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夸耀武功，宣扬英勇，将初唐征战时自己骑乘的六匹战马，即拳毛䯄、什伐赤、白蹄乌、特勤骠、飒露紫、青骓，雕刻于青石之上，陈列于昭陵北阙，成为中外闻名的杰出浮雕艺术作品，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中国学术界一直未曾系统地研究过昭陵六骏的产地来源、名号含义、陪葬习俗，甚至依据汉语名称望文生义，以讹传讹，造成词不达意又莫衷一是的误解，故本文拟作探讨，以补缺憾。

唐人在昭陵竖立六骏石像，不仅是模仿突厥游牧民族爱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借骏马的英姿来讴歌唐太宗的战功，既为大唐天子，而又“下行可汗事”，这恰恰是突厥丧葬风俗的特征。

一、六骏产地来源

隋唐帝国更替之际，战乱纷扰，割据林立，特别是中国北方是战争发源地、政权夺取地和统一奠基地，更显示其具有的重要地理环境特征和民族冲突融合特征。无论是已经倾覆的隋王朝还是新建的唐王朝，都面临着北部突厥汗国的威胁，中原王朝实力强盛时与其抗衡对峙，中原王朝力量软弱时则与其联盟和亲，从而在北方历史舞台上轮换上演着一出出民族互动的活剧。

▲ 远眺唐太宗昭陵

早在李渊集团太原起兵时，即竭尽全力搜集良马以装备军骑，裴寂、刘文静指出：“今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迫使李渊称臣于突厥，始毕可汗才派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等人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李渊选择好马赊购了五百匹,为其进军长安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时割据各地的武装集团都在千方百计获取马匹，陇右的薛举父子，利用当地“多畜牧”的地理条件，“掠官牧马”。晋北的刘武周于大业十三年(617)将俘获的汾阳宫隋宫人献给始毕可汗，突厥“以马报之”。河南的李密、翟让则在运河上夺取送往江都的“华驺、龙厩细马”。河北的窦建德“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洛阳的王世充于武德三年(620)将宗女嫁给突厥处罗可汗,得聘马千匹。此后,在平定北方群雄的一系列战役中，唐军特别注重骑兵攻击战术和马匹的及时补充。但作为统一海内后的唐帝国，其首要对手仍是依赖大批战马流动作战的突厥人，正如李渊所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陈。”唐军的战马也主要从突厥人手里得到。

初唐获取马匹主要有四条渠道:

一是外域贡马。武德元年八月，李渊派遣太常卿郑元“赍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始毕甚重之，赠名马数百匹，遣骨咄禄特勤随(李)琛贡方物”。武德三年，“时突厥屡为侵寇，高祖使(李)瑰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见厚利大悦，“遣使随瑰献名马”。武德五年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八月，遣使献名马。武德六年，高祖遣雁门人元普赐金券，“执元普送突厥，颉利德之，遗以锦裘、羊马”。武德十年，康国“屈术支遣使献名马”。《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记：“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派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入唐，献万钉宝钿金带及马五千匹。安国王诃陵伽又献名马。贞观二年十一月，“颉利可汗遣使贡马牛数万许”。贞观四年，龟兹遣使献马;贞观六年，焉耆遣使贡名马。贞观九年，疏勒“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

二是俘获战马。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记载，大业十二年，李世民初从李渊会合马邑郡守王仁恭，大破突厥于马邑，“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武德四年九月，“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大破之，斩首三百余级，获马一千余匹”。武德五年，“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来寇，(李)神符出兵与战于汾水东，败之，斩首五百级，虏其马二千匹。又战于(代州唐林县)沙河之北。获其乙利达官并可汗所乘马及甲，献之，由是召拜太府卿”。武德八年九月，突厥入寇幽州，王君廓“俘斩二千余人，获马五千匹”。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遂灭其国，杀义城公主，获其子叠罗施，系虏男女十万口，驼马数十万计”。“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之以献。”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派阿史那忠平定焉耆之乱，阿史那忠“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也把搜寻骏马作为一项使命。

三是互市买马。武德二年，“时大乱之，中州少马，遇突厥和亲，令文恪至并州与齐王元吉诱至北蕃，市牛马，以资国用”。武德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李渊还专门派官员在北楼关与突厥颉利可汗进行过“印马”互市。《斛斯政则墓志铭》记其原为隋朝立信尉，投靠李世民后，“蒙拜护军府校尉，仍知进马供奉”，负责“市骏”购买“名天之马”，一直到显庆二年，“奉敕别检校腾骥厩，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是一个“甑明五驭”的将军。

