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鉴定是一切文物鉴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佛像鉴定的重要内容，因为它关系到佛像制作的重要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因素，最终也直接关系到佛像文化艺术价值的评判。试想，如果我们见到一尊佛像，搞不清楚其年代，那么我们的内心一定十分茫然，无法对其进行任何价值方面的评判。根据佛像的自身风格鉴定时代

佛像年代的鉴定有多种途径。首先，我们要看佛像自身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这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途径。佛像风格有不同的体系，各自有着不同的自成一体的风格特点。

从宗教派性上讲，我们可分为大乘系和小乘系，也可分为显教系和密教系，它们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和造型上。

从地域上讲，有印巴次大陆体系、东南亚体系、中国体系、日本体系和朝鲜半岛体系，其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各地域不同的审美和工艺等特征上。

但不管如何分系，也不管是何种体系，每一种风格体系中又都存在着时代的不同和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每一种风格体系中既有时代风格，也存在地区风格，这两者永远是交错并存的，时代风格体现着一个地域佛像艺术的悠久历史和清晰的艺术发展脉络，而地域风格则展现着一个地域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民众特殊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现代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人们对文化艺术的研究已不满足于过去惯用的宏观模式，而越来越关注区域文化的研究，研究方法更加缜密细致，结论更加精微科学。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佛像艺术研究，使得过去鲜为人知的，或不被重视的一些风格重新显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些风格有的表现为一个民族聚居地区或曾经建立过古老王国的风格，如云南大理国造像、西藏古格王朝造像等;有的表现为一个著名的寺庙风格，如西藏丹萨替造像、布达拉宫造像和扎什伦布寺造像等;有的表现为一个铸造中心风格，如四川德格造像和内蒙古多伦造像等;有的表现为一代艺术大师风格，如清代一世哲布尊丹巴创立的喀尔喀蒙古风格造像、明代何朝宗创立的德化瓷造像、明代石叟创立的铸铜造像等。这些风格虽然涉及地域不大，但是它们的时代和地域特色都十分鲜明突出。我们在掌握一些大的风格的前提下，也要特别留意这些小的风格，对于鉴定佛像年代也是大有裨益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鉴定的年代更加准确可靠(图一、图二)。

历史上，佛教在亚洲地区得到大范围的传播，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流行佛教，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造像体系。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历史上流行的佛像进行全面研究和了解，只能有选择地就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体系的佛像进行研究和了解。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接触到的佛像多为中国佛像，所以应以中国佛像作为学习和鉴定的首选。但是，要成为一个全面性的中国佛像鉴定专家，笔者认为首先要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三大语系(汉传、藏传和云南上座部)佛教造像的发展脉络，各时代和地域风格特点;其次要了解各时代与地域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者，要对中国周边的古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古印度和尼泊尔的佛像艺术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因为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上曾与中国佛教和佛像艺术有过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曾经对中国佛像艺术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了解它们对我们研究中国佛像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鉴定佛像的时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当然，从风格人手鉴定也要注意方法，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先从大处人手，即着重观察佛像整体造型样式和表现手法。每一个时代的佛教造像都有其基本的造型特点。如中国汉传佛像，各时代风格各不相同：南北朝造像清赢飘逸，隋唐造像典雅端庄，宋代造像朴实自然，明清造像体态丰臃、浅显媚俗。地域风格也是如此，各地域造像也表现出各自风格相似的艺术特点。从大的地域上讲，中国有汉传、藏传和云南上座部三大地域佛像风格，它们各自有着悠久的造像艺术传统，有着自成一体、表现一致的造像风格特点。如汉传佛像受汉文化影响，其汉文化因素表现浓郁;藏传佛像受印度、尼泊尔和西藏地方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外來艺术和藏民族审美因素表现浓烈;而云南上座部佛像则受东南亚及云南傣族地区文化影响，表现出鲜明的东南亚及云南傣族地区文化风貌。而从小的地域来看，也都有其自成一体的造型样式和风格特点，如中国汉传佛教中的凉州风格、云冈模式、青州模式、曲阳模式、定州模式等，藏传佛教中的藏西风格、藏中风格、藏东风格、藏南风格、北京风格、漠南蒙古风格和喀尔喀蒙古风格等。了解了这些时代和地域风格的大致艺术特点，我们基本可以鉴定出佛像的大致时代(图三、图四)。

