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北京(2023)——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召开。

今年，北京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在新宫、琉璃河、金中都、长城、故宫、“样式雷”家族墓地等大遗址开展了系列考古工作，在考古成果出版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深入阐释“城之源”、“都之源”、长城文化带的重要内容。

其中，琉璃河遗址人骨DNA研究成果首次公布，是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社会结构的重要科学依据。

新宫遗址

新宫遗址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遗址现存范围约45000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遗迹点位800余处。该遗址主体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除了以双环壕、古河道、墓地为核心的聚落外，还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的墓葬、灰坑，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灰沟，辽金、明清时期的道路等遗迹。

该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的该时期功能、布局结构较为完整的遗址，其性质可能与祭祀有关。特别是发现同时期的墓地，出土陶器、石器、金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阶段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是一处体现多元一体文化融合现象的典范。既包含土著文化雪山三期、塔照类型、张营类型等多种文化因素，又受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二里头、二里岗等文化元素的影响。

该遗址发现的晚商、西周文化为厘清学界论证的围坊三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存续与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靴形足彩绘陶尊

金耳饰、绿松石串珠、红玛瑙珠

琉璃河遗址DNA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分享了琉璃河墓葬出土人骨DNA分析的研究成果。“2022年，我们对琉璃河遗址城北墓葬出土的9具人骨进行了DNA检测，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树，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宁超说。

初步研究表明，琉璃河墓葬发现的古代人群中存在近亲结婚现象，同时，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研究

北京870年的建都史始于金中都。金中都不仅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是金朝历史上最为重要、历时最长的都城。2019至2020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丰台区万泉寺、高楼村两处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等防御体系。

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发行的《金中都(2019~2020)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是对本次考古工作成果的呈现。这是有关金中都城址的第一本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是《金中都考古》系列报告的第一本，着重回答了有关金中都城的几个问题：金中都城是如何营建的、金中都外城是如何防御的、金中都城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又有着怎样的城市特色和历史地位等。

考古研究表明，金中都外城墙是在唐、辽时期地层上直接平地起建的，底部没有明显的基槽。但是在夯土墙体最下部有平整地层的夯土垫层，并且发现了用纯净黄沙土铺垫的痕迹。这一特征不同于同时期的辽上京与金上京，可能与当地土质较为致密黏重、金中都城修建的时间紧迫等因素有关。结合文献，金中都外城的营建时间主要集中在天德三年，也即公元1151年，史料中见有“诏广燕城”“广燕京城”“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广斥三里”等记载。综合史料与考古迹象的分析，初步认为外城的营建大约持续了五年左右的时间，直到贞元三年(公元1155)才完成。本次发现的金中都城墙基部宽24米，根据中国古代都城城墙的结构比例，测算当时金中都外城墙高约16米，宏大巍峨。金中都城墙是土城墙，为了使其更加坚固，古人用夯头等工具对土墙进行逐层夯打，从而形成夯层和夯窝，本次考古发现的城墙夯层厚5至15厘米，夯窝直径2-13厘米，排列平整有序。

此次考古发掘的马面遗迹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马面又称墩台，是凸出于城墙墙体外的一种防御设施，可供三面攻敌，有效消除城墙防卫死角。本次发现的马面遗迹平面呈圆角梯形，外围有包砖沟。这一特征不同于北方地区辽金时期一般城址常见的半圆形结构，而是面宽较大，更利于城墙的作战与防守。

护城河遗迹位于西城墙外17米、宽66米，与城墙、马面等共同构成了金中都城尤为强大的军事城防体系。在护城河岸边发现的石礌等遗物为当年的作战场景提供了想象空间，为研究金中都的对外御敌方式、军事发展状况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城高池阔”的防御特点，体现了随着火炮等作战技术的应用，城市防御半径的需求提高，中国古代城市防御理念正在由“城高池深”悄然发生改变。而金中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防御理念转变的过渡阶段。

整体看，金中都城是以北宋东京城为蓝本，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而成的一座都城，大致呈外城、皇城和宫城相套的模式，以大安殿为核心，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两侧建筑对称分布，这是北京作为都城最早的一条中轴线。金中都城正处于从封闭式里坊向开放式街巷过渡的重要阶段，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南城墙遗迹平面

南城墙遗迹剖面

北京长城考古研究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识。北京市市域内的长城始建于北齐，大规模修建于明代，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区六个区，全长520.77公里。

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北京长城考古(一)》收录了2018至2022年期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长城保护修缮工程而实施的长城考古工作成果，具体包括延庆区岔道城城墙及墩台遗址、南寨坡城址、柳沟城遗址、柳沟西山长城及墩台遗址、大庄科长城遗址;昌平区南口城、上关城墩台遗址共计6处长城点段。

通过研究，首先明确了长城建筑规制、工程作法与病害等基础信息，为全面、系统、科学的制定长城保护方案提供了基础材料和理论支撑。其次深入发掘、丰富了长城文化内涵，再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场景，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最后，作为考古学界首部明长城考古发掘专题报告，展示了长城保护修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具有一定的宣传和示范效应。

延庆岔道城翼城及护城墩发掘后

南寨坡城址发掘后

“样式雷”家族墓地

样式雷是对清代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氏家族的尊称。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皇陵等在内的很多皇家建筑都是由样式雷家族设计的。其中的很多建筑现今都已被列世界文化遗产，留下的建筑图纸(地盘样、立面图、平面图、内验装修图等)、烫样(建筑模型)等也于2007年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2023年10至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详细的现场勘测工作，发现古代墓葬29座，可分为两处家族墓地。根据地望和墓葬分布情况，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本次考古发现是研究清代雷氏家族墓地地望、布局及历史的实证，为后续的保护规划和展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故宫造办处遗址考古研究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紫禁城内制造皇家御用器物的专门机构。清初先设于养心殿，后挪于故宫外朝西路内务府以北、右翼门外西北，慈宁宫东南区域，称为内务府造办处，一直沿用至清末。造办处为宫中专司内廷交办承造各种器皿之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被称为“百工坊”。 清宫造办处汇集了清代国家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位置在明代的记载阙如，性质不详。

2020年底至今，为了配合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持续对造办处旧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造办处旧址为故宫内又一处元、明、清三代宫殿建筑层层叠压打破的“三叠层”遗迹。

发掘清理出了元、明、清各时期形制规模、工艺技术不同的建筑基址以及院落墙基、地面道路、排水系统、灶、灰坑等丰富遗迹现象，出土了元、明、清不同时期砖、瓦、石建筑构件，以及陶、瓷、玉、铜、铁、玻璃、骨等质地丰富的各类遗物。

造办处遗址发掘后

明初建筑基址砖砌磉墩一角及四周的碎砖夯土层

清代造办处遗址出土的玉器

元代遗迹中出土的金元时期风格的瓦件

故宫造办处遗址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区，是近年来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获，也是紫禁城古今重叠型建筑考古的最重要实证。其考古发掘成果对认识元大内、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改造以及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兴衰和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