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白草坡东汉陵园考古发掘现场。冒着酷暑，考古人员正在进行陵园石殿、钟虡等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王咸秋介绍说，经过多年考古发掘，洛阳东汉帝陵考古有重大突破，基本确认白草坡东汉陵园陵主为东汉桓帝。

一件纪年石器，揭开白草坡东汉陵园“真容”

在伊滨区庞村镇白草坡村的麦田下，究竟埋葬着哪位皇帝?规模庞大的皇帝陵园，是怎样的建筑布局?15日，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掌上洛阳”客户端联合主办的“考古洛阳·读懂历史”系列直播活动第三场在白草坡东汉陵园进行，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咸秋、工作人员何慧芳带领观众走进考古发掘现场，揭秘白草坡东汉陵园的建筑布局和归属问题。

遗址出土纪年石器，基本确定为汉桓帝宣陵

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位于白草坡村东北部，是洛南东汉陵区中，距离当时都城最近的一座帝陵。

2006年4月至2007年5月，为配合郑西高铁的修建，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勘探，并对工程线路占压区域的陵园建筑进行了发掘。

2017年，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的考古工作重新启动。其间，一个重要问题始终困扰着考古人员，那就是白草坡东汉陵园究竟埋葬着哪位皇帝。

▲ 考古发掘现场

据文献记载，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历时196年，建有12座帝陵，其中11座帝陵位于洛阳境内。由于文献记载简略，加上东汉帝陵湮没在各历史时期墓冢之间难以辨识，每座帝陵的具体位置和归属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难解的谜题。

2020年，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揭开了白草坡东汉陵园的“真容”。

“当时，发掘现场出土了一件带有纪年题记的石质圆形器物，器物外侧壁有‘光和三年造’题记，这为确定陵主身份提供了关键性证据。”王咸秋说，“光和”为汉桓帝的继任者汉灵帝的年号，而汉灵帝文陵已经确定位于邙山陵区，因此，该石质器物应是汉灵帝为汉桓帝修建陵园或举行陵园祭祀时制作的，联系文献记载的汉桓帝的陵区位置，基本确定白草坡东汉陵园是汉桓帝宣陵。

陵园设有“职工宿舍”，其中可能有“独立卫生间”

白草坡东汉陵园的面积为85万平方米，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理念，这座陵园其实可以看作一个微缩版的宫城。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内分布着“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5组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中，“石殿”初步推测为陵庙，“钟虡”为与祭祀相关的礼乐建筑的代称，“寝殿”用于陵墓祭祀，“园省”是守园陵贵人与宫人的居所，“园寺吏舍”是陵园令、食官等管理陵园的办事机构。

目前，“园寺吏舍”是考古人员了解最深入的一个区域。资料显示，“园寺吏舍”大致分为办公、生活两个功能区，生活区相当于“职工宿舍”，里面的院落设计十分巧妙、合理。比如，每个院落里都有水井提供生活用水，水井建在有顶的廊道上，可保持水源干净且不被污染。水井的旁边还设有渗井，用于收集生活废水、院落降水，渗井连接着排水支渠，能将废水排进主水渠。

“在‘职工宿舍’中，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每个院落的西北角都有一个砖砌式地穴遗迹，起初我们推测是粮食仓窖，后来发现也可能是厕所。”王咸秋说，根据史料记载，东汉陵园管理措施规定院落晚上要落锁，居住在此的人不能随意外出，这就要求每个院落都有“独立卫生间”。同时，汉代模型明器上的圈厕，厕所门经常开于一侧，这与该砖砌式地穴遗迹的开门方向吻合。

“不过，这些还都是推测，若想最终确定该遗迹是什么，还需要对沉浸物的性状进行样品分析。”王咸秋说。

白草坡东汉陵园考古，填补我国考古界重大空白

何慧芳介绍，目前正在发掘的是陵园中的“石殿”与“寝殿”区域。“石殿”的功能相当于西汉时期的陵庙，“寝殿”则是陵园内举行祭祀的大殿。

《后汉书》记载：“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何慧芳解释，这段记载的大致意思是，皇帝死后，日常活动还要像其生前一样开展，相应的宫殿建筑和各类职员一样都不能少。

“帝王陵寝不同于一般墓葬，它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彰显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从秦始皇在陵旁设寝殿开始，虽然各个时期帝王陵寝的名称和表现形式有差异，但是陵寝制度的文化基因一直得到了传承延续。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也会模仿前朝的陵寝，这种现象代表了文化基因的延续。”王咸秋说，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重要实证，白草坡东汉陵园的考古工作对填补东汉帝陵考古发掘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链接

汉桓帝刘志，东汉第十一位皇帝。公元146～167年在位。

刘志是汉章帝曾孙，在位21年。公元146年，外戚梁冀毒死9岁的汉质帝，立15岁的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刘志是被梁冀推上帝位的，因而他对梁氏家族的拥戴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梁冀依仗梁太后在朝廷内外飞扬跋扈，特别是连皇帝被弑都无所损害，所以他对梁氏，可以说是感激中带着恐惧，幽怨中带着无奈。但他毕竟是皇帝，梁氏独揽朝纲不能不时常让他感到失落与怨愤。刘志从小就对梁氏不满，他即位后，就想方设法的诛灭梁氏。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5人一举歼灭了梁氏，单超等5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五侯”。自此，朝政由外戚转入宦官之手。“五侯”比外戚更加腐败，他们对百姓们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汉政治更加衰颓，国势益弱。汉桓帝统治后期，一批太学生看到朝政败淮，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宦官气急败坏，在延熹十年(166)与德扬天下的司隶校尉李膺发生大规模冲突。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200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由于国家财政匮乏，遂公开卖官鬻爵，政治更加腐败。桓帝爱好佛事，荒淫游乐无度，宫女多达五六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