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北朝隋唐时期宁夏的粟特人聚落

摘 要: 北朝隋唐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前，西北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繁盛，中西交流进一步发展。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民族，一方面是高额利润的推动，大量入华。另一方面，由于粟特诸城邦受到阿拉伯入侵被迫亡命于丝路沿线。宁夏作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区域，吸引了大量粟特人经商贸易，并逐渐定居，形成了粟特人聚落。

关键词: 北朝隋唐时期; 宁夏; 粟特人; 聚落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9)06-005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与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文化认同”(16BZS039)。

作者简介: 冯敏(1982-)，女，宁夏固原人，历史学博士，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师，副编审，主要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首先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的是德国人斐迪南·冯·李希霍芬，此后“丝绸之路”的说法广为流传，特别是它的英文名称“Silk Road”被世界各国所采纳。粟特人是“丝路”民族，他们所有的荣耀与光辉都与丝路息息相关!粟特人原居住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几个大的城镇，并逐渐发展成著名的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城邦小国。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粟特商人在丝路上大放光彩，该民族扮演重要角色。[1](P376)姜伯勤先生指出他们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最重要的担当者”

公元4世纪以后，入华粟特人相继处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政权的管辖之下。而整个北朝隋唐时期是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因此也是大量入华的黄金时期，国内各地近年来陆续出现的粟特人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历史时期内入华粟特人在中原内地人数之众、流动范围之广、文化渗透之深，是学术界形成“粟特学”的重要魅力之充分展现。①当然，限于历史文献典籍惜墨如金，对粟特人的记载非常稀少，尽管有这些丰富的粟特人考古新发现，要想了解粟特人文化之细部还实属不易。加之粟特人文字粟特文目前只有数量非常少的学者可以辨认，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①近年来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重大考古发现有：宁夏固原北朝南郊墓地发现的史姓人家族墓地，可参阅罗丰先生的名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山西虞弘墓，当然至今学术界对于虞弘墓志中的“鱼国”，到底是什么国家，还存在争议，但是虞弘墓中确有粟特文化因素，可参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也是非常重要的粟特人墓葬，详情请参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等等。另外，20世纪至今，陕西、河南、宁夏、甘肃、山西等省考古新发现了近二十座入华粟特人墓葬，多出土围屏石榻、石堂或石椁等葬具。已知北朝隋唐时期的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近二十套，如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发现的一套粟特式石棺床，其风格也与安伽石棺床类似，可参阅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更早的时候还在河南安阳发现一套北齐时代的石棺床，对此姜伯勤先生在《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袄教美术》(中山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详细研究。在丝路沿线还有大量粟特人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存，为研究入华粟特人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元6世纪，有一部分粟特人依附于漠北的突厥汗国，正值突厥汗国兴盛时期，相当一部分的丝路贸易在其控制之下，突厥人非常倚重粟特人，为其经营丝路贸易获取巨额利润。于是粟特人沿着突厥人的迁移路线，先后形成一些聚落，一些沿途重镇遂成为贸易中转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再继续向东迁移，然后在丝路沿线形成一些新的聚落。[1](P375)自隋炀帝时期打通西域交通，积极开发西北地区的国际贸易起，唐代继续积极经营西域和西北陆路丝路贸易，所以隋唐时期特别是北朝至隋唐时期(安史之乱之前)，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随着东来贸易活动的频繁和人数的持续增加，至公元7世纪时，“自吐鲁番以东，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阳，北上到宁夏(固原、盐池)、大同等地，都有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胡人移民聚落”。①这些以粟特人为中心的移民聚落对于背井离乡，从事危机重重、长途贸易的入华粟特商人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远途贸易的补给站和中转贸易的市场、充当商品买卖契约中的保人及译语人、提供感情交流与心理慰藉的场所。”[3](P211-214)伴同粟特人商业远征，在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居留地。他们长年累月往返于同一交通线上，其间无疑有由其同胞形成的城邑。于是在那里形成了居留民集团。[4](P367)从文化上看，沿天山南北两路丝路往来诸地，北朝隋唐时期起就存在这种居留地。虽然中外学者曾对西域及敦煌粟特人聚落多有阐发，但还没有系统梳理和研究宁夏的粟特人聚落。宁夏应该也有类似的粟特人聚落，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历史上的原、灵二州。

