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用于照容的实用器，变化无穷的样式、纹饰和铭文等也使其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品，是体现不同时期哲学、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科技和民俗历史变迁的重要载体。

铜镜能照察审辨，从而引申出警戒或引为教训的意思，故古人多以镜鉴寓理。如 “三鉴”曰“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汉荀悦《申鉴》)，又如“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人之道心，若宁静如止水，则犹一面清净幽玄的明镜，拂除尘埃，光明照见人世间万物纷繁的原理和本质，从而实现“万物毕照”“洞照万理”的精神境界。

▲ 展出铜镜局部，其中有“中国”二字

一、远见天心

中国铜镜的起源与战国时代的初兴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已知中国时代最早的两面铜镜正式出土于青海和甘肃两省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300-约3500年)墓葬。齐家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商代，而河南安阳殷墟也先后出土了约6面纹饰简单的铜镜。但整个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直至春秋晚-战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原地区正式出土的铜镜的样式和纹饰均带有浓厚的外来文化因素，在技术上则与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毫不匹配。中国铜镜究竟起源于中国本土，还是暗含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密码?有学者相信，中国铜镜当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所起到的文化中介作用，但目前尚无法给出清晰答案。

▲ 展出铜镜局部

从考古证据来看，春秋晚期(公元前5世纪)山西地区生产的晋系铜镜，当是最早确立中国铜镜本土风格的镜种。从战国早中期开始，中国铜镜逐渐呈现爆发式发展，并在战国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形成了成熟的制造体系。

▲ 展出铜镜局部

中国早期铜镜背面的纹饰以几何纹、素镜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在很大程度上受同时期青铜器和纺织品等影响，主要有动物纹、花叶纹、抽象纹饰、连弧纹等;在地域风格上，则形成了以晋地(山西)为代表的北方系动物纹镜、以楚地(湖北、湖南、安徽等)为代表的楚系铜镜和以关中为代表的秦系铜镜等;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复合镜、错金银镜、镶嵌镜、彩绘镜等技艺精湛的特种工艺镜，战国晚期成为中国铜镜文化与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 展出铜镜局部

二、钦若玄象

浓缩天道宇宙观的汉魏晋南北朝铜镜

西汉初，政治制度多承秦制，文化上却多体现出楚文化的影响。西汉早期铜镜主要是在楚式镜(主要是蟠螭类)基础上的延续，带有铭文寄意的铜镜开始大量涌现，成为表现铜镜文化和思想内涵的重要载体。两汉、新莽时期镜种繁多，制作精良，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期。早期草原式铜镜的同心圆式结构，或与草原地带表现太阳崇拜信仰的考古遗存具有高度一致性。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风格的本土化，铜镜纹饰的象征性转向了中国先民自古信仰的“天”和“道”。人们在“观象授时”的过程中，以北天极为中心，自觉遵循周天星宿的运行规律，从“天文”到“人文”，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天文为核心的人间秩序。这种观念笼罩了整个两汉新莽时期，且被不断加强，从而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是时人对于宇宙时空理解方式的图绘式反映。

▲ 展出铜镜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可能因为社会动荡，朝代频繁更迭，铜镜的题材、纹饰和工艺等基本均是汉镜的延续，且极少发现精品。

三、朗兮万方

映照盛世的隋唐五代铜镜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段时期，铜镜艺术发展相对缓慢，纹饰基本延续东汉风格。但随着隋朝(581-618)的统一，铜镜艺术再度繁荣，并在唐代(618-907)迎来鼎盛期。

▲ 展出铜镜

随着与中亚、南亚地区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带有异域元素的纹饰开始出现在北朝末期的铜镜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神兽纹，逐渐演变成了瑞兽纹，随着高宗、武周时期西方葡萄纹饰的流行，最终发展为唐代负有盛名的瑞兽葡萄纹镜。初唐后期到盛唐，特别是在开元盛世，是各种龙纹镜、花鸟禽兽纹镜、瑞花纹镜和宗教题材镜大盛的时期，同时，极富画面感的人物和山水形象也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有螺钿、金银平脱、金壳银壳、镶嵌宝石等特种工艺镜，从而迎来中国历史上铜镜文化和艺术的极度繁盛期。