四是隋宫厩马。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曾多次接受外域贡献的名马，充实皇宫马厩，如开皇四年，突厥主摄图及弟叶护内附称臣朝贡，隋文帝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匹”,“摄图见(虞)庆则，赠马千匹”。开皇十二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隋书·长孙平传》记载，突厥可汗于开皇十四年赠长孙平马二百匹。大业三年五月，突厥启民可汗在榆林向隋炀帝献马三千匹及兵器、新帐等。大业四年二月，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毅(君肃)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隋朝闲厩的御马被唐朝接收，也成为名马的来源。《朝野佥载》卷五记唐太宗曾令天下察访隋末失落的大宛国所献千里马“狮子骢”，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在朝邑卖面家找到，“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

从以上几条渠道表明，唐太宗昭陵六骏大概皆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北魏以后，“胡马”通过不同途径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各朝统治集团中军事将领追求的坐骑。

从昭陵六骏的马种上观察，也可清楚其来源产地。“什伐赤”的体质结构是明显的突厥草原马，头大个矮，耐力极强，在阿尔泰青帐突厥(KÖkTürk)岩画中和回纥壁画中皆有这种类型的矮马形象，并有“三花”剪法的鬃毛，与“什伐赤”如出一源，突厥时代这种马体形与现代哈萨克马近似，即中国所谓的“伊犁马”，是良种之一。“青骓”马形上有着明显的阿拉伯马的“双脊”特征，即马的脊椎两侧之上有两条肉脊，使人骑在马背上非常舒服，“双脊”是古希腊时人非常欣赏的，所以“青骓”很有可能是阿拉伯马系与中亚突厥马系的杂交种马。“特勤骠”形体健壮，长腿小腹，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这种马就是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飒露紫”外观神立，高大魁伟，头小臀肥，腿骨劲挺，属于古代里海地区的“亚利安”马种。“拳毛䯄”头部硕大，高鼻梁，母羊式的脖颈，身材不高，蹄大快程，属于蒙古骏马种系。7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时，阿拉伯人发现突厥人在吐火罗山区的养马人中占主导地位，并由拔野古部族人将名为Birdaun的纯种马献给大马士革王廷，这种良骑与“拳毛䯄”似乎接近。“Birdaun”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与阿拉伯语含义一样都是“拖马”(牵引的马)，有体形不大、身躯粗壮、毛发茂密的特征。“白蹄乌”的特点也是头大鼻高，四肢不长，筋骨强健，毛皮光亮，与蒙古草原马颇似，奔跑速度快捷。8世纪中叶阿拔斯哈里发帝国时期，康国使节曾将突厥“山马”(täg¡)作为礼物进献给哈里发，在帝国内部各地进贡的良马数量中列于首位。突厥täg¡马据说是由野马杂交的矮种快马，在帕兹里克地毯、米兰壁画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雕塑中，都有此类骏马造型。总之，昭陵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这也说明其来源地与东西突厥均有关系。

孙机先生指出，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附近及勒拿河上游希什基诺附近的突厥岩画、楚雷什曼河畔库德乐格的突厥墓地出土石刻及骨鞍桥上所刻之马(均为5―7世纪)，与唐马之三花的剪法相同，可见，唐马马饰曾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有些唐马长鬃披拂，但细马多剪成三花;南北朝至隋代的马俑虽有包鬃的，却未见剪成三花者，然而一到初唐，在昭陵六骏中已出现三花，在之后的唐代的绘画和雕塑中，三花马更屡见不鲜。孙机还认为，唐马马镳与突厥马镳有共同点，唐马使用的后桥倾斜鞍亦来源于突厥，突厥马具比较轻便，而且一般不披具装，因而突厥式马具在唐军中被广泛使用。王援朝等也认为，手牵“飒露紫”的邱行恭身上佩带的弯月形弓韬来自于西域、中亚,大概是突厥人的装备。

突厥人长于养马，也善于与西域各国换马，从其他民族掠夺或勒索良马更是常事，所以，《唐会要》卷七二载：“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唐初为夺取天下和北御边患，自然要学习、引进突厥的良马，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突厥是唐王朝当时最好与最近的马源地，唐太宗重视马的作用，深受突厥的影响。他写的《咏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他写的《六马图赞》，更是对昭陵六骏与自己的赫赫战功夸奖不已。兹录如下：

