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这是日前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清理出的一封唐代的纸制家书，虽说已经残破泛黄，但字迹却依旧清晰。

▲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2019～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其成果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成果和“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据了解，该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 文书 佛经残片

▲ 文书 孝经

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韩朋赋》《孝经》《千字文》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书信、勋告、借贷、佛经、禄命书等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军事文书数量最多，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以上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发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烽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国家有效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显著，学术价值十分突出，作为‘大传统’物化载体，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其现实政治意义巨大，无疑是近年国家边疆考古又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该烽燧是唐代‘楼兰路’沿线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考古发现无疑是具有‘可信’与‘长轴’的很好历史见证。

它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克孜尔烽燧，有着同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接受采访时说，“烽燧出土大量纸文书和木简，其99%用汉字书写，这充分说明唐代西域继承汉代以来传统，汉字一直是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它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佐证，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对西域地区的长期的深远影响。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的重要形式，同样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内容。继汉代西域屯田遗存发现之后，这处唐代烽燧又出土大量关于屯田的文书，其内容显示了当时屯田组织之严密、规模之空前、成效之显著，充分表明国家屯田政策在西域地区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俯视 上为西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霍巍认为，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经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巩固了唐代边防，也为汉以来所凿通的“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东西方的内陆交通。从唐代初年开始，唐王朝便陆续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和军、镇、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军事建置，配置兵力驻守。

▲ 铠甲残片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其中最为基层的一处烽堠遗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尤其是还发现了大量唐代纸文书和木简，这是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戍边军士们的戍边记录、个人书信，也有习字的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据初步研究，这处烽燧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能为中唐，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纪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关，这也为研究唐蕃关系以及唐代经略西域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称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十分深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说：“从整个敦煌吐鲁番乃至西域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来看，这座当时称为‘沙堆烽’的遗址出土的文书是一组相对完整的烽燧文书群，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书不同，它们是实际应用的文书。它们让我们认识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运作情况，大大补充了唐朝军事防御制度的细节。

而且，这批文书集中在唐朝最强盛的开元天宝时期，所处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线、交通线的中间地带，因此展现了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东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龟兹)、于阗，一些重要人物如汤大使(开元六年任四镇节度使的汤嘉惠)的出现，也表明这条交通路线的重要，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

还有就是文书表现了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往来书信，以及他们精神寄托的儒家经典、佛经和抄录的中原文学作品。这样一个五脏俱全的文书群，也为我们今后研究、归纳被西方列强盗走的于阗神山堡(麻札塔格)、安西柘厥关等遗址出土文书，提供了很好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