▲ 展出铜镜局部

汉唐之间，中国造型艺术状物技法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部曲的演变——古拙的正面风格、圆柱形式、有肌肉起伏的三维立体形塑。这种汉唐艺术史上重大的视觉结构之变化，也同样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唐代铜镜中的人物、花鸟、禽兽、山水画等各种题材，无一不具有呼之欲出的动感，与敦煌壁画、出土壁画、出土绢帛画和器物纹饰等一起，让我们从中一窥绚烂大唐艺术的风华。

四、明镜喻道

缤纷各异的辽宋金元明清铜镜

唐末社会动荡，五代(907-960)时期政权更迭频仍，中原与南方铜镜的发展呈现衰微迹象。不过，在跨越近4个世纪的宋辽金时期，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迎来了又一座高峰，铜镜制作工艺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均有全新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其后元明清6个多世纪的铜镜艺术。

▲ 展出铜镜

辽代前期和宋初的铜镜，仍是唐代高锡低铅铜镜的延续，随着翻砂技术的流行，不易碎裂的低锡高铅铜镜逐渐占据主流。翻砂工艺制作铜镜更简便，可批量化生产(如湖州镜)，但大多数铜镜偏小偏薄，且精品率极低。然而，宋辽金精品铜镜的艺术性极高：花卉植物纹样更加繁富多样;人物故事镜空前发展，刻画精细，再现性的画面感，可媲美宋画;鱼、龙、凤鸟等主题铜镜造型生动，精品迭出;铜镜宗教属性加强，辽金镜更多体现佛教主题，宋镜更多体现道教主题，映照了一个时代不同地域的精神信仰。

▲ 展出铜镜

除少数特殊工艺镜，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时期的铜镜工艺与纹饰基本是宋辽金铜镜的延续，然宗教性日益减弱，民俗性逐渐增强，常见多宝镜、吉语镜等。随着西方玻璃镜在清代中后期的流行，铜镜逐渐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源于镜鉴的核心思想观念，将作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一直映照在我们心中。

▲ 展出铜镜

五、皆悉照见

宗教主题铜镜

本单元主要分阳燧、佛教主题镜和道教主题镜三个部分。阳燧，是古代利用聚光原理照日取火用的凹面铜镜。先秦用阳燧取火在祭祀时点燃明烛，汉代承袭此制。《梦溪笔谈》明确指出了阳隧是凹面镜，能聚光形成焦点引火。阳燧引火于日，被认为具有与天相通、辟除不详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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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主题镜中，本馆所藏三国吴“佛”字铭铜镜对于探究早期佛教历史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三国两晋时期的佛像镜反映出佛教入华早期与本土神仙信仰混合的状态。唐代铜镜纹饰多有佛教因素，如莲花纹、宝相花纹、莲花化生纹和“卐”字纹镜等。五代宋初，大量在镜面线刻佛像的供养镜涌现，工艺远播日本。辽代崇佛，多见线刻佛像镜、梵文镜等佛教主题铜镜。宋金时期，多有佛道杂糅元素铜镜，如渡海镜就有观音、罗汉、二仙等多个版式。元代密宗盛行，多见准提镜、梵文镜等密宗主题佛教镜。

▲ 展出铜镜局部

汉代原始道教，神、仙、鬼、巫等多种观念杂糅，铜镜纹饰与铭文受其影响，有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神人神兽纹和龙虎纹等。

▲ 展出铜镜局部

南北朝时期，游仙文化大兴，又出现许多志怪小说，为隋唐大量仙道题材铜镜奠定基础。唐代，铜镜的宗教法力被强调，唐传奇中可见古镜辨别妖邪、逢凶化吉，常见道教相关铜镜尤以八卦纹最具道教特色，常与符箓、星象、铭文等组合，种类丰富。此外唐代出现的五岳镜也与道教相关，时人认为其具有护身功效。

▲ 展出铜镜

宋代多位帝王崇信道教，仙道故事镜常见降龙伏虎、洞天访道、天师除魔斩蛟等题材，龙虎镜是内丹修炼观念的体现，道教符号、道教咒语铭文和异形镜等融入道教的玄秘感，可能具有辟邪功效，在元明清三代仍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