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的新发现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1、2号“祭祀坑”。30多年间,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此次三星堆遗址在同一区域的考古新发现,更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可以帮助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 三号坑器物露头

此次考古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其中3号坑在2020年10月开始发掘,3号坑与1986年发掘的2号坑被视为“孪生兄弟”,2、3号坑在整理遗物的类别和埋藏方式上相似度很高。表层是象牙,象牙下堆积着大量青铜器,包括大小面具、人头像、眼形器、太阳形器、神树残枝、尊罍礼器等。丰富的青铜器下面则是玉器。

▲ 铜尊

▲ 青铜神树

4号坑坑内是大面积的黑色烧土,有明显火烧痕迹,坑内破碎的陶片也被染得黢黑,难辨原貌。此外,4号坑出土了各种类型的器物,最耀眼的是金带,还有鱼形金挂饰。目前来看4号坑的意义不止于出土遗物,而在于肉眼看不见的地方。

4号坑的灰烬层比较单纯,遗物较少,以竹炭为主,也有一些楠木和零星稻谷焚烧痕迹。根据这一现象,雷雨分析,这些灰烬的成分至少可以说明,在晚商时期,这些植物尤其是稻谷在三星堆这个地方就已经存在,也可以为复原当时的祭祀过程、自然环境提供一些信息。

灰烬层可以取样做碳-14测年,根据以往测年和研究,三星堆祭祀坑所处年代在三星堆文化晚期,最新的4号坑测年数据显示,这个坑最晚下限可能进入西周初年。

▲ 5号坑出土的半扇黄金面具

5号坑面积是所有坑中最小的一个,但是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不少惊喜。雷雨介绍,坑内散落着各种黄金和象牙碎片,嵌在土壤内。这些碎象牙,很可能曾经是象牙雕刻品被砸碎埋入坑中。半部黄金面具出土于5号坑,这是5号坑目前出土的最大金器,此外是分布大面积的金箔片,大小如一元硬币,中间穿孔,而且其分布似乎有一定的排布规律,据此推测圆形金箔片可能附着在衣服或者毯子之类的纺织物上,加上那半扇金面具,考古人员猜测,5号坑有可能掩埋的是巫师的行头、面具、象牙礼器,是一位巫师在祭祀活动中需要的衣着。

5号坑颇有“黄金之坑”的意思,因而有考古发掘队员发微博调侃说,“以前我们考古人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这次在5号坑的现场完全就是面朝黄金背朝天这样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6号坑的东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西部有一个木箱子,已经碳化。雷雨介绍,当6号坑出现木箱子,大家都很激动,对木箱报有期待,因为重来没发现过木箱,通常这样一个箱子里,一定会有重要文物出土。清理到最后只是一个空箱子,对木箱进行解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肉眼可见的器物。最近在木箱的西侧发现一件玉器,是一件玉刀,又是一件金沙材质的玉器。这跟三星堆1号坑、2号坑大部分的玉器材质不一样,也说明这个坑年代可能比较晚,因为它打破了7号坑,从地层关系上也说明六号坑的年代比较晚。雷雨表示,6号坑的发掘结果令它们有点失望,还是从填土里获取了更多信息,目前已经有丝绸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还希望通过脂肪酸的一些检测方法看能否有珍稀佳肴之类的发现。

▲ 五号坑象牙雕刻残片

7号坑清理工作比较晚,但是目前为止发现10枚大根的象牙,且保存状况非常好。而在最初的土表金属探测中,8号坑与3号坑是金属反应最强烈的两个坑,这意味着,这两个坑内的金属含量最多。按照现在3号坑的青铜遗物出土来看,8号坑也绝不简单。雷雨透露,7、8号坑预计将在8月份由央视直播发掘现场,可能跟3号坑一样,会有惊天发现。

建筑遗存的发现是8号坑的一大突破,它为祭祀活动提供了想象空间。“8号坑之前挖到的有玛瑙,玉器、金器、金叶……金叶有好几十件,应该是挂在神树上,但都是小碎片,散落在土壤,但近期有大型青铜器已经露头了。”雷雨透露说。

三星堆文化对其它文明的互鉴与交流

在讲座中,雷雨回顾了三星堆遗址以往发掘历程,梳理了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年代跨越2000余年的6个文化时段的发展进程。

▲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祭祀坑布局位置图

通过当前的考古已经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代的遗址。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由三星堆遗址和上游邻近地区数十个同时期中小型遗址共同组成的复杂社会之形态也初露端倪。

▲ 一、二号坑原址展示(摄于2019年12月前)

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夏商时期古城——三星堆古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一个由多重城阙、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居住址、公共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的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已经显现出来。

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遗址逾5万件,1986年发现的两个商代晚期的祭祀坑更是出土了一大批前所未见、造型奇特的器物。很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仗、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独特同时又是最为辉煌的部分。

▲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 金面铜人头像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以及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以礼器(容器)为造型主体的传统区别很大。与同时期的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反映出古蜀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以及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利架构,神职人员的地位非常高。像《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文物

总的来讲,三星堆文化表现为地域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多元文化面貌,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瓷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日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印迹,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或者习俗,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它例,因此客观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与更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与互鉴,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或者说在更远地区找到相似度较高的同类器,因此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鉴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的独特创造。

三星堆文化一方面是古蜀文明极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生动实例,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最好表达。其在广泛吸收其它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对周边以及其它地区的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辐射范围远至越南。

最后雷雨总结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国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言,三星堆文化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制品的制作和利用等方面,则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当时的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