一、固原地区的粟特人聚落

粟特人在宁夏历史上留下了华墨重彩，至今还对宁夏的社会文化有较大影响。尽管史籍缺漏，入华粟特人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前对于这个丝路上的伟大民族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生活形态在中原内地居住贸易的情况并不清楚，近年来得益于考古发掘的不断突破，对此问题虽然仍有重重迷雾，但微光初现，聊作细微之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重镇陆续发现了入华粟特人墓葬，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陆续出现的粟特人考古，极大地带动了学术界对这一神秘民族的探索热潮。20世纪80年代，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郊发现了粟特史氏墓葬群，有5座墓葬出土了墓志。墓志中显示史氏聚族而居的处所:“万福里第”“招远里私第”“劝善里舍”“延寿里第”等。而且，史索岩之妻安娘为中亚安国人后裔;史道洛妻康氏出身于萨马尔罕，为中亚康国人后裔。史、安、康等都是中亚“昭武九姓”人的典型姓氏，而且据史索岩和史道洛夫妇同为昭武九姓可以看出，北朝时期固原的史姓人聚落中，粟特人内部互为婚姻的形式应该占到较大比例，也有力地证明史姓人是举家甚至举族来到固原并逐渐定居的。据史勿射墓志记载，北魏中期，史射勿祖先就来到了中国，老祖先妙尼、波波匿还当过萨宝这类大官，管理着本民族的宗教事务。

固原，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一直是丝路北线上的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路线也都由此分出。[5](P238)从这里往北沿清水河谷而下，经宁夏同心县到中宁县，在中宁东渡过黄河，东可到灵武，西可到凉州。由固原市往西南，到宁夏西吉县的将台乡(将台堡)，由此沿葫芦河南下，经静宁、秦安可到天水。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

自齐家文化时代以来，固原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时间远远早于张骞通西域。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曾封过一个名叫倮的君侯，是乌氏人，即今宁夏、甘肃两省交界的六盘山地区，固原和平凉之间的地方。他因向犬戎等部族兜售丝绸缯彩而发财。[6](P3260)这个记载暗示了固原地区与中原及西北诸戎进行丝绸贸易的历史较为久远。

始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伟大见证。至南北朝时期，经由高平镇出“丝绸之路”又再度繁荣起来。公元435年，西域各国去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朝贡活动开始。北魏每年派往西域的使团达10批;西域入中国的僧商更是络绎不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宁夏之高平镇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从高平镇向北，经鄂尔多斯南缘直达平城，从高平镇向西，直达姑藏(今甘肃武威)，“丝绸之路”因而畅通无阻。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丝绸之路”便恢复了东汉初年的原貌，高平仍为中西通道上的大站。

①可参阅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83年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固原南郊被发掘，该墓虽曾被盗，但仍出土鎏金银壶一把、青金石金戒指一枚、玻璃杯一只。关于该墓的相关研究近年来非常丰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对李贤墓出土器物从原料、起源地、器形到纹饰等等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考察，①经研究这些物件均是从西亚和中亚传入的。[7]结合粟特胡商的活动历史与地域来推断，李贤墓中出土的中西亚异域风格特色的文物极有可能与入华粟特人有某种关联。

固原南郊发现的两个史姓家族墓地的成员，就是昭武九姓之“史姓”，其远祖就是来自中亚史国的入华粟特人。当时的原州也有粟特人聚居，因而当也存在这种民族集中居住而逐渐“在地化”的粟特移民聚落。《史索岩墓志》称：“公讳索岩，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学者据墓志指出，史索岩家族是自西域入华并著籍固原的中亚昭武九姓之史姓人。其祖、父曾封西平郡公，其祖任鄯州刺史。史家是经过河西走廊、西平，再到固原。[8](P29)这也证实了粟特人举家、举族迁徙聚族而居固原的情况。

