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年，“临朝称制”多年的吕太后死后，开国功臣集团核心人物周勃、陈平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宫廷军事政变，剿灭了吕氏外戚集团。其后，在推举新皇帝人选时，被大臣们议论到的一共出现了三个宗室封王：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最后的结果是代王被选中，入继大统而成为汉文帝。刘襄因为受到政变核心人物的排斥，郁郁而亡。我已有另外一篇文章做了介绍。刘长只相当于走程序的“差额候选人”，其实没有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真的想把刘长推举上去。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长幼时由当时的皇后吕雉抚养长大，功臣和宗室两个集团的实力派人物，在刚刚铲除了吕氏集团之时，不能接受一位与吕太后有密切关系的皇子登上帝位。

汉文帝登基后，该如何对待淮南王刘长?他是很费心思的。因为，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们当时还健在人世的，只有他们兄弟二人了。兄长刘恒成了皇帝，对于弟弟刘长理应有所照顾——这是新皇帝要树立宽厚仁君形象必须妥善处理好的问题。后来，汉文帝以各种方式显示对这位弟弟特殊的眷顾和宠信，给自制力本来就有限的刘长以错误的心理暗示，恃宠而骄的毛病很快养成。“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史记·淮南列传》)最后终于导致刘长的人生悲剧。

一、离奇曲折的出生背景

刘长出生，有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一共生有八个儿子。其中的淮南王刘长，其身世和命运，都富有传奇性。他是汉高祖的少子。其母赵氏，本来是赵王张敖的美人。高祖八年(前199)，刘邦出征路过赵国，赵王张敖不知道该如何讨好当今天子(也是岳父)了，居然把自己的赵美人进献给皇帝侍寝。这位赵美人应该很有姿色，她被汉高祖刘邦“笑纳”，并怀有了身孕。在刘邦离开赵国之后，赵王张敖不敢再把赵美人接入自己的内宫了，专门在王宫外面修建了一处房舍，安顿她住在其中。其间，张敖的大臣贯高等人因为痛恨刘邦对张敖傲慢无礼而筹划谋杀刘邦。密谋败露，朝廷严厉查处这次未遂的“谋反”行为，赵王张敖本人也被逮捕受审，赵王的母亲、兄弟、美人都被逮捕。已怀有高祖“龙种”的赵美人，也遭拘押。她向审案官吏报告：“得幸上，有身。”官吏赶紧报告给皇帝，当时的刘邦正在为赵王张敖一案怒火高涨，未加理会。赵美人的母弟赵兼打通辟阳侯审食其的关系，向吕后求救。没有想到的是，吕后为人嫉妒，不肯在皇帝面前给怀有身孕的赵美人说好话。而那位辟阳侯审食其也未曾强争。为人刚烈的赵美人，等到分娩生下儿子之后，在极度恚怒之下，即自杀身亡。有关方面的官吏把这位可怜的小皇子送给了皇帝，刘邦才为这位小皇子早失母亲而后悔，特令吕后做小皇子的母亲，负责收养和照顾他，厚葬赵美人于祖居之地的真定。高祖十一年(前196)十月，淮南王黥布(英布)反，刘邦亲征平叛，册封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尽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刘长即位时，年仅三岁。可见刘邦对于刘长，确实有高龄父亲钟爱少子的常人之情。由于刘邦特命吕后收养刘长，所以在吕氏当政压抑和打击宗室成员之时，刘长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是在吕氏的照拂之下成长起来的。“厉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史记·淮南列传》)

二、为母复仇，都城内刺杀朝廷大臣

及至诛灭吕氏集团之后，当时控制朝廷大局的实力派人物否定刘长做新皇帝的真实原因，必定是考虑到他与吕氏集团关系密切这个政治因素。当然，摆出到台面上否定他的理由是：“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史记·吕太后本纪》)议立新君是在“诛吕之役”之后不久，也就是吕太后八年(前180)九月，刘长已经是19岁的青年了，以“年少”的名义否定他的继位称帝的资格，其实有点勉强。至于“母家又恶”的理由，也很不充分。只是操纵朝政的周勃、陈平等人刻意排斥与吕氏关系密切的皇子继承大位的借口。

