,了解汉代画师(工)的真实艺术水准创造了机会。

图5 陕西米脂官庄汉墓出土的精美画像石刻作品已有研究中,对两汉壁画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实并不多。相关的论文虽然不少,但总的来看,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非常有限,《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全集》的编著者曾说,“陕西汉墓壁画之系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此乃研究领域之欠缺,也应该是今后汉墓壁画研究之课题。而针对汉墓壁画设计思想或是设计理念的研究,目前仍较少涉及。”该观点虽然发表于十年前,并且所讨论的对象也仅限于陕西地区出土的墓室壁画,但迄今为止它的结论对全国范围内(甚至包含朝鲜半岛在内)出土的汉代壁画而言都是适用的,因为近年来汉代壁画的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笔者2011年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一个以“长安26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原拟对长安地区出土壁画及其研究进展作一个综述报告,但从笔者前期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中地区出土汉代壁画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画面发表于考古发掘简报,与之相关的探讨较为有限,对于壁画中形象的辨识、意义的考察不会超出陕西(以陕北为中心)、山西(以晋西北为中心)两个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中视觉形象的研究,因此,对它进行归纳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笔者在对关中汉代壁画作简要概述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个尝试让笔者意识到,现阶段展开对汉代壁画艺术的系统研究已经非常必要。

▲ 图6 新近出土的山东金山汉墓壁画

综观两汉壁画的研究成果,它们大致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对壁画的图像材料使用非常有限。这种有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少数较为典型的壁画墓 ;另一方面是,在每篇文章中,尽管讨论的主题可能会涉及壁画的题材、技法等,但其实使用图片的数量有限,大多数时候那些“表现平平”的图像都被“代表”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少数画面保存较好、细节精彩、主题丰富的墓室壁画,对于那些形象漫漶严重,画面内容与图像表现均平淡无奇的墓葬壁画则鲜有论述,甚至对新近出土的壁画材料也缺乏应有的关注(见图6);(二)关于汉代壁画研究较为重要的结论与观点多年

来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而是停留在较为陈旧和过时的认识上。关于关汉代壁画中的人物、典故、仪轨等内容的识读及对画面的构成规律、表现特点等的分析,学界接受度较高的观点往往集中于早年发表的一些学术成果,此后的研究所发表观点往往不是乏善可陈、老调重弹,便是经不起推敲,想像胜于推理;(三)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新出土的壁画材料,但因在研究观念都囿于过时的知识结构,尚不能挖掘出新材料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研究方法上的保守使得研究者很突破已有的理论系统,推进对现有观点、概念的更新和升级。

汉代壁画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瓶颈状态,在图像辨识与观念梳理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进展,倒是一些距离汉代壁画本体研究较远的学科领域,比如在古代天文学和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利用汉代壁画中的图像资料进行相关的学术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有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新发现。通过这样的横向比较,我们发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来考察汉代壁画非常有必要。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文化表征形成的角度来看,可用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方法有很多,如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图像史学等,笔者曾撰写专书对采用艺术考古观念与研究方法重新再现古代文化的历史原境,展开古代文化问题的深入解读的方法与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展开说明。就两汉壁画而言,以往较为系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展开,针对特定墓葬中出土的壁画或某些类型的壁画主题所做的个案研究业已有非常丰富的积累,但从艺术考古层面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却难得一见,学界的认识大抵还停留在贺西林20年前所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上,然而,从艺术与考古相结合(或交叉)的角度来审视汉代的壁画,融合了感性把握与理性推断的复合思维,既表明了对古代图像进行诠释时所需秉持的科学态度,也暗含了对图像背后所蕴藏的微妙的形式语言和复杂多变的思想观念的关注,可以说是在深入探索汉代壁画的意义与价值中,非常值得期待的研究方法之一。

很显然,汉代壁画研究与探讨的都是文博、艺术、考古等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较为密切的学科领域从业人员比较熟悉的内容,在研究材料上不易出新,研究的挑战系数较高,因为无论是举证的过程还是推论的结果通常都会受制于已有成果,另辟蹊径不易。在汉代壁画的研究中,主要的或者重要的问题学者们都有所讨论,仅剩下一些较为次要的或者延伸出来的小问题或细枝末节尚待深入,因此壁画研究如果不是系统、全面的深耕,实际上很难在理论认识上取得突破。然而综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如从建国至今的这段时间内,有关汉代壁画的研究文献迅速积累,出土的壁画图像也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而有所增加,尤其是近年来有关的图录(特别是以高清照片为基础制作的图录、线描图、彩绘图等)、发掘报告的出版,进行系统、深入的汉代壁画研究已然具备条件。实际上,近年来所出版为数不少的关于汉代的政治、经济、交通、制度、器物文化、工艺制度等领域的研究书籍,以及诸如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大云山汉墓(见图7)。

▲ 图7 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重要的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为汉代壁画的深入诠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学界对汉代壁画的进一步研究。综合考察现有汉代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图像,汉代漆器、青铜器、玉器、明器等器物的研究成果,以及与传世和出土的汉代历史和考古文献研究成果,我们隐约可以看出在汉代壁画中所表现的内容与汉代社会中流行的文化、观念、习俗之间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与错位,如壁画所呈现的人物活动等内容表面上看起来与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举止等都极其相似,但在本质上支撑这些图像的观念似乎源于另一套平行的信仰,这种差异与错位在以往的讨论中未见深入的展开,值得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着重剖析。汉代壁画的研究除了在整体或者宏观的层面上可作研究方向的挖掘之外,具体到一个墓葬、一幅图画甚至一条线可能的含义都值得反复推敲。

