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驼铃悠悠
生活在中原的人们对丝绸之路可能不是十分了解，有的人会觉得丝绸之路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多年来丝绸之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早在《后汉书·五行志》就有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明确说明在汉灵帝时(公元155——189 年)，西域文化就对我们中原有过广泛的影响。
比如说：胡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就餐、习作方式——以前低案就食，伏案而书，有了胡床，悬腿高坐，低矮几案变身为高桌长案——为围桌就餐在用具上创造了条件。“席地而坐”的就餐方式消失，或蹲或站的端碗吃饭习惯，渐渐变成了人坐椅凳上、碗放桌子上吃，形成了“围桌而餐”的合餐风俗。
西域的胡服对中原古代服饰的影响表现在让古代长袍、长襦的形状发生嬗变，变成紧衣紧裤，脚穿皮靴。这是马背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
胡食中典型的就是胡饼，胡饼进入中原的时间应不晚于东汉。东汉时“饼”的种类已不少，胡饼已与现代的烧饼做法差不多，上面要撒芝麻(胡麻)。汉灵帝最爱吃这种面点，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到十六国时期，胡饼被后赵皇帝石季龙改称“麻饼”。唐朝时，胡饼制作技术进一步流传，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里》诗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至于现在很多人喜欢吃的“羊肉串”，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美味，是使用西域烧烤手法制作食物的又一种类型。
通过绿州丝绸之路上传入内地的水果蔬菜有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为人们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葡萄酒经过历史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
通过绿州丝绸之路上传入内地的水果蔬菜有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为人们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葡萄酒经过历史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明朝之前，中国引入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西亚，也有部分源于地中海沿岸、非洲或者印度，它们大部分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如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椒、棉花、西瓜等。当时引入的农作物有玉米、番薯、马铃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菠萝、腰果、可可、烟草等近 30种。其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胡椒”则让中国人在烧肉时又多了一种选择，“洋椒(辣椒)”还导致了中国传统菜系的裂变，诞生了湘菜、川菜等以辣味见长的新菜系。其中的胡荽既是一种蔬菜又是调味佳物。
当时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相继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不同程度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汉代西域乐舞的输入，造就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等，其中七部乐舞来自西域。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法曲》中描述：女为胡妇学胡装，伎伎胡音务多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丝绸之路乐舞对汉唐乐舞乃至中国音乐舞蹈史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首先是由 19 世纪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李希霍芬是普鲁士地理学和地质学家。他曾先后 7 次在欧亚腹地旅行考察，1860 年，他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回国后，李希霍芬完成了 5 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于 1877-1912 年陆续出版。在这部书中，李希霍芬把中亚地理与东西文明交流联系起来，把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现在人们说到“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三条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道路。即：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线路图
(一)草原丝绸之路
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现在学术界所谓的欧亚大陆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
(二)绿洲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命名也是由这条干线而来的。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通往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一个地理概念，即“西域”。所谓“西域”，是相对于中原而言，在唐代中国的西部疆土要比现在远为广阔。唐代比之汉代的西疆更远，直到黑海岸边。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西域可说是相当于今日新疆以及中亚部分地区。