另外，固原九龙山隋墓，[9]虽则没有出土墓志等资料证明墓主身份，但从出土的下颌托及韩康信先生对其人骨的鉴定结果等种种暗示，都指向其极有可能就是中亚人。在编号为M33中出土了一组金冠饰、腭托。冠饰下部为两端穿孔的弧形长条，上有三道联珠纹饰带。弧形长条正中上方为一横长方形叶片状装饰，周边饰联珠纹。其上为一半月形，周边饰联珠纹，②中间为凸弦纹。半月形上方为一圆片，周边及中部饰联珠纹。半月形外侧为对称的鸟形装饰，张翅，内侧轮廓饰联珠纹。鸟形装饰外侧装饰与正中上方相似。外侧两端各一鸟形装饰，外侧轮廓饰联珠纹。腭托为两端穿孔的长条形，上饰三道联珠纹。中部椭圆形，周边饰连珠纹，两端有三角形凸棱。

M33无纪年，考古报告通过比较研究推定为隋代。[9]M33的鼻骨、发达的鼻棘、面部水平方向明显突出和矢向突度弱、侧视眶口平面位置更多垂直型，这些特征显示其种族属性与西方高加索种的关系最密切，推测与中亚两河地区的类型更接近。[10](P232-246)M33墓主头戴金冠饰与腭托、两墓墓主口含东罗马金币等，可能也都与中亚人的习俗有关。[11](P48-51)金冠饰上的联珠纹、日月形，口含金币的葬俗等都与粟特人甚至祆教有一定关联，再结合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亚史姓人家族墓地等，推测其为入华粟特人应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聚落组织，著名中西交流史学家、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曾指出：“粟特人在交通要冲之地设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性的组织，慢慢地初期临时性的过客变成了停居的侨民，逐渐演变成了粟特聚落。”[12]结合丝路实际，在北朝隋唐时期，东西之间关山隔阻，环境气候与地势复杂，往来交通十分不便，但粟特人不畏艰难险阻，吃苦耐劳，在漫长的东西商路沿线，其商业贸易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当然，他们的贸易活动不可能是一队人马从东到西或相反方向一路走遍，而事实上，绝大部分粟特人的丝路贸易都是分段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各个丝路沿线节点，都有其贸易市场、货源地、物资和后勤补给站、商品转运分销中心等据点，随着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及往来丝路的商人数量激增，丝路沿线的粟特人贸易线路、供销货渠道、信息集散中心、仓库等都迅速适应需求不断发展，这就为一定规模的粟特聚落的出现和形成创造了条件，陆续形成了以粟特人为主的多民族集中聚居区。而贸易往来必经之地的固原，自然云集着大量粟特人，或经商，或定居，或农耕，或征战，或靠歌舞、养马、语言等技艺谋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固原，并对固原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可参阅罗丰《20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2年第8期)、王晓娟《北朝联珠纹样探微》(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朱浒《北朝器物中的域外设计因素：以胡人形象为中心》(《装饰》2015年第10期) 、毛阳光《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寻根》2006年第2期)等。

②联珠纹，就是圆圈或圆珠连续排列而成的图案。一般作边饰纹样或者起分割的作用，常与其他纹样结合形成团窠，内部填充各类形象，极富表现力，在表现形式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变化。联珠纹曾是中亚萨珊波斯的重要艺术样式，随着丝路中西交流的影响，在中国的北朝隋唐时期的丝绸织物、各种材质的器物装饰等方面盛极一时，非常流行。

二、“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

栗特胡人入居宁夏，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北魏打败赫连夏国时，曾把夏国境内的胡户集体迁徙到今宁夏北部的薄骨律镇境内，在黄河以西单设“胡地城”让他们居住，[5](P284)以便于管理，也不承担赋税劳役。

宁夏北部地区殷富，为历代统治集团必争之地。公元535年，东魏和西魏为争夺宁夏平原而大动干戈。西魏发兵围灵州，引水灌城，“迁其豪帅于咸阳”，而灵州刺史曹泥亦“拔其建户五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今山西省文水县境)界，投靠东魏，决渠灌城，人口因战乱而迁徙，灵州等地的灌溉农业再次遭到破坏。

