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良渚是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希望参与到良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来。我也曾先后十多次到良渚遗址学习和考察，并被聘为良渚遗址群保护专家组成员。虽然未能直接参与良渚遗址的发掘，但看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有了一个个的重大发现，心里总是特别高兴。

良渚遗址最初的考古发掘至今八十年了，这八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十年。1936 年末到 1937 年初，当时的西湖博物馆的绘图员施昕更，在梁思永先生主持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的启发下，在自己家乡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茅庵里等六个地点进行了考古试掘，获得了大量石器和黑色的陶器。1938 年正式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城子崖在龙山镇，故被称为龙山文化。又因为出黑陶器，所以也称为黑陶文化。良渚既被称为黑陶文化遗址，明示其与城子崖属于同一文化。梁思永先生将龙山文化分为三区，良渚一类遗存被划为杭州湾区。后来类似的遗存陆续有所发现，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龙山文化，到 1959 年夏鼐先生才正式提出应命名为良渚文化。此后虽然有草鞋山和寺墩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初步知道良渚文化有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并随葬有琮、璧、璜、玦等玉器，但对整个文化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

▲ 1977 年，严文明与苏秉琦、吴汝祚在浙江余杭良渚考察

第二阶段二十年。1986 和 1987 年连续发掘了良渚遗址核心区的反山和瑶山两处高等级的贵族墓地，瑶山还有明确的祭坛遗迹。王明达告诉我，反山是人工堆筑的土山，用土量大约有 2 万立方米。山顶建墓，这次发掘的12 座墓只占整个墓地的一小半。两处墓地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单是反山 12 号墓就出土了 600 多件。其中的琮王更是精美绝伦，上面就用极细的线条刻画出 8 个神秘莫测的神人兽面纹。同样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玉钺，其柄部还通体髹漆并镶嵌无数细小的玉粒，尽显豪华与威权。墓中还有镶嵌玉饰的彩绘漆盘与漆杯，以及象牙“笏板”等，还有很多穿缀在衣服上的玉饰件。如此高等级的墓葬，被葬者生前地位的显赫可想而知，我想他应该是一位总揽神权、军权与财权的良渚王。旁边那些大墓埋葬的什么人?我想无非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的朝廷设在哪里，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很巧的是，就在 1987 年将近年末的时候，因为要扩展 104 国道，就在紧靠反山的莫角山东南发现大批良渚文化时期的红烧土坯，跟着这个线索追寻，发现莫角山竟是一个人工筑成的长方形大土台，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当时就设想这应该是一个台城，上面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应该是宫殿或神庙所在。而在它周围的几十个遗址，应该是跟它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遗址群。此后又连续发现了汇观山、卞家山和姚家墩等重要遗址，直到发现了良渚古城才进入第三阶段。

▲ 2002年6月8日，严文明、张忠培在浙江余杭塘山金村遗址考察 摄影：方向明

第三阶段十年。2006 年，刘斌在瓶窑葡萄畈首次发现了古城墙的一角。墙基垫大石块，上面夯筑黄土，工程浩大，由此展开了探查整个城墙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探清了一座约 300 万平方米古城的范围。记得我曾经特地来杭州参加良渚古城的新闻发布会，当场书写了“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古城发现的意义重大，竟然引起了多方面的质疑。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各位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只要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办事就不会出错。经过不懈的努力，整个古城的布局和结构越来越清楚，事实本身回答了那些冒充内行的质疑。不久，在城东约 30 千米发现一个以玉架山、灯笼山、横山和茅山等组成的遗址群。其中茅山发现有大面积的水稻田和配套的道路与水渠等，显然不是一般农户所能有，而应该是一个公共机构经营的农场。在古城以西的矮山区更发现有岗公岭等十处水坝形成的大小水库群，集水面积达 100 多平方千米。并且与古城北边长达5 千米的塘山水渠连接，共同构成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与漕运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庞大的水利系统。建设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力持续多日的施工，还需要大量后勤物资的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组织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一个精英阶层的“水利工程师”来勘察设计，以至到现场组织施工，也是无法实现的。

▲ 2007年11月26日，严文明考察良渚古城遗址

三个阶段，一个比一个时间短，一个比一个成绩大，这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有关，与考古团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努力有关。我认为良渚考古工作成功的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可以作为类似遗址如何开展考古工作的典范。