拳毛䯄，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背二箭。赞曰：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赞曰：瀍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所乘。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刚时所乘。赞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赞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山川，威凌八阵。

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六马图赞》言简意赅，提供了六骏的名称、毛色、经历和赞语，但对良马来源产地、名号含义等均无提及，特别是与突厥的关系语焉不详。中国古代突厥语言学家马合木·喀什噶里在11世纪70年代编定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提供突厥语范围地域及新疆、中亚各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关马的词汇收录特别详细，除了公马、母马、骟马、近两岁的马等常用词汇外，还有与形体有关的、与功能有关的、与毛色有关的马的名词，共计数十种，并收录了一些游牧时期畜牧文化所特有的词汇、民歌和谚语，充分体现了突厥民族养马、用马、爱马的特点。从语言角度说，突厥有关马的常用词汇无疑对隋唐之际中原文化产生影响，但是否对唐太宗的《六马图赞》中骏马名称有过参照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六骏名号考释

一般来说，良马特别是名马，都有自己的名号。《穆天子传》卷一述载周穆王“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拾遗记》卷三载云：“(周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史记》卷二四《乐书》记载：“(汉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赞》也将来自西域的四种骏马列出：“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有的学者认为，“奔霄”“蒲梢”都是非汉语语源，来自于古突厥语“bozat”。不仅读音相近(两名第一字的声母都是唇音“b”)，而且证明早在周秦两汉时中原汉人就与四周的非汉语民族进行频繁的文明交流。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特别是古突厥文《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1889年发现)、《翁金碑》(1891年发现)、《暾欲谷碑》(1897年发现)、《阙利啜碑》(1912年发现)等五块后突厥汗国时期诸领袖纪功碑被中外学者陆续解读，更证明6—7世纪时期突厥与隋唐帝国的密切关系，其历史、文化、风俗等问题的原始资料被中外学者经常摘引利用，也对我们研究隋唐史颇有价值。鉴于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唐昭陵六骏名号不是中原本土之名，六骏汉文含义应从外来语言角度认真探讨。

下面即对昭陵六骏的名号来作考释。

1.拳毛䯄。“拳毛䯄”原名“洛仁䯄”，是唐代州刺史许洛仁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人名作马名。许洛仁后来又进良马给唐太宗，即“公又于万年宫进马一匹，圣情喜悦，乃亲乘御。顾谓群臣曰：此人家中恒出好马”。代州位于山西北部，靠近突厥，也是双方贸易互市集散地之一，因此这匹骏马也可能来自突厥人或粟特人。许洛仁死后陪葬昭陵，其墓碑铭文记载“公于武牢□下进䯄马一匹，□□追风……无以□其神速，每临阵指麾，必乘此马，圣旨自为其目，号曰洛仁䯄。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本作“䯄”(音瓜)，义为“黑嘴的黄马”。后人根据“拳毛”两字特点，认为应与马身上有旋毛有关，因为马若有旋毛被认为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取其贵而不掩旋毛之丑的意思，以表彰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认骏马的眼光。但上述说法颇令人怀疑，望文生义诠释“拳毛”两字似乎能通，实际上恐不可靠，因为作为帝陵前表彰功绩的纪念性石刻，一般不会随意按马匹毛纹命名。依笔者浅见，“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麾国”，法显《佛国记》中称为“于麾国”，唐代又译作“拘卫国”“俱位国”“拘纬国”“乞托拉尔”。只要对“拳毛”与“权于麾”语音对译稍加分析，便能发现不仅谐音，而且读音基本吻合，在隋唐古音中极为类似。所以，“拳毛”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

▲ 拳毛䯄(复制品)

从地理位置上看，《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记载：“俱位或曰商弥”，在“勃律河北”。“商弥”是梵文“奢麾”的转音，即现今巴基斯坦最北部奇特拉尔(Chitral)与马斯图吉(Mastuj)之间以及新疆塔什库尔干以西地区，与新疆疏勒相邻，当时属于西突厥控制的地域。《册府元龟》卷九六四称此地“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开元八年四月，其君主被唐玄宗册封为王，即俱位国王。6世纪中叶建立庞大汗国的阿史那族突厥人，曾长期在中亚腹地及以西地区居住，他们不会不了解“Khowar”即“权于麾国”的情况，将那里出产的骏马称为“拳毛”丝毫不足为奇。但也不能遽然断定“拳毛䯄”就是从“权于麾国”来的，笔者更倾向于这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良马。