(三)海上丝绸之路
指从泉州港出发经过广州，海南，沿海上经过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一直到非洲、欧洲。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绝后为盛举。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包括绿洲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开拓
史书记载丝绸之路是由张骞开始的。汉武帝遣使西域，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人的侵扰。匈奴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汉武帝得知原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驱赶出故地，而且匈奴单于杀了大月氏王，大月氏人常思报仇。于是，汉武帝决定派遣使节出使大月氏，劝说大月氏人和汉朝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张骞带着向导、随员等 100 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大月氏。但当时他们只知大月氏已被匈奴赶出故地，对他们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并不清楚。而且出使途中必须经过匈奴统治的地区，充满了危险。张骞一行途经陇西时便被匈奴拘留，在匈奴那里一住就是 11年。后来他和随从人员乘机出逃，翻过葱岭，兼程西行，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到了位于今中亚费尔干那的大宛。大宛国王久闻中国十分富庶，很想与中国通使交好，所以对张骞一行热情款待，并继而派向导陪同张骞等人经康居赴大月氏。康居位于锡尔河流域，是当时中亚细亚北部的大国，在中西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在公元前 129 年抵达大月氏，打算联合他们与汉夹击匈奴，而此时大月氏已立新王，吞并了大夏，安居乐业，且与中国相距遥远，所以大月氏王对张骞提出的与汉联盟共破匈奴的建议没有多大兴趣。张骞逗留一年多，无功而返。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张骞取道南山(阿尔金山)经羌中(青海)归国，中途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后，适逢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出，于元朔三年(前 126)回到长安。张骞西使，前后共历 13 年，回来时仅他与随从甘父二人。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
汉元狩四年(前 119)，即距张骞第一次出使归国后 7 年，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赴西域的直接目的是联络乌孙以共抗匈奴。他率 300多人的庞大使团，带牛羊数万，金币帛直数千万之多，经数十天行程，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在张骞回国时，乌孙国王派遣数十名使臣随行赴长安。乌孙使臣见汉领土广大，景物繁华，回国后向国王报告，于是乌孙便有意与汉朝交好。此后，汉使多取道乌孙南境前往大宛、大月氏等国。张骞在乌孙时，还分别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其邻近国家，带去丝绸等贵重物品。
张骞从西域归国后，带回了有关西域诸国的许多见闻，使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西域诸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的报告。这是中国史籍对西域各国详细的、较全面地、真实地首次记录。张骞在考察报告中介绍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人口、风俗和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诸国与汉朝的关系，向汉武帝提出了经营西域的策略。
敦煌壁画中的车
“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以后，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任务。其间虽因政治上的原因，出现过时通时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丝绸之路是持续着、发展着、完善着，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连接东西方物质文化的纽带作用。
三、丝绸之路学的建立
中国古代典籍中对西域多有记载，是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主要资源。19 世纪开启的丝绸之路研究，客观上说是由西方探险家的西域考古开始的。其中代表性的有：
1. 斯坦因(Sir Anrel Stein，1862-1943 年)，英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作家。他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904 年加入英国籍。斯坦因在德雷斯登和布达佩斯学习后到维也纳来比锡大学学习。因立志研究印度、伊朗，他又到土宾根大学就读，之后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1888年他被推荐为拉合尔(现在巴基斯坦境内)东方学校的校长而来到印度。1899年他担任加尔各答玛然拉斯大学校长，并去印度西部旅行。1898年，他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中亚探险计划。
第一次中亚探险
