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三星堆考古队获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经发掘过半。其中,8号坑被认为埋藏文物,比重器频出的3号坑可能还要丰富。目前,8号坑已清理到器物层,一大批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显露出来。截止到9月5日,8号坑已经提取文物4288件,其中铜器3508件,金器345件,玉器253件,石器117件,骨角器24件,陶器21件,其他器物20件。之所以数据清晰统计及时,是因为三星堆的每一件文物出土前,都已经上了“户籍”。

我在三星堆给“新生”文物上“户籍”

这个在8号坑内正在对文物进行编号的小姑娘,叫彭思宇,1997年生人,目前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今年3月开始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她就想出了草图编号先行、正式图上编号落听的做法,这样,就能给他们节约出一半的时间,现在他们每发掘一层仅用9天左右。彭思宇说,办法虽好,但最大的挑战就是“费眼”。

彭思宇介绍说,三星堆祭祀坑是按照一层一层地来揭露、来提取。8号坑面积最大,他们将坑划分成63个60厘米长的小方格。第一步叫“给号”,她要按照顺序,以每一个小方格为单位,首先用平板电脑对显露出来的文物拍照,在这张简易的照片上,用笔标出每一件文物的序号。同时,要将这件文物是什么、编号是多少、保存状态是什么等信息,告知舱内的顾旭涛,两人紧密配合,完成对每一件文物的登记造册。另外,有一名考古队员手持全站仪,按照编号采集每一件文物的三维坐标。给号完成,彭思宇就转战下一个小方格,这时,其他考古队员就开始提取给号完毕的那个区域。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彭思宇:666号,就是我们出土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铜人,我们给了一个金器的250号,它是一个金面具的大鼻子。如果说刚好比较巧的话,我们会把比较好的号给一个比较特殊的器物,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记,也方便我们到时候去库房取东西。

每一层“给号”耗时四五天,文物提取则用八九天,这中间的时间差,彭思雨就要稳稳地坐在舱内,打开每一张带编号的草图,同时打开正射影像图,也就是器物坑每一层扫描后生成的精确图片,将草图编号挨个在正射影像图上标注出来,这是她工作中最大的挑战。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彭思宇:一个区就有40多个号,那个就是比较抓狂了。指甲盖那么大这个小东西,有可能这些残片都是这些器物上的一些碎片,所以说都是很重要的,无论大小。为了防止标漏,每编50个我一般会检查一下,比较费眼睛。

时间差内,顾旭涛则将全站仪采集到的文物三维坐标,逐一对应地输入到系统内。1997年出生的顾旭涛,是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年龄虽小却已有4年的考古经验,去年他参加的吉林磨盘山遗址发掘,还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以往,在考古现场他一个人要负责一个坑的给号、画图、记录、提取等全流程工作,三星堆让他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每天都陷入爱恨交织的矛盾里。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顾旭涛:每一个器物相当于是有三个坐标,要一个一个粘贴。有一天系统崩了,连着崩了三次,然后你就得再重新再输一遍,就很烦,然后不想输。这个也从侧面证明说我们坑东西多。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就和我们平常做户籍是一样的,我们对每件器物,不管是多大,还是多小,都要进行一个登记,形成一个号码,那么这个就作为这件器物的永久的编号。

“上户籍”:探寻三星堆业已消失的隐秘

为什么彭思宇他们要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件文物“上户籍”?除了便于专家今后开展文物修复和文物安全有序管理,文物“户籍”的背后,更隐藏着我们眼睛完全看不到的历史信息。

和1986年三星堆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相比,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内,埋藏的文物也经过焚烧损毁,多为残破状态。而祭祀坑本身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只有发掘过程中,对每一件文物进行细致的编号和信息采集,才能保存住“案发现场”,这直接决定着历史专家今后开展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成败和深度。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以前的发掘,可能只是提供给研究者一张简单的平面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扫描成高精度的三维扫描之后会形成模型,比如说我可以把覆盖在象牙之上,或者压在象牙之下青铜器以及其他的与象牙无关的这些器物,从模型上剔出来。当只剩下象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和统计这个象牙的倾斜状况,分析这个象牙当时是多个人在多个方向在扔,还是少量的人集中在同一个方向在扔。

赵昊表示,三星堆祭祀活动是抽象的,但通过这些反向推演,才能研究出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祭祀现场的具体礼仪规程。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所以我们对于登记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文物本身,登记的实际上是现场的遗迹现象,而遗迹现象本身才是我们做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些信息。

另外,专家介绍,给文物“上户籍”,还能帮助专家学者发现最隐秘的信息。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用有机材料的绳子,挂满了装饰物,由于当年发掘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泥土以及文物间的位置关系采集起来,究竟这些挂饰是如何挂在神树上的,至今困扰着文物专家,造成修复无法继续下去。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解答这些问题恰恰需要证据,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才称为这是科学的考古发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挖宝的一个行为。

据介绍,1921年,中国考古学开始伊始,“上户籍”就成为考古发掘的标配。国家文物局于1984年、2009年颁布、更新“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修订后更加鼓励在我国境内进行的考古发掘,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发掘现场给文物“上户籍”。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像全站仪使用的方式,以及现在最新的高精度三维模型的扫描结合在一起,综合在了同一个项目、同一个遗址中进行应用。三星堆可以说是近20年来,就是中国考古学,尤其在田野发掘部分、田野信息记录部分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