▲ 什伐赤

2.什伐赤。“什伐”对音转译为“设发”，“设”(šad)有“杀”“察”“沙”等异译，其职务在《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注释曰：“别部领兵者谓之设”。《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颉利)初为莫贺咄设(Baghaturšad)，牙直五原之北”。“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šad)，骨咄禄(Qutluq)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Bogü)为小可汗(Qan)，位在两察之上”。“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在东者号为左杀，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下”。由此可知，领兵别部的将领称“设”，可以建立牙帐，专制一方，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率领精锐兵马有两万人左右。任“设”的人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据统计，突厥第一汗国时期(552—630)，号称“设”者十六人，出身阿史那氏的有十二人。韩儒林认为，波斯文“沙”(šad)字，华言君长帝王。此字应与突厥官号设(šah)字同源，故此官号不是突厥所固有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其《失韦考》一文中指出，突厥官名以“发”字为语尾者很多，“设”也作“设发”，“吐屯”也作“吐屯发”，“俟利”也作“俟利发”等，因此“发”字乃put的对音，突厥“设发”就是突厥文《阙特勤碑》南面第一行的šadaput。关于“设发”的对译与含义，中外学者有很多不同意见，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是突厥的高级官号。笔者认为，“什伐”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由此可证，昭陵六骏之一的“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

有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Cherpadh)，都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意即汉语的“马”，即用波斯语作马名，应当是一匹波斯马。这种说法来自于日本原田淑人，他认为“什伐”相当于伊朗语的“aspa”，但美国学者谢弗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叱拨”又作“什伐”，两相比较，“什伐”(ź¡əp biwat)第一个音节的齿音同化了第二个音节开头的唇音。费赖伊(R.N.Frye)指出，“叱拨”这个字在粟特语中的意思是“四足动物”，尤其是用来指马的。所以，“叱拨”是粟特人对马的称呼。蔡鸿生先生也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并论证“叱拨”或“什伐”均为大宛的汗血马。但“叱拨”是否与“什伐”同出一源，与波斯语似乎无关，更不能误断“什伐赤”是一匹波斯马。

▲ 白蹄乌

3.白蹄乌。按《六马图赞》汉文意思解释，“白蹄乌”应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千百年来人们也一直持此说法。笔者的看法是“白蹄”两个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如果还原对音不误，则“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而且这匹黑马应是不足四五岁的马驹。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人歌颂领袖坐骑的习俗，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明君的传统做法。所以，突厥语“少汗”(bota)应该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在疏勒岩画和阿尔泰山岩画中，都有一种背部宽大、脊骨弯曲的健壮战马，据判断为突厥时期的大型战马，土耳其语称为büktel,是否与“白蹄”有关，暂且存疑。

▲ 特勤骠

4.特勤骠。“特勤”是突厥文“tegin”(也有转写为“tigin”)的汉文译名，汉文又常译作狄银、的斤、惕隐等。在唐宋史料中常常讹作“特勒”，或是“特勤”“特勒”混用。关于“特勤”“特勒”之争，岑仲勉先生根据唐音清浊之异和粤语同音异译的方法，对其进行过详细考证。《旧唐书·突厥传》云：“其子弟谓之特勤”。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也说：“突厥子弟谓之‘特勒’，诸书或作‘特勤’。”最关键的是当时所见的《阙特勤碑》碑文中都作“特勤”而非“特勒”，碑刻不会有误，故“特勤”成为定论。一般来说，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勤，是当时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隋书·李崇传》：“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谓崇曰：‘若来降者，封为特勤。’”《隋书·突厥传》中记载有“鞅素特勤”“褥但特勤”“库合真特勤”“莫贺咄特勤”“特勤阿史那伊顺”等，说明“特勤”并非全部由突厥王室子弟担任，而只是突厥的高官官号之一。例如《旧唐书·张长逊传》载：“及天下乱，遂附于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即汉人也可被封为特勤。综观各种史籍，隋唐时期获得“特勤”的突厥人很多，是一个常见的官衔。特勤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勤”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赞扬名品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芮传明认为，就突厥官号而言，“特勤”固然正确，但就六骏马名而言，恐怕仍当以“特勒”为是。其理由是古代马名与部落名合而为一的情况屡见不鲜，“特勒”即“铁勒”。这样的推论是否成立，暂且存疑。