公元556年，宇文觉废西魏而自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统治宁夏地区的20余年间，基本上无战事，社会比较稳定，农业经济又有短暂恢复。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周宣政二年(579)，北周俘获陈将吴明彻及其部将3万人，“迁其人于灵洲。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灵洲”，即为灵州，当时宁夏引黄灌溉平原的中心，因而是安置移民的理想处所;“江左”，即指南朝陈国的江东或泛指长江下游地区。“江左”之人移入灵州，带来了江南经营农业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习俗，融入当地居民之中，很快改变了宁夏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社会习俗，从此，“塞北江南”便成为宁夏的别称，“塞北江南”的经济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唐以山河形势之便，分全国为10道。宁夏地区属关内道，北部地区设灵州总管府(今宁夏灵武西南)，领回乐(今灵武西南)、弘静(今宁夏青铜峡北)、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东)、灵武(今宁夏永宁县南)、鸣沙(今宁夏中宁县北)等县;南部地区设原州(今宁夏固原)，领平高(今宁夏固原)、平凉(今甘肃平凉)、百泉(今宁夏固原南)、萧关(今宁夏固原北)四县。此外，盐州(今陕西定边)及所领之五原、兴宁二县均侨置灵州。[13](P74)

有唐一代，宁夏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屏障京畿的藩篱和门户。

高宗咸亨三年(672)，在灵州境内设置安乐州，调露元(679)，又在灵州、夏州南境和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宁夏盐池县以北一带新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安置内迁突厥降户及胡人部落，史称“六胡州”。“六胡州”于长安四年(704)合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又升改为兰池都督府，后又分设为六县。开元元年(713)，更名为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原来的自治性质已大大下降，朝廷对其管制也日益加强，许多优惠政策也被取消。[5]

六胡州原是安置突厥降户的，但由于粟特人与突厥人的密切关系，大量粟特人随其进入六胡州。[14]史籍记载显示，六胡州等地的粟特人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1](P369)甚至可以影响唐代政治走向，可见其实力非同寻常。在这种带有军事羁縻性质和政治安置的粟特人聚落里，其聚落组织形式与生存状态与固原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丝路商人，事实上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属性，还直接与突厥、中原内地政权以及吐谷浑等其他众多民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新唐书·康日知传》称康日知为“灵州人”，透露其出身于六胡州。灵州的康国人康日知的祖父康植，曾率部助唐平叛，俘康待宾，被唐玄宗召见，授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康日知是一位在中晚唐历史上与宁夏军事活动有重要联系的入华粟特人军事统帅，他对宁夏的历史走向有一定的影响。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从吐蕃手中夺取原州等三州和石门等七关的泾源节度使康季荣也似为康国粟特人。

另外，粟特人的聚落生活中艺术气息非常浓厚。在盐池县苏步井乡窖子梁上发现一处何国人的家族墓地。据其中一块墓志载，其先祖为粟特人。该墓地还出土了胡旋舞墓门，墓门上的胡旋舞呈现绚丽的艺术美。对舞的双人应为粟特人，他们高挑鼻子、深凹眼窝，笑眼与八字胡张扬着开朗与诙谐，流淌着舞蹈的美感。紧身圆领窄袖衫、贴腿紧裙、长筒皮靴勾勒出修长健壮的身姿。脚下的小圆毯在旋转，圆毯上脚尖在旋转，悬空的腿脚在旋转，健美的身躯在旋转，手臂轻舒，裙衣斜曳，舞袖飘飞……能歌善舞的粟特人所到之处，便将其艺术延续至聚落生活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地的艺术与文化。

还有，《何文哲墓志》称其“世为灵武人”。另外，在安姓人物中，安附国之子安思恭任鲁州刺史，安菩为“六胡州大首领”。[15]表明至少在唐代昭武九姓于灵州大量聚集乃不争之事实，且灵武地区及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军事性十分明显。