如此发达的良渚文化，到底是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不是建立了国家，是人们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人们往往把文明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说国家是文明的总结。我觉得两者固然有关系，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是对野蛮而言的。从良渚贵族的衣食住行就可以看出文明化的程度。衣服虽然看不到了，但衣服上装饰的各种玉制品，包括玉带扣等，还是可以想见服饰的华贵程度。头发看不到了，却有插发的玉笄，梳子是象牙做的，为了装饰还镶上一个精致的玉梳背，身上则佩戴玦、璜、项链、手镯等玉器。不但高等级贵族如此，普通贵族和地方贵族也莫不如此，只不过有程度的差别，那可能体现着某种礼制!当时饮食也很讲究，一是饮食器复杂多样，除了一般的簋、豆、盘、碗、碟、杯，还有特制的椭圆形鱼盘和滤酒器。可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良渚到处是水，但是还要凿井，可见十分讲究卫生。房屋的情况可以从莫角山上层层夯实的地基再铺上木板，庙前房屋的柱子不用圆木，而加工成 40 厘米见方的，可见住房也很讲究。这样的生活还不算文明吗?

良渚是不是产生了国家，这要问什么是国家。过去讲国家，总是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但在良渚似乎看不出这种情况。良渚社会很和谐，也比较富裕。你看庄桥坟或新地里那些基层平民的墓葬中仍然有不少随葬物品，卞家山的普通墓葬也有独木棺，随葬陶器、石器和少量玉器。当然良渚社会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分化，有贵族和平民，有高等贵族和普通贵族。同时还有职业分工。士、农、工、商，前三种人的分工很明确。有没有商不好说，但远近产品的交换肯定是有的。工本身还可分为玉、石、漆、木、陶、丝绸等行业。钟家港和塘山两个玉器作坊又有分工，前者做工明显比后者精细。这显然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如果把眼光放大，从整个良渚文化来观察可能会更加清楚。

▲ 2016年11月25日，严文明在浙江杭州举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题词：“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

良渚文化是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良渚古城同如此广阔的地区是否只有文化上的联系，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实际控制?我们知道良渚古城的核心地区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遗址，包括上海的福泉山、江苏吴县的草鞋山、昆山赵陵山、无锡邱承墩、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等，都是用人工堆筑的小土山做墓地，苏秉琦先生形象地比作土筑金字塔。上面埋葬的多是大小贵族。这些贵族墓中随葬的也多为玉琮、璧、璜、玦、钺、梳、带钩等，样式跟良渚核心地区的十分相似。特别是玉琮等上面刻画的神人兽面纹，也跟良渚核心区的一致，只是多为简化的形式。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地方的贵族也有同样的礼制和宗教信仰，他们很可能是秉承良渚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治理各自所属的地区，好像后来的州县一样。因此，良渚应该是一个广域王权的国家。恩格斯讲国家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二是按地区划分人民。良渚古城和巨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正是体现了强大的公共权力;地方贵族各自治理一方也就是按地区划分人民。这样看来，良渚时期明显建立了国家，而且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的国家。良渚文化至今没有发现金属器，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最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果强调玉器的作用而划为玉器时代也未尝不可。没有青铜器，更没有铁器，在这种情况下能产生国家吗?良渚做了肯定的回答。即使是一种特例，在社会发展的理论上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 2016年11月26日，严文明在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老虎岭水坝遗址考察

良渚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也值得好好地总结一下。良渚文化有以古城为标志的核心区，有环太湖的主体区。还有一个扩张区，扩张到长江以北，比如蒋庄、花厅，那是用武力征服的。西面扩张到江西和安徽;南面扩张到浙江南部的遂昌好川。最后还有一个影响区，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陕西的石峁等。如果把良渚文化画一个圈，你画哪一层圈?显然一个圈难以如实反映情况。我们在研究别的考古学文化时，是不是也要考虑类似的情况。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从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出发，分析这样的环境怎样孕育和滋养出具有如此特色的文化。同时要考察从旧石器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中国文明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下，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发生复杂的相互关系。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一个中国文化的相互作用圈，认为最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相互作用圈内逐渐形成的。实际上这个相互作用圈主要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圈内有多个比较发达的文化。其中良渚文化所在的自然环境是最优越的，文化的发展也是比较成熟的，因而率先形成了古国。良渚古国应该是中华文明开创时期的一朵奇葩。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良渚文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在会上题词：“中华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还在良渚考古工作站题词：“良渚古国，文明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