▲ 飒露紫(复制品)

5.飒露紫。人们一般依据唐太宗给“飒露紫”所题的赞语“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来描绘这匹战马是纯紫色的，像“紫燕”一般轻健飞奔。但对“飒露”的语义，却一直很少解释。笔者认为，“飒露”不是一般的形容骏马的修饰词，也不是描写良马毛色的常规遣词，而是来源于突厥语。“飒露”读音还原为“sarhad”，即汉文的“娑勒城”“娑勒色诃城”或“(奔攘)舍罗”;如还原为“saragä”，即“沙落迦”，是疏勒之异译;如还原为“išbara”，汉译为“沙钵略”“始波罗”。唐代音译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常将其首音略去不译，当该词汇之首音为“i”“y”时，更是如此。“išbara”(沙钵略)多次出现在突厥碑铭中，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通典》卷一九七记载突厥十等官号中“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隋书》卷八四谓突厥汗国雄主之一“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隋书》卷三九《窦荣定传》称“突厥沙钵略寇边……”由此可知“始波罗”或“沙钵略”乃是“勇健者”之义，并曾作为突厥可汗的荣誉称号和官名。至于“išbara”(沙钵略)语源出自伊兰语还是梵文，芮传明已作了诠释，不再赘述。我们只是在“飒露”的三种还原对应译名中，认为前两种是地名，顶多说明骏马的产地;而最后一种则是给唐太宗坐骑冠以荣誉性的称号，既符合对“勇健者”“飒露赤”的赞颂，又符合唐太宗李世民用突厥高级官名来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所以，“飒露”的语音与“沙钵略”可以比定转译，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只在于“钵”字不发音而已。一个旁证是开元二十年七月所立的《阙特勤碑》记载阙特勤与唐朝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将军第二次交战时所用的坐骑名为“išbara yamtar bozat”，即“沙钵略奄达灰马”，从而又印证了“沙钵略”为“飒露”的同名异译。“飒露紫”的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

《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门》记载：“初，帝有骏马名馺露紫霜，每临阵多乘之腾跃摧锋，所向皆捷。尝讨王世充于隋盖马坊，酣战移景，此马为流矢所中，腾上古堤，右库直丘行恭拔箭而后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这段话说明“飒露紫”也称作“馺露紫霜”，显然是外来语的译名，“飒”“馺”两字的中古音可以互用，所以芮传明推测古代里海地区有种与xalas差不多的骏马，阿兰语称为saurag，意为“黑背(马)”，因此saurag是“飒露紫”的语源。笔者认为这种推论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唐初接受外来语更多的恐怕还是突厥语。

▲ 青骓

6.青骓。“青”此名中的青并不是古汉语中的蓝色或苍色，尽管青天又叫苍天，青、苍有时候混用，但青骓的“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čin或sin，为“秦”字之音写。“大秦”为“西方”之音写，已成定论。据岑仲勉先生考证，东汉班勇继承其父班超之职，任西域长史，居柳中，当时此一带地方多属伊兰族占有，因而班勇依照伊兰语称西方为大秦。隋唐时期，中亚人仍称中亚以西的西方为“大秦”，中国人又笼统地称“海西国”以西为大秦国，泛指中亚粟特人居住地以西为大秦。所以大秦类化转音省略为“秦”，“秦”“青”同音，故“青骓”有可能是指来自西方(大秦)的骏马。

如果将“青”还原为突厥文“kÖk”，也有青色或苍色的意思，但对译发音似乎较远。突厥语“khara”意为黑色的，读音与中古汉语“稽落”读音十分吻合，不与“青”发音接近。“青骓”这种苍白杂色骏马，当时被称为“驳马”，《通典》卷二○○说突厥之北有“驳马国……马色并驳，故以名云”。此条之末注云：“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说：“北人呼驳为贺兰。”《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载：“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不管是贺兰、曷剌，还是弊剌、遏罗支，均为“驳马”的异释，国内外学者对此分歧较大，有ala、alaq、qula、hulan几种复原异译，都无法解释“青”的发音，故不能音译。