等到“诛吕之役”成功，原来的丞相审食其因为与吕太后的关系太过密切，被免去了丞相的职务。文帝即位后，审食其处于居家赋闲状态。他完全没有料到刘长对他恨之入骨，更没有料到这位皇帝的亲弟弟会亲自动手取他的生命。

淮南王刘长认定其母赵姬之死为冤狱，他认为辟阳侯审食其与吕后有特殊密切关系，如果审食其尽力向吕后求情，他母亲就可以避免愤而自杀的悲剧。刘长据此推断其母之死与审食其不肯尽力救护有关，进而把审食其当做了杀母仇人。“有材力，力能扛鼎”的刘长，确实有勇力，也有杀人的胆略。他以拜访的名义，前往辟阳侯府上。辟阳侯审食其未曾料到有危险，就出来见他。不料刘长袍袖中暗藏了一个大铁椎，在见面之时，刘长突然从袖中挥出铁椎，直击辟阳侯，将他打到在地。随即刘长下令让随从魏敬斩下审食其的首级。刘长在杀死审食其之后，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急驰到皇宫阙下，肉袒向皇帝谢罪，借此说出自己杀死审食其的三个理由：“我母亲当年不该受赵王谋反之事的牵连，那个时候辟阳侯是有能力影响吕后的，但是他不据理力争，其罪一也。赵王如意母子两人无罪，吕后却杀了他们，辟阳侯不出面力争加以保护，其罪二也。吕后分封诸吕为王，有图谋危害刘氏社稷的危险，辟阳侯不加以力争劝阻，其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杀贼臣辟阳侯，给我的母亲报仇，谨伏阙下请罪!”刘长此说，名义上是向皇帝“谢罪”，实际上把自己定位为不惜触犯国法也要为母亲复仇的孝子，还有为国除害的效果，不论是“私义”还是“公德”，刘长都在展示“正义在我”的磊落形象。文帝得知淮南王刘长杀死赋闲的朝廷大臣，很感为难。按照国家的法度，刘长擅杀大臣，必定要受到严惩;但是，文帝很理解刘长给母亲复仇的心志，也考虑到刘长是自己的弟弟，不忍心将他逮捕治罪，就下诏特赦了刘长。文帝的处置方式，本来带有“法外施恩”的性质，但是，被“宠坏”了的刘长，并没有任何反思，更没有自我约束的意识，行事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在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朝廷诸大臣都对这位骄横不法的淮南王心存忌惮(参见《史记·淮南列传》)。

三、恃宠而骄的诸侯王

淮南王刘长骄纵不法，在他刺杀审食其之前，就有多次“不良记录”了。他曾经多次违反朝廷法度，汉文帝都对他不加追究。淮南王刘长入京之时，曾经和汉文帝一道打猎。当时的刘长，完全不遵守君臣尊卑的等级规定，他不仅与文帝同车出入，还直接呼喊汉文帝为“大兄”，似乎只是寻常家人的兄弟之礼，也就淡忘了君臣名分、尊卑礼仪。他诛杀大臣于京师之内，谁都以为皇帝会依法惩治他，没有料到，皇帝居然又“宽赦”了他!刘长返回自己的封国之后，“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原文参见《史记·淮南列传》)刘长在自己的封国内，居然不用汉家朝廷的法律，出入擅用皇帝的警卫规格，甚至使用皇帝专用的文书称谓，僭越使用天子礼仪。藩王如此行事，这在皇帝制度之下，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刘长还多次上书朝廷，用语多有桀骜不驯之处，汉文帝对于刘长的违规和僭越行为，当然心中不快，但是，他不愿意亲自出面来重责这位皇弟，也许是为了给刘长保留一份尊严吧。于是，文帝指令时任将军的薄昭给刘长写信，加以规谏。薄昭在文帝继位过程中，多方联络，是有大功的“代来之臣”，又有帝舅之亲，当时在朝廷之上地位尊贵，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薄昭的这封规谏信，是奉旨而写，用词引典都非常用心，剖析利害，直击关键。薄昭历数皇帝对刘长的特意照顾，包括法外开恩，希望刘长能够感念皇恩，“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随即严词指出刘长犯有八大失误，都是“危亡之路”。又引用周初管叔、蔡叔的教训，以及春秋到秦朝时期贵族子弟被国君所杀的历史典故，下及本朝的代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被废和被杀的实例，苦口婆心地请刘长引以为戒。他还建议刘长要给皇帝上书谢罪，薄昭甚至于代拟了几句谢罪的奏文：“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汉书·淮南传》)如此一封用心良苦的规劝信，淮南王刘长却根本听不进去，他反而对朝廷心生怨恨。