三、宁夏成为粟特人聚落的条件

(一) “丝绸之路”东段的地域条件

唐代前期中国传统文化在宁夏地区居主导地位，但由于宁夏位于农牧交界带上，所以天然形成一种对多元文化的开放环境，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输入。正是在唐朝最盛时期，通过畅通的丝绸之路，西方文化源源东来，佛教、基督教、祆教、伊斯兰教及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一并输入。我们的老祖宗对它们既不排斥，也不活剥生吞，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加以吸收、消化，融会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16]

事实上，原州作为中西交通线上贸易中转站的地位早在西汉和北魏时期就已经奠定，直到唐代前期，长安到原州的路线，依然是丝路北线的主干道。在“绢马贸易”及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中，其地位更为重要。原州向东直达长安，向西则通中亚和西亚，这条道路在宁夏的长度约为385公里，正是通过这条中西交通干线，沟通了唐王朝与边疆地区及至中亚、西亚地区的经贸往来。当时，中外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上，中国的丝织品不断输往国外，外国的金银珠宝首饰等则输往中国。固原地区发现的许多重要文物，如萨珊银币、萨珊金币仿制品、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异域风格的金花饰、黄金覆面，以及须弥山石窟等，都是盛唐时期宁夏地区商品经济活跃和社会经济繁荣的证据。

灵州的战略地位同样十分重要，是屏障京畿的藩篱和门户。唐太宗曾赴灵州大会“百王”，被各游牧民族共尊为“天可汗”;唐肃宗“安史之乱”中，在灵州登基，完成反攻复国的中兴大业。灵州境内，先后设置的许多羁縻州，也是少数民族和平安全生活的乐土。灵州黄灌区也是唐代北方营田的重要区域，农牧业经济发达，又有渔盐之利，更是中西交往的一条大通道，所以灵州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5](P260)

(二) 宁夏经济发展提供的贸易条件

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往来比较活跃，但是真正出现比较固定的互市管理机构，却始于隋唐时期。隋炀帝时西域各族或政权使者纷纷前来河西地区从事互市，中央政府派遣重臣裴矩前去张掖主持互市，开中央政府主持互市之先河，在宁夏丝路贸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宁夏地区本是多民族居住区，又是外来商人往来的必经之地，具有发展丝路贸易的地理优势。这里有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农耕区与畜牧区犬牙交错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当地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异常活跃，构成了宁夏地区经济的一大特色。尤其重要的是，丝绸之路贯穿宁夏、河西、中亚、欧洲等，西亚、欧洲等地的马匹、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又通过宁夏地区流向中原内地。

隋代对西域地区的苦心经营，攻打突厥、吐谷浑和开展屯垦，在河陇地区发展官营畜牧业，对外籍商人给予优惠政策，隋炀帝西巡并亲自主持张掖互市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都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有效措施。为了彻底解决北部边境的民族争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亲临宁夏南北视察，在灵州接受了铁勒诸部朝贺，结束了长达26年的民族纷争，稳定了社会秩序。从此，宁夏地区进入和平发展社会经济的时期。经过多年开发，耕地面积已大幅度增加，灌区面积不断扩大，宁夏地区已成为“兵食完富”、百业兴旺的“塞上江南”。

特别是以养马业为中心的畜牧业大发展。宁夏地区一向为宜农宜牧之地，古代不少王朝均以“农牧并举”为经济发展的方针，唐朝前期将大批归附的突厥、党项、吐谷浑等族部落安置于灵州、原州境内，令其部落，不革其俗，在经济生活方面，尊重他们的习惯，对善于经营畜牧业的部族给予支持。唐朝政府在陇右地区重新恢复了隋代以原州为中心的牧监基地，盛唐时期形成了以今宁夏固原为中心的甘宁青牧马基地，这一基地的牧马业兴旺，又是与国有监牧制的建立相联系的。由于政府重视，设置东、南、西、北四监牧使掌管牧马业，马匹饲养量大为增加;至高宗麟德年间，又于陇右四郡增设“牧监48所，置八使以掌管其事，置田1230顷，募民耕种，以供刍秣。牧马数量由贞观年间的3000匹增加到70.6万匹”[13](P87)。唐代的监牧使下又设若干监，马5000匹为上监，3000匹为中监，余为下监。至天宝年间，“宁夏境内至少有16监”。[17](P115)以原州为中心，陇右地区的国有养马业得到很大发展，但这种畜牧经济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其产品主要是为补充军队的战马，供征战使用。同时，也有一部分作役畜使用，用以耕地和拉车。养马业的发展对于宁夏地区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 便利的邮驿系统为其经商贸易提供了条件