当时对大秦了解较多的是粟特胡。尽管早在北周建德五年(576)东罗马使臣瓦伦丁(Valantin)出使过突厥，贞观元年(627)，东罗马和西突厥联合攻入波斯，但熟悉大秦的人还是足迹远涉、见多识广的粟特胡。而突厥汗国中位居高官的史蜀胡悉、康鞘利、曹般陀、康苏密、安乌唤等人都在隋唐之际与李渊、李世民打过交道，颉利可汗更是“委任诸胡，疏远族类”，所以也有可能是粟特胡向唐廷贩运或进献“青骓”─大秦马。

我们对昭陵六骏的马名与称号做了音译还原和考证，因为突厥语的发音具有谐音的特点，而唐人又有借用突厥语的惯例，试图纠正以前用马的毛色来论述诠释的偏差。这类骏马专称是汉人在与突厥以及域外长期交往过程中熟悉和使用的，例如《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中记载了区别牧群的马印图形，若将这类官号、地名、马印移于他处，则可能与骏马无关，这正说明唐朝初年深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这种现象在唐太宗贞观后期则有变化，外域贡献的良马完全按汉人传统给予重新命名。例如《唐会要》卷七二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干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号曰十骥：其一曰腾云白，二曰皎雪，三曰凝露白，四曰玄光，五曰决波，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

这“十骥”是东突厥、薛延陀先后败亡后由铁勒诸部之一的骨利干进献的良马，史书明确记载由唐太宗“为之制名”，而不像昭陵六骏只是由唐太宗写《六马图赞》，并不清楚其命名专号的来源。所以，骨利干“十骥”的称号含义非常清楚，都是汉语中“腾云”“发电”等赞美骏马的形容词。

不过，骨利干贡献的百匹良马中选出“十骥”，也显示了唐太宗判识骏马的非凡眼光，他叙其事曰：“骨利干献马十匹，特异常伦。观其骨大业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腿像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后桥之下，促骨起而成峰;侧鞯之间，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掘砖非拟。腹平膁小，自劲驱驰之方;鼻大喘疏,不乏往来之气。殊毛共枥，状花蕊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闲彩。仰轮乌而竞逐，顺绪气而争追，喷沫则千里飞红，流汗则三条振血，尘不及起，影不暇生。顾见弯弓，逾劲羽而先及;遥瞻伏兽，占人目而前知，骨法异而应图，工艺奇而绝象，方驰大宛，因其驽蹇者欤。”这段评判骏马的论述很像一篇“相马经”，不识千里马者不能发出此等议论，这也反衬出唐太宗对突厥马、西域马等种系非常熟悉，说明其深受游牧民族习俗的影响。

三、六骏陪葬风俗

在中国古代史上，马对游牧民族而言─尤其是在军事实力方面，可说是无价之宝。历史学者们几乎都承认，古代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之所以能够征服许多定居者，建立庞大的汗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机动灵活的骑兵，拥有数量可观的马匹。因此，在7、8世纪的突厥汗国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与马的关系自然非常紧密。实际上，从匈奴到鲜卑，再到突厥及其衰落后的回纥、吐蕃、吐谷浑等民族都与马紧密相连。所以，北方各民族对马的喜爱与崇拜是一致的。

▲ 拳毛䯄(修复前)

▲ 拳毛䯄(修复后)

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深识良马之重要，特别是当唐军与突厥双方均用骑兵相对抗时，了解战马的速度和耐力在战争中起到生死攸关的作用，这也是李世民对良种马关注与喜爱的首要原因。李世民与李渊于太原起兵时，就认为要学习突厥“风驰电卷”的骑射长处才能制胜，曾选择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给予“突厥化”的特殊训练，他们从始毕可汗那里得到一批突厥马后，西突厥的特勤大奈(阿史那大奈)又率众来从，阙达度设、曷萨那可汗等先后归唐麾下。东突厥执失善光“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隆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更使唐军深受突厥的影响。仅武德元年(618)到贞观四年(630)，突厥派遣高官使唐者就有33人次。李世民手下蕃将成群，其中最多的是突厥将领。贞观四年后，东突厥降唐入朝的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迁入长安的突厥人近万家。当时凉州总督李大亮对此感叹：“近日突厥倾国入朝……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据估计，有120万突厥人和铁勒人投降了中国，被唐朝安置于河套南北。归降的突厥上层人物如突利可汗、结社率、郁射设、荫奈特勤、阿史那苏尼失小可汗、颉利可汗、阿史那思摩特勤、酋长执失思力、阿史那忠、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阿史那弥射可汗、阿史那元庆、阿史那献、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解瑟罗等。这么多突厥贵族进入唐廷后还被授予左屯卫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顺义王、归义王、怀德郡王、怀化郡王以及刺史、都督等，而且封赏普遍高于汉将，这对于唐王朝的“突厥化”影响不可谓不大，也不可谓不深。与此同时，大批突厥降众“全其部落”“不离其土俗”。突厥马背上的风俗文化自然成为当时长安的流行风尚。