提到两汉时期的壁画,人们通常会将它等同于墓室中出土的壁画,因为汉代其它建筑类型,尤其是地面建筑遗存中发现的壁画非常罕见,迄今为止较为明确的实例也仅见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中清理出来的一些壁画残块(见图8),

▲ 图8 长乐宫建筑遗址出土壁画残块

因此,研究者们通常倾向于忽略它。从理论上讲,即使汉代壁画研究把汉代地上建筑中的壁画都囊括进去也还是存在偏颇的,因为对于某类图像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实物形态的图像,还要研究对这类图像的文字记载。所以在探讨汉代壁画的主题、构成、形式等内容时,除了全面考察出土的汉代墓室壁画外,充分挖掘和利用文献所载,对汉代地上建筑中绘制壁画的情况做尽可能全面的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将是对现有汉代壁画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根据相关文献记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从汉代地上壁画表现的主题、创作者、绘制场所、绘制年代以及毁坏年代等若干子项加以梳理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因为材料所限,具体到某处宫殿或纪念性建筑中的某幅壁画时则有可能只能分析其中的几个子项,而不是全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同时,讨论所形成的文字也难免会出现内容碎片化的倾向,但因为有了前列几个子项的整体框架,足以将那些信息碎片相对固定地镶嵌于一个意义场域中,即在相应的历史时空中它们还是可以折射出意义的。

至于汉代地下建筑中的壁画,因为出土实物与研究成果都较多,因此讨论的基础也比较坚实,研究时可以在前人探索的经验中继续推进,从中找到深化研究的方向和突破口。比如说类型学是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艺术考古研究也强调对这一方法的借鉴,这因此类型学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不考虑对材料进行分类的目的和意义,盲目地利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类就只会让研究的对象复杂化,无助于研究的推进。就汉代墓室壁画的分类问题而言,以往的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著作与论文都强调按当代行政区划来分类,这种分类实际上严重地打破了壁画与壁画之间的天然关系,但是如果考虑以壁画基底的材质来作为壁画的分类依据或者会令研究别开一番天地。

已有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虽然也会讨论壁画的基底,但是研究者并未想到要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墓室壁画,或许是因为基底通常会被上层的地仗和颜料所覆盖,与画面最终效果的呈现无关。其实基底材料的选择涉及到墓葬形制、墓地及周边的自然条件、死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甚至墓葬制作的工艺技术水平等诸多要素,因此从基底要素来分类墓室壁画,研究有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研究汉代壁画,有一个环节需要重视,那就是研究材料的去伪存真。这也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以往在研究古代壁画的过程中虽然也难免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关于所援引文献真伪的争议,但它们一般不会对学者们造成严重的困扰,然而,自从全球范围内公私收藏机构与个人收藏对中国古代壁画兴趣的持续上扬,与此相应的中国古代墓葬的疯狂盗掘和中国古代文物造假行为也屡禁不止,导致汉代壁画的研究材料问题变得日益复杂,不仅有文献的版本问题、真伪问题,还有实物的造假问题,它们交织在一起,影响人们对汉代壁画的准确解读。

图9 偃师新莽墓出土壁画,有学者疑其系伪造一般来说,古代壁画要造假难度系数比较大,极个别所谓的“出土壁画”造假行为很快就因为在其中发现了颜料或者其它构成成分与时代和地域不相吻合的情形而遭到揭穿。但也不排除如下情况的存在,比如一些绘制在大型的型砖或条砖上的壁画,用来作为基底的素砖是汉代的,但上面的图案却是后人补绘的(见图9)。在征集的汉代壁画(砖)出土文物中,以及通过捐赠或者拍卖渠道获得的壁画(砖)文物中,存在这类赝品的机率较高。这些文物作品经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体系后,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身份的洗白,成了“真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一定要使用此类 “来路不明”的材料,需要非常谨慎。

如果没有必要,研究时应该避免记录、援引和讨论那些未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实物材料。至于文献的真伪,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文献学专家在做相关的清理、梳理与校订工作,可资甄别。在汉代壁画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倘有需要使用这类材料来佐证我们的观点,要尽量使用与汉代关联最为直接和密切的一手资料和有明确出土记录的实物材料,以减少研究所走的的弯路。总的来说,在汉代壁画的发现、发掘及研究近百年的历程中,真正从艺术本体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探索的成果还是较为罕见的。从汉代壁画的保存现状以及资料发表状况来看,推进研究的难度并不小,而系统、深入地研究汉代壁画,对于进一步加深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推进华夏文明溯源,光大中国优秀传统,乃至推广丝路文明都有重要意义。

就研究汉代壁画而言,如下几点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在方法论上,选择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性质的艺术考古学方法为主,并辅之以历史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分析,推进汉代壁画艺术本体的研究。其二,重视历史原境的复现。在研究时,除了重视原始材料、一手材料的运用,还要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来复现汉代的原始情境,在汉代人们生活的原生状态中探讨壁画的问题。

其三,强调研究的整体推进。对汉代壁画的研究要在对汉代整体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加强对已有研究、相关研究的总结和借鉴,尤其是对早期中国的色彩颜料、手工艺技术等实验考古研究的成果,以及丝路壁画研究、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器物文化等相关领域研究最新进展的吸收。早期文化的研究要重视对当时文化的整体认识,这点与晚期文化研究不同,时代越晚,文化研究越呈现出专门化,具体化,汉代壁画研究不必,同时也做不到专门化,因此只有在对汉代文化整体认识的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推进两汉壁画研究的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