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在位期间收藏了许多古代的铜器,并召集群臣,为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持续整理和编辑,完成了三套宫廷收藏铜器的图录,合称为“西清四鉴”或称“乾隆四鉴”。“西清四鉴”总计收录4105件器物,为清宫里的大量铜器留下形影纪录,是官方最具规模的传世铜器图鉴。

近日,“鉴古—乾隆朝的宫廷铜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展出。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为“鉴古远思”、“精绘形模”与“学古有获”。

▲ 清 梁诗正等奉敕编《西清古鉴》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乾隆在位期间拥有许多古代的铜器,和其他珍贵收藏一样,这些铜器布置于各个宫殿,是清宫日常生活中的景致。特别的是,乾隆曾经召集群臣,为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他在位的六十年间,持续整理和编辑,完成了三套宫廷收藏铜器的图录。在尚未有照相技术和数位资料库的时代,这项耗费人力的编书工程,为清宫里的大量铜器留下形影纪录,并成为最具规模的官方图鉴。

现在,打开乾隆朝的铜器图录,看见的是当时探寻古史的一种方法。由于对夏、商、周三代的未知和想像,有着神秘纹饰和古文字的铜器,成为古人追求理解和鉴赏的对象。乾隆朝精选的铜器和分类绘制的图录,不仅展现对于历史文物的思考,并反映了鉴赏过程中的知识转变。今日,出土材料纷呈,科技检测加入,对铜器的名称、年代、区域风格有新的理解。透过古器进入古代文明,有了更多路径。

12月1日起,“鉴古—乾隆朝的宮廷铜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展出。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鉴古远思”由乾隆皇帝为铜器写诗、编书的角度,展现收藏的趣味和鉴别的知识性。第二单元“精绘形模”按器形群聚展示,说明编纂图录对器物名称和形制产生定义作用。同时成为其他材质模仿的古器样式。第三单元“学古有获”从礼仪用器的理解,重新再现不同器类构成的组合,反映铜器认识史的演变。最后,结合本院科技检测,以影片呈现一件清宫旧藏铜器的样貌解谜过程。

鉴古远思

坐拥清宫里收藏的古铜器,乾隆皇帝曾经为个别铜器写下诗文作品,文中可见历史情怀以及儒学智识。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在位时,曾召集群臣,参考宋徽宗敕编的《宣和博古图》(1123),以手绘和摹写的方式,将大量的铜器实体,转化编成一册又一册的图录。由书中所载器物,可见当时铜器藏品的丰富类型,器物年代由商、周迄及汉、唐,除了中原样式,也包括来自异域的铜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部平定,江西出土古钟十一件,视为瑞兆。进呈入宫后,乾隆皇帝详考古钟音律,以思三代之风。十一件古钟现存世四件,展览所见为其二。此二件甬钟形制、纹饰皆同,大小相次。器主为春秋吴王之子“者减”。作钟祈福于皇祖,希望乐声悠扬,子孙永保。

▲ 春秋晚期 者减钟

《西清续鉴‧甲编》〈附录〉收有铜器三十八件,皆来自清帝国西部和西南方,类型含括容器、兵器、乐器、印章、钱币。有别于传统青铜器的汉字文化及纹饰艺术,呈现异域的风格特色。这些异域铜器被纳入庞大的宫廷收藏之中,进行编目及考究,成为乾隆皇帝对其帝国武功的文化展示。

▲ 十三世纪 伊斯兰回文豆 著录于《西清续鉴‧甲编》附录1〈唐时回铜器〉

明清时期的方志可见不少华南地区铜鼓出土的记载。乾隆皇帝亦曾作《铜鼓歌》一阕,记述雍正八年(1730)广西出土的《诸葛鼓》。《西清古鉴》〈汉铜鼓一〉图说,考铜鼓多出于百粤、两川等地,分别为汉代马援、诸葛亮南征遗制。可见清宫连结出土地域和史事传说,理解铜鼓与南方地区的民俗器用文化。