▲ 飒露紫(修复前)

▲ 飒露紫(修复后)

▲ 侧面花纹图

令人注意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对突厥习俗耳濡目染，大概也会讲突厥语。武德九年渭水之役，突厥可汗兵临长安，李世民“单马而进，隔津与语”，如果不懂一点突厥语，双方怎么对话?李世民会讲一些突厥语，给自己喜爱的坐骑用突厥语命名自然是合情合理的。间接的证明是李世民之子李承乾爱讲突厥语和崇尚突厥风俗。《新唐书》卷八○《李承乾传》记载承乾“学胡人椎髻”，“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由此可知，身为太子的李承乾不仅会突厥语，熟悉突厥官职，要“当一设”，而且崇尚突厥葬俗，可汗死后要“奔马环临之”。这指明昭陵立六骏(其中三匹为奔马)确实来源于突厥风俗。

《新唐书·突厥下》记载：“(开元)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尽管这是8世纪开元年间的事，但仍可印证后突厥毗伽可汗为其胞弟致哀所表现的葬俗，特别是突厥高级官员“特勤”的葬俗，要“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以对其生平歌功颂德，这与唐太宗昭陵石刻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史书称“其国以为未尝有”，恐非事实，起码是东突厥葬俗影响到唐王朝，唐又向后突厥传去的“返销品”，文化的交流经常是双向的。

▲ 各族王子举哀剺面图，敦煌158窟中唐涅槃经变画

值得指出的是，在发现的古突厥碑文中，每叙述战争胜利时，必涉及可汗在战役中所乘之马及其技巧，对坐骑冠以荣誉性名号，而且把马的战死作为一件大事记录下来，正是骑射民族的特色与风俗。

据《周书》和《隋书》的《突厥传》记载，突厥人的丧葬仪式，是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都各杀羊马，陈列于帐前而祭之。祭悼者要绕帐走马七匝(即七圈)，其中一人至帐门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随后“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以火焚尸与突厥人信仰火能驱邪观念有关，但必须连生平坐骑一起焚化，意味着突厥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依然是一位勇敢的骑士。“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立杀人石有追念其平生战功之意，反映了突厥以战为荣、骁勇尚武的风俗。1889年，俄国地理探险队在蒙古和硕柴达木地区科克辛—鄂尔浑河畔发现的《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2行记录开元二十二年(734)后突厥第三任可汗死后，以贵重的檀香木为薪火焚，“许多人剪掉头发，划破了耳朵、面颊，他们带来了专乘的良马以及黑貂、蓝鼠，不可胜数，并全都留下了”。因为突厥服装中使用的最高级毛皮原料为黑貂皮、灰鼠皮，所以他们带来了黑貂、蓝鼠。南面第15行还记载了其用石块和木材竖立的“杀人石”。突厥文称为balbal。由此可见，马为游牧民族生活与征战提供条件，以马陪葬是其民族特点，故突厥葬俗凸显马的重要性，可汗或贵族葬仪更重视良马的象征意义。

▲ 唐韩幹《胡人放牧图》

突厥葬俗对新建唐王朝的影响很大，除前面所举废太子李承乾之例外，李世民本人也非常了解，他曾与侍臣讲突厥“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他为秦王时就与突利可汗结拜为香火兄弟，武德七年又与颉利可汗从叔阿史那思摩倾心接，“结为兄弟”，还与西突厥莫贺设“结盟为兄弟”，并曾与颉利可汗“刑白马”结盟于渭水便桥上。贞观四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唐太宗“甚悼之，遣赍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卒于长安，唐太宗诏令其族人葬之，“从其俗礼(依突厥习俗)，焚尸(于)灞水之东”。阿史那思摩死于贞观二十一年，“仍任依蕃法烧讫，然后葬”。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蕃将斛斯政则“援刀截耳，流血被身”。这种以刀割面划耳造成鲜血迸流的致哀习俗，与突厥葬俗别无二致。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甚至请求自杀殉葬，以突厥方式表示悲伤的哀悼。近年考古发掘也证明,突厥杀身殉葬风俗在长安周围地区存在。因此，唐人在昭陵竖立六骏石像，不仅是模仿突厥游牧民族爱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借骏马的英姿来讴歌唐太宗的战功，既为大唐天子，而又“下行可汗事”，这恰恰是突厥丧葬风俗的特征。