政府在中原通向欧亚的重要地区设立驿站，长安至四境的驿道通畅，沿途约距数十里即设有驿站，驿站附近皆列店肆以供商旅。[18](P4)不少粟特胡商便留居宁夏地区，其中一部分商人逐渐开始经营较为固定的店铺生意，如邸店、客栈、柜坊等。一边发挥其特长经商取利，一边安居宁夏，在聚落内部，粟特人之间应该是有类似同乡会一般的组织来联络往来丝路的商人们，并承担信息传递、物资互助等功能，甚至以宗教活动和仪式联系同胞，形成巨大的民族文化凝聚、保持和传播力。

驿站为商队提供物资给养，[1](P395)，为使者、商旅穿越丝路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盛唐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换规模扩大，许多重要的商路上，既设立了驿站以通邮，又出现了“夹路列店肆”“以供商旅”的景象，中外贸易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宁夏地区的原州、灵州、盐州均通了邮路，保障了区域间商品交换的发展。政府为得到陇右地区的良马，以高价收购，“以一缣易一马”。宁夏地区除了以畜产品与境外交换外，还有盐、中药材等商品。唐高宗仪凤年间，怀远县境内有盐所3所，灵州境内有7 所，[13](P82)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鄜州驲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反映的就是盐州与京都商路上的繁忙情景，表明宁夏地区的商品在长安等地的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措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商队还会拜会当地游牧部落的首领，目的是要得到游牧民族首领的保护。昭武九姓胡人在中原及驿站、聚落的活动，是注入大唐帝国的一股新鲜血液，是盛唐气象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19]

(四) 政策激励

粟特人具有较为发达的城邦生活，其中，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粟特社会的基本人群，从这种社会结构基本组成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粟特城邦的重商倾向，说明当时的粟特王室重视对外商业贸易，王室贵族亲自出资、组织大型商队，招募有经验的商人加入王室和贵族的商队。[1](P363)这也是粟特商队发达的一种政策导向和激励。

大业五年(609)，隋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青海湖西伏俟城)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未(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后，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通路，于是，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和通商往来。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自此“西域诸蕃，往来相继”。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及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宁夏境内便捷的交通线，变得更加密切了。这是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张掖的活动，是中西贸易尤其西北丝路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隋炀帝亲自主持在河西张掖组织大型的国际民族交易会，以此为契机，前来隋朝的各国及各族使节和商人人数进一步增加，隋炀帝对外国商人采取了优待政策。[20]来华粟特商人因此可以获得超乎寻常的收益，且优越的后勤保障和服务供给等对胡商们的人身、财物安全都有保障，这就为粟特商人大规模来华与留居宁夏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20]

开放多元的大唐盛世，以万国来朝的胸襟和气度，积极拓边，经营西域的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唐太宗及高宗在位期间，唐朝多次对西突厥及吐谷浑用兵，取得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地位。置安西与北庭两都护以管辖天山南北和葱岭等地区，打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加之，宁夏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人口较多，基本上都是汉人与诸胡杂居。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兴盛，长安、宁夏、河西走廊、伊州、西州、罗布泊沿岸乃至中西亚方面的粟特商贾往来如梭。漠北各族也纷纷南下，宁夏地区胡汉混杂的程度更高，丝路贸易的发达给宁夏经济和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

综上所述，北朝隋唐时期宁夏入华粟特人聚落的存在是政府对西北地区经营取得的较大成效，与当时在这里采取农牧并重的基本政策分不开。这是因为农牧并重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经济形式多样化，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1]

四、宁夏粟特人聚落的类型

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九姓胡的东方聚落史，除时代、地域外，还有文化类型的问题。蔡鸿生先生曾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移植型聚落、归化型聚落和突厥化聚落。[22]