乾隆时期编纂的第一部铜器图录为《西清古鉴》(1755),总计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第二部为《宁寿鉴古》十六卷(约1781),收录新增入藏品,并陈设于改建之后的宁寿宫。第三部《西清续鉴》(1793)分为两部,《甲编》二十卷,收录紫禁城的藏器;《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奉天行宫的藏器。以上图录合称为“西清四鉴”或“乾隆四鉴”总计收录4105件器物,是官方最具规模的传世铜器图鉴。

精绘形模

铜器的制作与使用,盛行于商朝和周朝。铜器的收集、编书与研究,始于宋代。记录铜器的方式包括丈量尺寸、摹写或传拓铭文、描绘图像。认识铜器的第一步,在于器物专有名称和形体样貌的连结,宋代的编书方式,即是按器形的分类作为卷次安排,以达到图鉴的效果。到了乾隆皇帝的《西清古鉴》(1755)时,由名称来看,书中的铜器已达七十个类别,同时成为其他材质模仿的古器象征。“精绘形模”单元以累积至今日的认识成果,重新将乾隆时期的宫廷铜器收藏,依相同形制排列,可见个别器物随着时代、区域有着风格演变。

每一类铜器皆有其专属名称,随着对于器类认识的改变,名字也会变动。以铜簋为例,从宋代到清乾隆时期,被命名为“敦”或“彝”。

在功能与形制方面,匜取代盉作为注水器,和盛水器盘搭配使用,约出现于西周晚期。〈凫叔匜〉以兽身作盖的形式,可能源自于觥形器。两类器的形制相承转化,也说明宋至清的铜器图录中,觥、匜不分的情形其来有自。

西周晚期的凫叔匜,器身嵌以红铜装饰,自口沿至腹底计有七层图案,分别以对顶三角纹为界,布列成格状。纹饰由上至下为凤鸟纹两层、独角神兽纹四层,最下层为写实鹿纹。

将铜器作为模仿的对象,是乾隆皇帝提倡,避免流于俗套的因应之道。仿制的铜器类型,以鼎、尊、壶为主;媒材包括玉器、竹雕器、掐丝珐琅器等。

▲ 西周晚期 师寏父簋 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卷12页29〈周师寏敦〉

学古有获

从礼器应用的角度,乾隆皇帝曾将古铜器重新选配成组,作为国子监的孔庙祭器。随著文物知识进展,铜器的理解有着巨大转变。相较单件的铜器,不同器类的组合关系,更能探讨作器者的身分和时空背景。透过铜器上的铭文,可以在乾隆时期的宫廷收藏中,找到来自相同族氏,甚至是同一位作器者的铜器组合,并能与出土材料互相联系。经过时间推移,铜器从历史现场、宫廷收藏,进入到博物馆,一次又一次的注解,记录着古物,也记录了时代。

国子监为古代教育管理机构及最高学府。乾隆皇帝重视其礼仪定制,于十四年(1749)更换木、瓷祭器,以铜器厘正。三十三年(1768),命大学士傅恒修葺国子监文庙。隔年落成,为尊孔子从周之志,择内府藏周代铜器十件,颁置于文庙大成殿,作礼器用备,统称“周笵十器”。

▲ 战国中期 嵌孔雀石绿松石牺尊 著录于《钦定国子监志》卷46页5〈周牺尊〉

在考古视野下的铜器组合中,目前可知的亚丑铭文铜器约有一百余件,大部分为传世器,并且多数收录于乾隆时期的铜器图录中。另有十几件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该处应为亚丑族氏墓地,规格最高的大墓主人可能是商王朝在当地的军事首领。

芮国为周代姬姓封国,周康王时,芮伯曾经是重要的辅佐大臣。乾隆时期收藏的宫廷铜器中,依铭文和器物时代特征,可找到源自春秋早期的一组“芮公”铜器,包括鼎、簋、壶、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的芮桓公墓葬,则为他的后人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