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捶揲錾花双狮莲瓣纹金碗

唐代日常生活所用金银质碗、盒、杯、盘之类器物。唐代金银器皿集中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绝大部分出于窖藏和居住遗址,出自墓葬者甚少。它们主要应是宫廷和地方官手工业中的制品,专供统治阶级上层享用,间或用于君臣之间的赏赐、进奉以及对佛教寺院的施舍。

唐代金银器皿制造业发达,数量大,品类多,其制造中心是首都长安。到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州,金银器皿制造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49年以前只有少量唐代金银器物出土。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唐代莲叶伏龟金质对盘

唐代金银器皿的发现 传世品极其罕见,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当年遣唐使带回的一批最为重要。1949年以前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多已流散国外,收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有15件,其中一件高足杯上附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刻铭,是流散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地发现唐代金银器皿已达260件以上。 在西安和平门外、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西安东南郊沙坡村、西安南郊何家村(见彩图)、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都曾成批发现,西安、咸阳等地也有零散出土。较贵重者有,西安东北郊八府庄附近出土的大小银盘各一件;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的金花银盘一件(据盘底刻铭,该器系唐德宗时越州刺史裴肃的贡品);西安东郊韩森塞出土的银盘一件和天宝四载(745)宋氏墓出土的银洗一件。

▲ 唐代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与研究 唐代前期金银器皿数量较少,器物中有较多的波斯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象八棱带柄杯、高足杯、带柄壶、多瓣椭圆形盘等。唐代后期,这些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吸取了中国传统的铜器、陶瓷器、漆器的传统器形,常见的器类为碗、盘、盒之类。

同一类型的器物,从唐代前期到后期形制也有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同陶瓷器的器形演变表现了同样的趋势。与此相适应,器物纹饰由琐碎、纤细转向繁缛绚丽,外来纹样逐渐失去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同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融为一体,从而使金银器装饰臻于完美、成熟。唐代金银器皿根据装饰纹样的变化可分作5期:第一期,7世纪初至8世纪初(约当高宗、武则天时期)。

▲ 唐 鸳鸯莲瓣纹金碗

花纹主要有两类:一类以翼兽、宝相花或六瓣花为中心,周围绕以比较纤细、规整的忍冬纹组成的各种图案;另一类为传统的折枝花鸟或狩猎纹。第二期,8世纪初至8世纪中(约当中宗至玄宗时期)。此期花纹沿袭了第一期的基本内容,但宝相花层次增多,结构复杂,显得更加富丽;忍冬纹枝蔓流畅,花繁叶茂,并同花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器物上出现了枝叶茂盛、鲜花怒放的花卉图案。第三期,8世纪中至8世纪末(约当玄宗以后至代宗时期)。


图案多以羽鸟、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缠枝花。叶秾花艳,构图和谐,富于写实意味。第四期,8世纪末至9世纪中(约当德宗至文宗时期)。此期花纹基本同三期,但构图趋于严整,讲求对称,花卉图案拘谨而欠生动,羽鸟已趋于抽象化。第五期,9世纪中期(约当宣宗时期)。主要是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一批银器。其花纹、鸟兽,都表现出简单及抽象化的特征,尤其象涂金刻花银三足罐,器腹刻人物并附“子路”、“少正卯”、“论语注·灵公问政”等铸文题名,更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

▲ 银熏球

唐代金银器皿的工艺技术 唐代金银器皿中,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雅丽者比比皆是。沙波村出土的银熏球是唐代金银器工艺的最佳作品之一,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仅4.8厘米的圆球,由上、下两个半球体扣合构成,接合处装有一小型卡轴,其余部分磨成扣合严密的子母扣,结合牢固,启合方便。下半球内装置两个同心机环和一个焚香盂,各部件以相对称的活轴关连于器壁,利用同心机环和活轴造成的机械平衡,确保焚香盂在球体无论怎样转动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常态而不致倾仄或倒覆。

▲ 舞马衔杯纹银壶

该器遍体镂空,在有限的球面上刻划了数组形态各异的花鸟,充分显示了制造工艺技术的高水平。对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皿的技术鉴定证实,唐代的金银细工工艺十分复杂精细,已经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刻凿等,多数器物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才制造成功的,而且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焊接方面,运用了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无论那种焊法,都做到了焊口平直,看不出焊缝。有的小金盒,螺纹同心度强,子母扣扣合严密;各种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

▲ 唐赤金走龙

所有这些,标志着切削加工已趋成熟。何家村金银器皿中,有一件八棱金杯,纹饰用掐丝珐琅作出,填料虽已脱落,仅留一些粉末,仍不失为一件珍贵的掐丝珐琅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