移植型聚落。这类聚落不是胡人分散寄住或落籍之后逐步形成的，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移民，自有首领，合族而居，故有能力建城(石万年7城，康艳典4城)，种植中亚作物(葡萄)，并保持原有信仰(火祆庙)。按胡化程度而言，移植型聚落最高，因为它是原生性的。

归化型聚落。敦煌的从化乡、高昌的崇化乡，杂居的胡姓民户，均按乡、里编籍，计丁授田。从名籍看，胡人子弟多取汉名，反映出“土生胡”的汉化趋势。从生计看，他们以务农为主，是一批胡姓的庶民。如“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这里的归化型聚落，由胡人豪族操纵，如隋末唐初的安修仁、安兴贵，都是食封六百户的显宦。在王朝的政治危机中，他们成了激化胡汉矛盾的地方势力。

突厥化聚落。在漠北地区，依附于突厥汗庭的“胡部”，从文化类型来说，可算是突厥化聚落。六胡州大首领安菩的先世，就是出身突厥胡部的。在突厥化聚落里的九姓胡，习染蕃俗，生活方式也由善商贾向善骑射转化了。李益的《六州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正是胡人蕃化的写照。

参照蔡鸿生先生对胡人聚落类型的研究，结合原州和六胡州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及地理特征，经过初步分类，可将原州的粟特人聚落归为介于移植型和归化型之间的聚落形态，因为他们保留了内部婚姻，任职萨宝等特征，但同时由于入居固原时间既久，而呈现出汉化的色彩，所以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的聚落类型。而灵州及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则带有明显的突厥化聚落色彩。

五、粟特聚落对宁夏的历史影响

(一) 丰富了宁夏人民的物质生活

如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不仅汉人所生产的绫、罗、绣、绢、丝和金、铁等大量输到西域，或由西域再运往西方，西域各族的特产如名马、玉带、葡萄酒等也传入内地。由于经济交流频繁，固原、灵州、盐州等成为当时有名的丝路贸易城市，西域商人很多。西域各族人民对宁夏物质文化的繁荣，也有很多帮助。粟特商人在丝路上经营的物品，主要是以奢侈品为主，这些商品具有体积小，轻便易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高的特点。他们将中亚的玻璃器、宝石、金银器等物品运到宁夏，又把中国的丝绸、香料、漆器等运到中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低价买入、高价出售的方式，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粟特商队活跃在宁夏地区的时间和规模，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和之后的任何一支商队。他们不仅从事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还同时承担着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从北朝至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在各个行业、各项买卖中，以珠宝生意最显赫。“胡商识宝”历史上非常有名，他们有优越的条件经营珠宝业。唐代粟特胡商队伍壮大，胡商中有不少人经营酒馆、饭馆等，于是各种胡食如胡饼、毕罗等在宁夏迅速流传，这对宁夏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在宁夏的饮食中仍有其踪迹。

宁夏固原发现的粟特人墓志资料表明，唐朝还以善养马匹的粟特人担任马政官。“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极大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马在唐朝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军事，如果掌握对马匹的管理，便是抓住了兵权。唐玄宗在即位前，便亲自兼知内外闲厩一职，即位以后，则让家奴出身的心腹王毛仲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足见其对马匹管理的重视。精美的“昭陵六骏”和隋唐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骏马雕塑，成为独具特色的文物，也反映出马在军事战争、中西交通和礼仪制度上的重要地位。[23]

原州一带作为丝绸之路北段的中心，从秦汉时就适宜养育良马。[24]唐代官方牧场设在辽阔的陇右地区，其种马大都来自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贸易、和亲聘礼等形式获得，此外通过战争也获得了不少良马。唐朝把引进的良马统称为胡马或蕃马。固原隋代史射勿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唐墓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元珍墓壁画，墓道两侧为人物牵马图。画中的人物头戴黑色幞头，徒手或手持短鞭的仆从牵马做行进状：马的颜色虽有不同，但都体态肥圆，神态十足，是唐马中的珍品。[25](P71)727年，在黄河上游的银川设立了第一个马市集，以供胡人聚落的粟特或突厥人来市集卖马，买回丝绸、金属等。当时，因得到中亚各国及帕米尔以外地区的进贡，蒙古小马曾流行于整个草原地带及中国北部。从外地来的马包括：703年带进皇宫的纯种阿拉伯马，654年西藏人奉献的小野马，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基什、喀什、米国、骨咄等地的马等等。在唐代绘画与雕塑中可以看到唐代马匹的特点，显示出引进马种及与中东、外奥克散马种杂交的影响，这些马种比蒙古小种马较大也较细长。[26]

