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漳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首选自然是明代的漳州月港。但在明代以前，漳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何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人们尚未有统一的清晰认识。这当然与明代以前漳州的海丝史迹隐而不彰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就相关文物与文献稍作梳理和考证，略述唐宋元时期漳州的海丝史迹，以期世人对于漳州自唐代以来在海丝路上的重要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唐初漳浦温源溪的温泉浴池

漳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水系纵横，海岸线漫长曲折，出海港口众多，对外海上交通历史悠久。因此，具有确凿文献可征的漳州海丝史迹，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期，那就是位于漳浦温源溪的温泉浴池。

《八闽通志》卷八“温源溪”条引《漳州图经》云 ：“唐嗣圣中，胡商康没遮经此，将浴，投十钱，泉为涨溢，浴毕，泉复如故。”这里提到的胡商康没遮，从姓氏判断，或为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人。“昭武九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都是重要的媒介。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伊斯兰教影响也已遍于西亚、中亚，因此，也不能排除康没遮是伊斯兰穆斯林的可能性。

总之，胡商康没遮在漳州的活动，应可视作唐初粟特商人或中西亚穆斯林足迹到达闽南大地的先声。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上述记载虽然出自明中叶成书的《八闽通志》，但在《八闽通志》中已注明是“引《漳州图经》”，后者成书于宋代，故其资料来源时代较早，因而也较为可靠。

其二是这一温泉浴池可能是专为胡商而设。胡商投钱入浴，也反映出当时铜钱是各种交易中经常采用的货币。因此，唐初胡商康没遮在漳浦温源溪投钱洗温泉浴的记载，折射出当时漳州海外贸易的繁盛，以致胡商纷至沓来，铜钱的使用也因海外贸易的繁荣而盛。

漳浦温源溪上的温泉浴池具体地点尚不确定，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探寻。

注意：康国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中亚粟特地区昭武九姓的重要一国。 《新唐书·西域》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

五代北宋漳州西郊法真寺故址

五代王氏割据福建期间，泉州刺史王延彬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多发蕃舶以资公用，号为“招宝侍郎” (《十国春秋·王延彬传》)。当时漳州是泉州的支郡，也在泉州刺史的管辖下，所以王延彬所颁布的政策，同时施行于漳州，其成效自然也惠及漳州。

后来本地豪强留从效、陈洪进崛起，合泉、漳二州为清源军，继续施行对外开拓、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成绩卓著。因而泉、漳两州社会安定，文教昌盛，对外贸易繁荣，宗教政策宽容，在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不断扩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前来漳州的胡商、胡人日益增长。为了满足胡商、胡人的宗教需求，域外宗教庙宇应运而生。20 世纪末，在漳州芗城区西郊院内村法真寺故址出土了风格独特的四牙象石碑座，以及几段雕刻奇特动物形象的石柱础，为了解当时漳州存在域外宗教庙宇提供了物证。

▲ 法真寺故址出土石柱础

法真寺今已不存，其旧址上现有一座属于道教系统的慈德宫，宫中一面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题为《重兴法真禅院喜缘碑记》，乃清乾隆年间(1736~1795)龙溪县学廪生本村人杨希健所撰，记载法真寺“肇基于五代”，开篇描述寺院的环境与规模 ：“法真寺在城西三余里，背山面河，水接龙江，波连虎渡，与紫山、万松、□寿相摩扶，固漳郡之一大观也。”

可见当年此寺在漳州的地位和影响。关于法真寺废墟上出土的四牙象等奇特文物，我曾在《四牙象的猜想》一文中认为它可能是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的遗物，主要根据是 ：

首先，在佛教中，普贤菩萨的坐骑是白象，但文献记载和各地所见实物，普贤菩萨骑的象要么是六牙，要么是二牙，从未见有普贤菩萨骑四牙象的情况。四牙象不是佛教法物。

其次，四牙象石雕背上驮的并不是普贤菩萨，而是一轮火焰般的法物。同时出土的两段柱础中的雕刻，也有一个图案形似火轮。象背上驮着火轮，柱础上刻着火轮，极可能与古代波斯或中亚某些宗教的拜火习俗有关。

▲ 火轮徽记

从漳州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早在武则天时期就有胡商前来活动。宋元时期，更有大批阿拉伯人到漳州经商、定居，与当地居民通婚，如今当地的郭、丁、马、金、夏等姓，就有不少是当年阿拉伯或波斯人的后裔。

波斯人有一种宗教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称为拜火教、祆教、火教。中亚、西亚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也有拜火的信仰。四牙象和石柱础的火轮徽记，或许正是这些外国教徒特殊崇拜习俗的反映。

五代宋初外国人曾前来漳州建寺。《光绪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门“普贤寺”条记载道 ：“在城西厢，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建。南唐保大(943~957年)中，有三佛齐国将军李某以香货诣本州，易钱营造普贤院，手书法堂梁上。元祐间(1086~1093)，僧善麟摹其墨迹以示人，无能知者。”

此处记载的普贤寺，后遭废毁，它的方位正好与地处城西三余里的法真寺相同，且据前引《碑记》，法真寺“肇基于五代”，与普贤寺南唐保大中由三佛齐国将军李某草创的背景亦复相同，很可能法真寺的前身就是普贤寺，或者说原普贤寺的部分法物如四牙象石碑之类被移入后建的法真寺之中了。