四、扑朔迷离的“谋反”疑案

到了文帝六年(前174)，一件扑朔迷离的淮南王刘长“谋反案”突然出现了。史载：刘长“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从行文风格来看，这段“定罪文字”应该来自于事后朝廷的审案记录，表面上看来，刘长“谋反”有内外呼应的布局，而且人证物证俱全，似乎定案毋庸置疑;但是，其中的疑窦却有不少：刘长的部属70人与柴奇的军队公开起兵谋反，兵力却仅仅是“輂车四十乘”，藩王叛乱动用的兵力规模居然如此之少，如同儿戏一般?叛乱已经形成事实了，叛乱的首脑人物刘长不在军营之内指挥，却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安然度日，尤其是在接到朝廷的使者传召之后，他就乖乖地到长安报到和接受审判了。如此“叛首”，是否有点智商太低?

随后就是淮南王的专案审查报告送达皇帝了。这份报告，以丞相张苍领衔具奏，联署的官员还有典客、代行御史大夫职务的宗正、廷尉、备盗贼中尉等人，从署名官员的级别、职务所在推测，朝廷对刘长“谋反”一案的审理，是高度重视、高规格办案的，其权威性和专业性都不用质疑。这份上奏文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据此，判定刘长应该处以“弃市”，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处公开处死。汉文帝针对此事又下达了两次诏书，表达“从宽发落”的意念。丞相张苍等人才按照文帝的要求，对刘长“谋反”一案提出从轻发落的审判建议：刘长被废黜王国之封，还要作为罪人被押送到遥远的蜀郡严道的邛邮(道，是秦汉时期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严道，今四川省雅安市的荥经县)，也就是被强制押送到边远之地生活。

案件既然被审结，朝廷最终判决刘长被流放，将刘长押送到遥远的蜀郡严道。具体的押运安排是：将刘长囚禁在辎车之内，命令沿途各县以次转送。没有想到的是：押送途中经过的各县官员都不敢给淮南王打开囚车的封条。这就意味着刘长连日承受着没有饭食下肚的折磨。此时身处囚车内的淮南王刘长，对着他的侍者大发感慨：“谁说老爷我是勇者?我哪里是真正的勇者!我因为骄横的缘故，无从听闻我的过失而到了今天的境地。人生一世间，安能如此苟且偷生!”就绝食而死。押送刘长的囚车行至雍县(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雍县的县令大着胆子打开了囚车的封条，才发现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淮南王已经死在囚车之内。县令把刘长的死讯上报朝廷。(参见《史记·淮南列传》)

文帝在得知刘长的死讯之后，压力确实很大。后来，刘长中途死亡被定性为“意外事故”，而且造成这种意外后果的是沿途地方官员的责任，与皇帝本人无关了!文帝一定要对刘长途中绝食而死有所追责，以用来显示自己“兄弟情深”的人格，于是，押运刘长所经之地的地方官员就成了“倒霉蛋”和“替死鬼”了。文帝即令丞相、御史大夫负责搞起了专案审查，对沿途诸县依次押送淮南王的长官加以严审，凡是不打开囚车封条、不给淮南王提供膳食的官员，都被公开处斩。

