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大批金银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马镫壶。这件壶，除形制特殊、花纹精美外，还反映了李唐统治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历程，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致。

皮囊式银壶高18.5厘米，口径2.3厘米。造型采用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和马镫之综合形状。扁圆形的壶身顶端一角，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的壶盖。盖顶和弓状的壶柄以麦穗银链相连，壶身下焊有椭圆形圈足。这种仿制皮囊壶的形式，既便于军旅外出时携带，又便于日常生活的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独运。银白色的壶上，弓状的提梁、覆莲瓣式的壶盖，以及壶身所饰腾跃的骏马，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

马镫式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种形制的壶，考古学家一般把它认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契丹民族出现于4世纪初，其根据地以今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为中心，约占有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唐代，它是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唐代前期政治统一，各族关系空前发展，因此，终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着密切关系。大量汉族劳动人民移入契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契丹有了农业、冶铁和纺织。同时，契丹文化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马镫银壶在唐长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马镫壶身的两面，以模压手法，每面有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骏马。这就是唐玄宗时有名的舞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发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银壶上的马就是为李隆基祝寿的舞马。

关于舞马，《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中都有记载。有的说舞马有四百蹄，还有说千匹之多。李隆基亲自训练舞马，并把它们分为左右两部。毎匹马还有“某家宠”“某骄”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时，则给这些舞马披上锦绣衣服，颈部挂上黄色的金铃，鬃毛上系着贵重的珠玉，按照“倾盃乐”的节拍，跳舞祝寿。高潮时，舞马还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抃旋转如飞，周旋益妙。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舞姿。而穿着淡黄衫、系着文玉带的姿色秀美的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舞马伴奏。

现代还原“舞马衔杯”

唐代许多人曾写下了有关舞马的诗词。做过李隆基的宰相的张说，就留下十多首舞马词。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曾说：“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 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壶上的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之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张说是屡次亲睹过舞马祝寿场面的人，在诗词中描写了舞马纵横应节、徐行跪拜的舞姿。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叙述了舞马在终曲之时，衔杯敬酒、垂头如泥之神态，这是许多志书史乘上没有记载的，而恰与银壶舞马是一致的。

张说诗作于开元十八年 (730)，舞马一直到天宝十五年( 756 ) 还存在，说明以舞马祝寿最少有二十五年之久。但这表面四海升平的景象，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渔阳鼙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落。

天宝年间，安禄山一身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权势日增，骄恣横行，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发动了武装叛乱。天宝十五年六月攻陷长安，李隆基仓皇逃至四川。由于安禄山在天宝初年曾见过舞马祝寿，入京后控数十匹归范阳。安禄山败亡，舞马转为其大将田承嗣所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应节而舞，饲马军士视为妖孽，田承嗣命军士鞭挞而死。从此，舞马祝寿仅成为中晚唐诗人的回忆诗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