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长期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田野考古,参与和承担过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要课题。他一生扎根田野,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作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曾被誉为北大考古学系“第一好人”。

刘绪1949年3月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曾任山西省考古工作队副队长。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1999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也是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并被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

刘绪主要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旧石器时期和北朝也有所涉及。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岁月里,刘绪参与过许多大型的遗址发掘课题,如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周原遗址和琉璃河遗址,他都是从始至终做下来的。虽然课题范围很广,但刘绪在治学上从来都是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刘老师对夏商周的每一段都写过文章,每篇文章都非常扎实。”他的学生常怀颖回忆说。

在考古生涯中,最让刘绪激动的,莫过于在田野考察时有重要的发现。这种激情支撑着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与考古相伴的春秋。

▲ 刘绪在考古现场

刘绪是山西人,他平生的研究工作也主要围绕着太行、汾水之间的那片大地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1976年,已经本科毕业、时任山西省考古队副队长的刘绪参加了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的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山西下川遗址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石器文化。1977年前后,刘绪还参与发掘过位于大同城北部的方山永固陵。这些都是他考古生涯早期的重要工作。

为了把考古工作做得更好,刘绪决定在专业上进一步深造。1980年,他考取了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邹衡先生读硕士。在燕园读了两个月书之后,刘绪就作为一名实习生,跟随考古队赶赴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发掘。

▲ 1979年,刘绪与邹衡、许伟等考古学家在吕梁考察

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刘绪考古生涯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涵盖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到战国文化层及秦汉元明文化层,还包括大面积的晋侯墓地和10000余座西周至战国古墓葬及车马坑,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 天马-曲村遗址,2800年前的车马坑

从1980年到1993年,每隔一年,刘绪都会到那里实习,一开始是作为学生,留校后就作为辅导老师。长达13年的发掘使得天马-曲村遗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而在这一遗址多年的发掘过程中,刘绪也在亲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山西大地的古代文化有了具体而详尽的了解。距刘绪初次赶赴天马-曲村20多年后,关于该地考古发现的四大本报告出版了。这套8开本的报告凝结着一代考古人在山西大地上的心血,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出版物的典范”,还曾在日本获奖。其中,第一本就是刘绪编写的。

世纪之交,国家文物局决定编写《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刘绪被安排写作其中的《晋文化》分册。当年在天马-曲村遗址积累的丰富材料,以及多年来研究、阅读、思考的成果终于倾注笔头,成为他著书的源流。

作为老师,在研究生阶段,刘绪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学辅导工作。从带领1978级的学生进行毕业实习开始,他已走过了30多年的教学生涯。每一年,刘绪都是这样度过的:半年在学校开课,半年在田野带学生。不知不觉,他的学生已有三十多届。

刘绪开的课程很多,既有面向本科生的“夏商周考古学”、“中国田野考古学”与“考古学通论”,又有研究生课程“夏商周考古研究”、“夏商周考古前沿”和“考古学方法研讨”等,最多的时候一年开三门课程。刘绪的授课风格既生动又严谨,同时还很幽默风趣,让学生们印象深刻。在带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刘绪以“认真细致”与“温和亲切”两大特点闻名。他生性温和,从不严厉批评学生。而在培养他们学术能力的时候,他又极其认真,甚至会去核查学生论文的注释有没有错误。在学生的眼里,“刘老师既如父亲一般可敬,又如朋友一般可亲。”

由于考古专业的特殊性质,师生经常要一起外出做田野工作。出门在外,刘绪对学生的细心照料,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温暖回忆。三十年过去,出自刘绪门下的硕士生、博士生共有27名。这27名学生目前都工作在考古一线或与考古相关的行业,无一转行,这与刘绪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刘绪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们就评价他说“刘绪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也是(同龄人里)做学问最踏实的人。”

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刘绪是乐观的。“考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如今,中国的考古学蒸蒸日上,国际上对中国考古也越来越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