粟特人主要从事的中西商贸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不同，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导致物产等生活物资的差异，所以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之间一直存在物资上的互补需要，一旦条件允许，人类的强大好奇心理和物以稀为贵的传统等都会形成强大的对外贸易需求。加之，中原王朝的王公贵族及统治者对于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以供奢侈生活之域外舶来品有强烈的消费和享乐需求。而且通过远道而来的不同国家的珍稀物品摆在我天朝的厅堂，本就是一种荣耀和威望。在这种消费和夸富心理刺激之下，就宁夏地区来说，本地区的丝路贸易存在特殊的互补性，这里的市场不仅具有民族的色彩，甚至带有国际贸易的特色。胡商中有不少人经营酒馆、饭馆等，于是各种胡食如胡饼、毕罗等在唐朝内地迅速流传。近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粟特聚落提供给宁夏的琳琅满目的物品提供了实物证明，如萨珊银币[27]、玻璃器①、金银器等奢华物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时尚的宁夏贵族生活之奢靡及韵味十足的异域风情。

(二) 丰富了宁夏人民的精神生活

“昭武九姓”胡商陆续在宁夏定居，其中有不少逐渐“华化”。他们带来了丰富的音乐、绘画、舞蹈等中亚和西域文明，这对于宁夏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唐代教坊中不少胡人，如曹氏父子，米氏父子，能歌善舞，都出于“昭武九姓”，妙解琵琶的曹保是疏勒人，著名的乐府伶工又是作曲家的白明达是龟兹人。胡旋舞、柘枝舞等舞蹈也都来自西域。宁夏地区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胡人佣、骆驼佣、牵马佣等，还有著名的盐池何姓人胡旋舞墓门等考古文物，可以为我们留下关于当年粟特聚落内部载歌载舞的情形。他们带来异域风情的歌舞音乐等艺术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宁夏地区的精神娱乐和文化活动，一经与本地文化接触，便受到宁夏人民的追捧。宁夏本是游牧与农耕文化汇聚之地，中原自北朝至隋唐以来繁盛的中原文化传播至此，而由粟特人带来的自中亚、西域传播的异域文明也同样风行一时，东西方文化从两个方向在此汇聚，无疑对宁夏文化起了催化作用。

中古时期大批来华的粟特人，不一定都定居于粟特人聚落里，他们有的进入漠北突厥汗国，有的入仕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的各级军政机构，其中尤以从军者居多。[28](P148)宁夏地处西北边陲军事重地，自然吸引了大量粟特人迁徙居住，力图在征战沙场上建功立业，通过军功流向上层社会。宁夏固原南郊发现的两个史姓墓地的家族成员，基本上就是以军功彰显于世的。史射勿从北周保定四年(564)就跟从宇文护东讨北齐，之后屡立战功。隋开皇二年(582)，从上开府、岐章公李轨出凉州，与突厥战于城北; 三年，随上开府姚辩北征; 十年正月，从驾辇并州;十四年，转帅都督;十七年，迁大都督;十九年，又随越国公杨素横穿大漠歼敌，蒙授开府仪同三司;同年十一月，敕授骠骑将军;二十年，又从齐王入碛。史射勿的子孙后来任唐朝监牧官，管理马匹，有的任中书省译语人，虽然都表现了粟特人见长的技能，但他们都脱离粟待聚落的主体，最终融入中原汉文化之中。[29](P63)

①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及新疆的玻璃残片，是萨珊玻璃从陆路输入中国的实物证据。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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