马是突厥人须臾不可或离的伴侣，正如五次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臣郑元所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高适诗云“胡儿十岁能骑马”，无分男女老幼，人出穹庐就须骑马。作为游牧民族军事实力强大的标志，马是最主要的装备工具之一，即使在突厥葬俗中，祭马、走马、葬马都是不能缺少的。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考察阿尔泰地区突厥或突厥贵族墓之后，发现三种墓葬：第一种墓葬是围有石篱的大石冢，封土中常见一匹以上的马与死者共葬。第二种墓葬石冢不大，下有方形墓圹，武装或非武装的尸体仍与马共葬。第三种墓葬或在陪冢之中，或在大石冢石篱之下，即殉死者还是与马共葬。这充分说明，突厥丧葬习俗中人与马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祈愿死者在阴界同样有马骑，是用装备齐整、准备出征的马做陪葬。因此，俄国学者认为墓内放马是万物有灵论的简单反映。我们无须再作过多的赘述，只是想说明唐太宗昭陵六骏确实与突厥葬俗有密切联系，正如向达先生在论述贞观初年教坊艺人学“突厥法”时所说：“当时突厥势盛，长安突厥流民又甚多，以至无形之间，习俗亦受其影响也。”

唐初陵墓制度受突厥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马的崇尚，又如突厥人对高山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紧密相连，他们认为祖先亡灵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或最好是高山，因为在高山上容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所以突厥有拜高山、祭祖窟的习俗，阿史那氏突厥祭祀兜鍪山(博格达山)先窟，漠北突厥多祭祀于於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的阿史德窟，拜山即拜祖，山神在突厥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突厥这种风俗影响到唐，使唐太宗“依山为陵”，“旁凿石窟”，修建昭陵。中国陵墓制度中“依山为陵”创始于唐太宗，这无疑是受突厥信仰风俗的浸染。《旧唐书·李靖传》记载贞观十四年，“靖妻卒，有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铁山、吐谷浑内积石山形，以旌殊绩”。《新唐书·李传》云，总章二年，李死，“陪葬昭陵，起冢象阴、铁、乌德鞬山，以旌功烈”。阿史那社尔死后，“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阿史那思摩(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曾任夏州群牧使的安元寿死后陪葬昭陵，“祁山构象，夏屋成形”，墓丘之状象征祁连山。这些山都是突厥人心目中的神圣之山，可见，唐初受突厥信仰与丧葬风俗的影响。

再值得指出的是，昭陵六骏为什么要选择“六”这个数字来旌表战功?唐太宗李世民身经百战，骑过的战马无数，每次战役都要换几匹战马，最后却单单挑选这六匹骏马，每边三幅浮雕排列?笔者认为，这大概也与突厥宗教习俗有关。突厥人信仰萨满教、祆教、景教和佛教，其中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的祆教(拜火教)于518年前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唐贞观五年(631)曾建寺于长安，名“波斯寺”。突厥人何时开始信仰祆教，不得而知，但据唐僧慧立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载，玄奘于贞观初在西域已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亦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既然突厥信仰祆教，而祆教又于贞观初传入长安，其祭司穆护有可能参加唐太宗的葬礼。而祆教古经《阿维斯塔》及其他文献中反复出现神秘数字“三”及其倍数，含有“无限多”的寓意，如六天神、六季、六节、六桥、六百男女等，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原型数字，这与昭陵六骏非常吻合。特别是用马来歌颂“得灵光神助创业立国的帝王”是祆教神光的基本内容，赞颂战马具有武士的功能，如果昭陵六骏是祆教祭司共同参与的杰作，将唐太宗歌颂为“永生的圣者”，也是符合祆教进入中国后鼓吹君权神授“灵光说”思想以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这样的追踪寻迹恰当与否，有待于继续探索，但选择“六”这个数字确实值得深思。

总之，唐太宗昭陵六骏作为陵墓石刻浮雕，借骏马以讴歌帝王英雄的思想主题，与突厥葬礼习俗、信仰习俗、宗教习俗均有密切关系，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