但是，单凭大体造型和风格的鉴定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比较，那就是第二步细部特征的鉴定。具体而言，要从佛像的头冠、发髻、缯带、耳饰、面相、项圈、璎珞、袈裟、僧裙、衣纹、身姿、手势、躯体肌肉、胎体厚重、背光、台座、材质、镀金、彩绘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看它们是否符合某一时代的造型样式，是否具有某一时代的艺术特征与神韵。这样分析比较既可科学准确地判别佛像的准确年代，同时也可以达到辨别真伪的目的。这一步的鉴定非常重要，也最见功底，它需要鉴定者的头脑中储存有丰富的图像信息，作为分析比较的依据，同时更要有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分析比较，而需要具有对佛像历史原貌特征的深刻体悟和认识。应该说，这种鉴定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技巧性，更符合鉴定学的特点，而作为佛像鉴定者也必须具备这样的技能，才能敏锐地鉴别佛像的真假，准确地鉴定佛像的年代。现在造假技术非常高明，仿制的佛像不仅能做到形似，而且还能做到神似，因此我们更要在细节上多下功夫，因为仿制的佛像往往只是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暴露出破绽来。

根据佛像的题材、工艺、题记鉴定时代佛像题材、工艺和造像上的题记等在佛像时代鉴定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佛像题材是佛教思想流行的产物，与一个时代和地域人们的佛教思想信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佛像题材都具有时代和地域的双重性特点。

如汉传佛教中的大肚弥勒菩萨，他是五代后梁时出现的一个弥勒化身形象，其原型是五代后梁时的僧人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其产生背景说明大肚弥勒艺术形象的出现上限只能在五代，如果唐代出现大肚弥勒造像显然不对。

再如，汉地广泛流行的金地藏，他是唐代永徽年间出现的地藏菩萨的化身，其原型是唐代来华驻锡于安徽九华山的高丽国僧人金乔觉。很显然，他的形象也只能出现在唐永徽四年(653)金地藏圆寂之后。

其他如泗洲大圣像、密宗造像、观音菩萨的33种化身形象，以及一些祖师像等，它们的出现都具有时代性，我们都可以根据其出现年代确定其大致时代。

藏传佛教中的许多造像题材也具有时代性，其中种类最为繁多的上师像时代特征最为明显，如莲花生、阿底峡、那罗巴、米拉日巴、都松钦巴、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仲敦巴、宗喀巴、三世章嘉国师等，因为他们都有十分清晰、准确的生活历史和活动轨迹，而且又有可靠的史料记载。他们的艺术形象只能出现在他们在世或圆寂之后，而之前出现就完全不可能。

其他许多造像题材也有时代性特点，因为大多数造像题材与教派思想的形成和流行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根据造像题材与某一教派的关系来判定其大致时代。如二臂玛哈噶拉，主要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崇拜，其流行主要在元明两代;而六臂玛哈噶拉主要为格鲁派崇拜，流行于明清时期。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在相应的时代出现相应的造像题材，如果是在相应的时代出现不相应的造像题材，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图五)。

工艺制作在佛像时代鉴定上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佛像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有金属铸造、陶瓷烧制、泥塑、木雕、石雕、干漆夹纻等，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品种和优秀成果。这些不同的造像工艺在用材、制作技法等方面，也都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是我们鉴定佛像时代值得注意的地方。

如金铜造像，从材质上看，辽宋以前大多用青铜铸造，从宋代开始则流行合金铜，因此我們可以根据金铜造像的材质判断造像的大致时代。

再如木雕造像，现存造像多在山西、陕西等地，而且多为宋辽金元时期遗物，因为山陕地区历史上流行木雕造像，同时这个地区的气候比较干燥，适宜于木雕造像的保存，所以保留下来较多，如果造像真伪没有问题，它们大多应为这一时期遗物。

陶瓷造像在工艺上显露的时代特点尤其明显，因为其窑口、造型、胎质和釉色等特征都具有较强的工艺技术特点，与一个时代和地域的陶瓷工艺技术和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所以借助这些工艺技术特点就可以鉴定出它们的时代;同时陶瓷造像上还往往留有地域文化的印痕，如器型、纹饰等，也可作为鉴定参考的对象。

佛像制作工艺涉及较高的技术层面，而且十分复杂，在目前的佛像艺术研究中尚属薄弱环节，许多技术方法和特点还有待我们去探讨和总结。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佛像鉴定上，这方面有极大的潜力可挖，如果在传统鉴定方法的基础上，掌握一些不同造像的工艺技术特点，将大有可为，它将把传统目鉴提高到科学技术的层面，大大扩展鉴定方法的视野，提高鉴定水平，也必将使我们的鉴定结果更加科学和准确(图六)。

最后是造像题记，它对佛像年代的鉴定可以起到一槌定音的重要作用。

造像题记一般出现在佛像台座、背光或身后，内容多少不一，主要是造像者的发愿文。其中，大多数题记含有造像的时代，一般具体到某年，有的甚至具体到某月某日。这些题记不仅为佛像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年代，而且为佛像时代和风格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因为带年代标记的佛像是一个时代造像的标准器，可以作为我们鉴定其他佛像的重要参照物。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从清末民国至今出现的一些仿制和复制的佛像上，也带有纪年标记的题记。对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一是要从风格特征上辨明其真伪，二是要注意题记的文字风格，与相应时代的铭款进行认真对比分析，去伪存真。在一般情况下，复制、伪造佛像是难逃明眼人法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