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时代是明王朝建立以后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扬帆出海,七下西洋,历时28年,行程十万余里,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日,“郑和时代特别展”正在张家港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呈现了南京明代郑和宝船厂遗址出土的造船用具、宝船构件以及明初瓷器、金银玉器、墓志、生活用品等文物127件(套)。这些文物展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盛况和明初鼎盛时期的社会风貌、对外交流与贸易状况,让人们从中感知“郑和时代”和“郑和精神”。

▲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的郑和像

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出色完成了联络各国君主、加强中外使节友好往来、开展官方贸易等使命,将灿烂辉煌的中华声名文物远播海外,又带回丰富的海外物产,极大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与融合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对于下西洋活动停罢乃至中国航海事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

▲ 郑和使团正使太监王景弘地券拓片

郑和使团

明朝永乐三年(1405),郑和率领2万7千多名舟师将士,组成了庞大的下西洋使团,带着“宣德化以怀柔远人”的使命驶向海洋。郑和使团中有才能卓越的统帅、经验丰富的水手、训练有素的士兵、精通外语的翻译、医术精湛的医生、维修船舶的工匠、观测天文的阴阳官、保障伙食的后勤,等等。面对充满未知和艰险的远航,使团众人各司其职,上下一心,以开放的胸怀、顽强的意志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共同谱写了大明王朝的海上传奇。

▲ 龙江船厂图

明初常以宦官充任外交使者,代表皇帝出访四方宣谕赏赐。郑和使团的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宦官,郑和及王景弘为正使太监,其下有副使监丞、少监、内监,随行的还有武官如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文官如舍人、郎中、序班、教谕、通事、阴阳、医官,以及工匠、杂役以至各级士卒。

宝船遗踪

郑和组建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舰队,由200余艘不同用途、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宝船”。按照明代文献记载,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过硬的船舶质量以及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经验与知识,宝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顺利到达南洋、西亚及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 郑和宝船复原图

龙江船厂始建于明洪武初年,位于南京城西北隅龙江关附近,因专造黄船、战船等,又被称为“黄船厂”。据成书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李昭祥《龙江船厂志》记载,船厂内除龙江提举司、帮工指挥厅等管理机构外,还设有细木、油漆、艌、铁、蓬、索、缆等7个厂,分工细致,组织严密。该厂参与建造和改造下西洋的海船,永乐五年(1407)曾奉命改造海运船249只,备使西洋诸国。

盛世华彩

郑和所处的时代正值明王朝建立以后的全盛时期,强盛的综合国力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坚实后盾。郑和下西洋无疑是明初盛世的华彩篇章,中国人开始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中外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的盛况。郑和的远航将中国先进文化传播至所到地区,而域外文化因素亦随之涌入中国,促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面貌,成就了永宣时期文化艺术的辉煌。

▲ “郑和时代特别展”现场

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交通与商贸往来在郑和时代达到了巅峰。郑和的船队以赏赐和贸易的方式向海外提供丝绸、瓷器等物品,船队到达哪里,承载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丝绸、瓷器等就传播到哪里,郑和开拓的航路也因此被称为“丝瓷之路”。

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出色完成了联络各国君主、加强中外使节友好往来、开展官方贸易等使命,将灿烂辉煌的中华声名文物远播海外,又带回丰富的海外物产,极大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与融合发展。

▲ 明 木圆盘 直径16-26厘米 南京宝船厂遗址六作塘出土

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对于下西洋活动停罢乃至中国航海事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

有观点认为,明初时海外威胁受到重视,故有郑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或许郑和过于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也有学者认为,是顽固的封建思想以及农业帝国的土地观念战胜了海洋观念,导致下西洋的终止。

▲ 镶宝石叶形金饰件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认为,明帝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郑和舰队宝船之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支费浩繁,库藏为虚”,被认为是下西洋终止的直接原因。

不过,有学者认为明朝在洪武、永乐的基础上达到仁宣之治,单从财力上讲,此时远航的物质条件应该较永乐年间更为充足。

除以上种种因素外,学者论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争权夺利,以郑和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失败; 仁宗、宣宗二帝在阅历及个人能力上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加之社会的稳定,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发展,转而以守成为主;郑和的去世,使下西洋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船队无法再连续出航。

无论如何,中国就此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回顾历史,“郑和时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是一个面向海洋的时代,是一个太平共享的时代。回望郑和时代,感知郑和精神,体悟文明交流、互鉴、发展之要义,更好书写当今人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主办方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