▲ 石碑座上的四牙象图案

院内村民众世代相传，法真寺的和尚是野和尚。据研究，漳州地区那种拈花惹草、不守戒律的野和尚始于清代，法真寺的野和尚却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似乎与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合。

但将其放在法真寺或其前身普贤院的域外宗教背景下来考虑，法真寺和尚的“野”，指的不一定是拈花惹草一类，可能是信仰习俗和礼仪不同于正统佛教，带有东南亚或西域异教色彩，故被视为“野”。

总之，芗城区西郊的院内村，西望天宝大山，南倚圆山，滔滔九龙江傍村而过，溪山胜概，甲于一方。五代至宋，这里是胡商、胡人往来的要道，带着香货前来做生意的三佛齐国李将军正是这些胡商的代表。李将军出钱营造普贤院，也是这些胡商、胡人建造适合自己的宗教场所的一个例子。

黄超云先生在《漳州耆那教遗迹的发现及研究》一文中也曾对四牙象的属性做出推断。他根据耆那教教主筏驮摩那出生之前，其母梦见四牙象的故事，认为法真寺出土的四牙象应是耆那教遗迹。无论四牙象及相关文物是祆教遗物，抑或是耆那教遗物，其为来自域外的宗教，则是不争的事实。

元代漳州北郊石亭镇北斗村朝真堂

北斗村朝真堂位于芗城区北郊石亭镇高坑村，面阔三间，一进，中间天井，两边回廊，红墙青瓦，飞檐翘脊，檐角饰有飞龙镇兽，大门则以门神装饰，有着传统的闽南建筑特色，乍看与普通佛道寺庙差不多。

但揭开因后世多次重修而笼罩上去的面纱，这座清真寺的本来面目还是清晰可见的。本世纪初，我曾偕同我指导的博士生王晓云及本地文史专家曾五岳、郭联志等踏勘过此寺，辨认和推断出多处本寺属于穆斯林礼拜堂的证据。此寺作为伊斯兰宗教场所和漳州海丝遗迹的真相始为世人所知。

▲ 慈德宫(法真寺故址)

概括起来，主要证据如下 ：

一、穆斯林礼拜真主的大殿通常被称为朝真殿，它是清真寺里最重要的建筑，因而很多清真寺即以“朝真”为名，如北京通州大清真寺，又名朝真寺。北斗朝真堂的“朝真”二字也不是偶然的，暗示出它与伊斯兰有关的痕迹。

二、庙中四根石柱是庙开基时留下的旧物。石柱没有经过细致的打磨，甚为粗糙，正是元代建筑中较常见的风格，不似明清时期的青石，光滑细腻，有较高的采石和刻凿工艺。殿中靠外的两根石柱均有凿字的痕迹，因年湮代远已斑剥不能辨认。

三、天井中立着的一块石柱础，高约60厘米，项部近40厘米，上呈圆柱形，底座为六角梭状。此石在“文革”时被丢弃于堂前的水塘，后被人打捞上来置放于此。其腰部刻有浮云朵朵，相互缠绕，这种卷云图案正是伊斯兰建筑典型风格。

四、大门右边有一方砌于墙面的石碑， 乃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之物，上刻龙溪通判郭元龙捐地以供庙中香火，并附刻其家族子弟姓名。可知此郭氏家族是朝真堂的护法或虔诚信众。郭姓历来为回族的主要姓氏之一，而早在元代闽南郭姓回民甚多，泉州惠安百崎回族郭氏就是一例。

五、在堂内右侧又有一方砌于墙基内的清嘉庆十三年(1808)石碑，记载了当年朝真堂所属田园的四至边界：东、西、南俱与马家交界，北与高家相连，另一处田地也与马、陈、黄相接。说明朝真堂周边居民多为马、高、黄等姓。“十个回回九个马”，马姓是回族大姓。高姓，多为西域回民入内地后改的姓氏，在全国分布很广，元代学者高亨、高克恭等俱是回民。至于黄姓，泉州回民蒲氏在元末动乱时为躲避追查多改姓为黄。漳州与泉州毗邻，元末泉州回民多有避难落籍于此。据《白石丁氏古谱》，元代状元漳州人黄思永即是回族，可见黄姓回民在漳州也是历史悠久。由此可知，北斗朝真堂基本处于穆斯林的社会环境中。

六、北斗朝真堂前原有一条溪流，现水流被截断，只剩一汪水塘。早先溪流往南汇入九龙江西溪，至海澄月港入海。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当年梯航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可以顺着这条溪流，进入漳州内地经商。北斗村有此便捷的水上交通，成为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商贸四方的穆斯林经常在此停留，为了宗教信仰的需要，便适时建起自己的清真寺，并按回回习俗命名为朝真堂。

七、离朝真堂不远的高坑村村口，有一座“蕃人墓”，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文革”时遭破坏，前些年城市建设中此墓群已不见踪迹了。估计此所谓“蕃人墓”是马、郭、黄等穆斯林信徒归真之后的葬地。

有上述七条证据，漳州北斗朝真堂之为清真寺，而其地乃元代漳州海交重地，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唐宋元时期漳州的海丝遗迹，应该不止上述三处。对于漳州海丝史迹的进一步发掘和论证，有待我们大家继续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