五、《淮南王歌》：来自民谣的压力

很有意思的是：直到刘长死后多年，汉代的民间歌谣，还在表达对淮南王的同情和对皇帝的嘲讽。迟至文帝十二年(前168)，民间有人创作了一首歌谣《淮南王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首歌谣，一时传唱甚广，以至于汉文帝本人也听闻了。他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不由得感叹：“天下人莫非以为我处置淮南王是贪占他封国的领地吗?”于是恢复了刘长的王位，追尊他为淮南厉王。又过了几年，汉文帝以“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死”为由，将刘长的三个儿子由原来的“侯国之封”提升为“王国之封”，把刘长原来的封国土地，全部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史记·淮南列传》)汉文帝用“退还”淮南王国全部领土的方式，来显示他当年严惩刘长、废其封国，只是为了遵守朝廷法纪、维护天下大义，而不是因为贪占他的封国领土。

刘长之死，为什么汉文帝在内心深处，曾经有说不清楚的压力和内疚?以及当时民谣为何要对皇帝薄于兄弟之情加以嘲讽?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其一，淮南王刘长恃宠而骄之时，汉文帝并未以皇帝之尊及时加以训诫，反而继续示宠于刘长，导致刘长越发骄横，目无法纪，最后走向了“谋反”的绝路。这个过程，是汉文帝一时失察，还是故意以宽纵的手段诱惑弟弟触犯大罪?刘长一案的过程和《左传》中的一段名案《郑伯克段于鄢》，太接近、太相似了!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郑庄公一直是仁至义尽的，而他的母亲姜氏与共叔段母子则是贪得无厌，自取其祸。郑庄公就是希望造就这样的舆论。然而，识破天机的智者，却不为所惑。郑庄公对于弟弟共叔段的处置方式，历来被质疑、被讥嘲。为了争夺政治权力，郑庄公对自己的弟弟和母亲，机心太深，令人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汉文帝对待淮南王刘长的手法，与郑庄公对待弟弟共叔段的案例两相对照，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汉人对汉文帝用心的猜测，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文帝曾经转托帝舅薄昭对刘长极力规谏，似乎也不宜于断言文帝对刘长没有任何的劝诫和警示。当然，文帝确实没有自己出面来严责刘长，并且对刘长的“开恩”和几次“宽大”，客观上助长了刘长的骄横情结。汉文帝总有“说不清”的嫌疑。

其二，淮南王被判定为“谋反”的证据，并非没有疑窦。刘长多年来违规僭越的罪证，本来有很多，如果文帝借助于这些确凿的证据，废黜其封国，完全正常。汉文帝以此来整肃刘长，不论是当时舆论，还是后世史论，都不至于对文帝发出诛心之论;可是，文帝最后是以“谋反”重罪来处置刘长的。这就难免令人产生疑问。再加之，刘长“谋反”罪案本来疑点很多，参与审案的一批高官却“立场一致”地几次要求按照“谋反”罪名论处，这就是对刘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究竟是审案官员轻率所致?还是他们在秉承皇帝旨意行事?

其三，在刘长被废黜王位、被递解押送流迁之地的途中，他是被强制关在囚车之内，车门还有封条加以锁闭，而无任何“官方口径”告知沿途地方官是否可以打开封条提供饮食!当时的这种“拘押状态”，让官员们无从猜测皇帝的本意究竟何在，是希望刘长安然到达流迁之地?还是希望他毙命于途中?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当年刘长的囚车所过各地，负责转送的地方官员一定为此而三思不得其解!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感觉：在导致淮南王刘长中途而死的过程中，汉文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应该是无法确定的，只能见仁见智。随着刘长的去世，汉高祖的儿子依然健在人世的，唯有汉文帝一人了。谁是刘长暴死事件的受益者，毋庸多言。汉文帝被人质疑居心何在，也就成为无法说得清楚的谜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