1905 年斯坦因获得印度政府允许，于 5 月出发，从克什米尔的首府斯里那加出发去帕米尔高原，由此而下，来到塔里木盆地最西部的喀什噶尔。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从喀什噶尔沿西域南道向东，于10月到达和田，斯坦因从这里进入昆仑山进行调查后又返回和田。12月中旬他从和田出发，来到东北方向96 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古代的抒弥国)遗址。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发掘出了一块画板，上面描绘着从中原嫁给和田王的公主，据传说可能是玄奘所记录的有关和田养蚕始于中原的故事。发掘的另一块画板上描绘着玄奘记载的龙女传说。此外在丹丹乌里克还出土了用婆罗米文字书写的和田语文书。根据后来的研究，这是一些借款字据和要求还债的文书，根据同一地区发现的汉文文书记载，这些是公元 781-790年吐蕃统治塔里木盆地时的文物。
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东国公主传丝木板画
1901年1初，斯坦因离开丹丹乌里克回到和田，然后又向东行来到克里雅。在这里他听说了尼雅古迹，立即前往。尼雅遗址中，原住民住宅的柱子在沙中林立。在这里斯坦因发掘了许多用佉卢文书写的木简文书。他前后三次在这里调查，在尼雅遗址共发现了728件怯卢文书，根据对这些文书的研究证明尼雅遗迹是公元3世纪后半叶废弃的。由汉文史料证明，尼雅遗迹就是古代的精绝，当时精绝是受鄯善管辖的。
尼雅遗址
在这里还出土了希腊风格的印章。5月斯坦因返回到什噶尔，然后乘俄属费尔干纳的火车返回伦敦。他把第一次的中亚探险报告写成《古代的和田》，于 190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
第二次中亚探险
斯坦因回到印度，1904年加入印度古迹调查局，准备再次探险。1906年4月，斯坦因再次从克什米尔出发于 6月8日到达喀什噶尔。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后，6月23日从喀什噶尔出发，7月底到达和田。与上次一样进入昆仑山探察。
斯坦因一行12月中旬在楼兰进行了发掘，得到了许多汉文文书和怯卢文书，进一步查明了楼兰遗址。根据文书记载，楼兰的废弃是公元3世纪到 4世纪之间。斯坦因一行从这里回到若羌，于 1907年1月底来到米兰遗址。米兰曾是鄯善最初的王城，斯坦因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藏文文书，这是8世纪以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吐蕃遗物，此外还发现了3世纪的佉卢文书。
楼兰故城中的三间房
在米兰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小寺院中的残存壁画，其中第三寺中探取的有翼天使最美，具有希腊风格，其形象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人物。
米兰出土壁画
结束了米兰的发掘后，斯坦因一行2月下旬出发去敦煌。他们于3月到达敦煌，他到敦煌后，听说发现一个洞窟中有许多古文书。
5月21 日他再次回到敦煌，与发现文书的王道士相会，说服他打开密库。那是一间3平方米的狭窄的小屋，但堆积的卷物也有3米高。这些“敦煌文书”使斯坦因惊叹不已。
敦煌莫高窟外景
他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回伦敦，然后又到甘肃省各地去旅游。10月份到哈密，从吐鲁番过天山南路，回到莎车调查昆仑山，之后越帕米尔去印度的列城，于 1908年11月回到斯利那加。斯坦因把第二次探险写成《西域》于1921 年出版。
第三次中亚探险
斯坦因于 1913 年 6 月开始了第三次中亚探险，他从喀什噶尔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调查古迹，1914 年1月到米兰，继而到敦煌。此后他又从乌鲁木齐出发南下，八月到吐鲁番，调查哈喇和卓后，到伯孜克里克遗址，采集那里的壁画。1915年1月发掘阿斯塔那的高昌时代的墓地，发现了许多随葬品，其中包裹尸体的丝织物，充分显示了高昌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斯坦因到喀什噶尔，把收集来的文物运到斯利那加，他自己又重越帕米尔，沿阿姆河到达撒马尔罕，还到了伊朗的锡斯坦。在那里调查后，斯坦因于1916年返回克什米尔。他把第三次的探险写成《亚洲腹地》于1928年出版。之后，又修订书稿，改名为《西域考古记》于1933年出版。
2.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法国东方学者。1878年5月28 日，伯希和出生于巴黎，在斯坦尼斯拉夫学校毕业后，又在东方语言学院和政治学院学习。
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在中国收集文献
1900 年 2 月 15 日，伯希和被派遣到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收集图书和其他资料。他到北京后不久，即遇上义和团起义，收集到的文献在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宿舍里被大火烧毁。1901 年1 月，伯希和回到西贡，在法国远东学院担任汉语教授。2 月份再次被派遣到北京，收集文献和其他参考资料，6 月返回河内。这一次除收集到铜器、陶瓷器、绘画和许多汉文古籍外，还搜集到藏语、蒙古语的文献。这次收集的文物大部分于1904 年运往法国国立图书馆，其中绘画部分移往卢浮尔博物馆。这些文献中有《古今图书集成》和《道藏》(道教的经典集)，这在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1902 年 2 月到 11 月，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国，收集了两万四千余册文献。1903 年他又在顺化抄录了不少越文文献。
中亚探险
1905 年 8 月，法国金石美文学士院和法国中亚探险委员会委派准备从河内回国的伯希和参加中亚考古探险。伯希和从印度支那准备向俄国出发，由于他精通俄语，所以，这可能是他中亚一行成功的重要原因。伯希和回国于 1906 年 6 月 15 日与地理学者瓦扬和博物馆学者且精通摄影的努埃特等共同从巴黎出发，经过莫斯科、奥登堡到达塔什干，在此停留了两个月。伯希和一行在那里办理各种手续，但是当时的俄国官员对其同盟国的法国学者投以戒备的目光。多亏伯希和擅长俄语而完成了繁杂的交涉，这期间他学习了突厥语。他们乘汽车从塔什干到费尔干纳的东端安集延，然后翻越帕米尔到奥希，在这里他们整理了行李，骑马翻越标高 4000 米的塔尔得山口。在当时，骑马越山是经常的事情。
伯希和一行于 8 月底到达喀什，在俄国领事家中作客。从喀什到库车是伯希和一行的原本计划，但他们听说克伦韦德尔已率领德国探险队在那里发掘而大失所望，而且还听说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当时也在那里调查。于是，伯希和一行改在喀什附近进行调查。
“敦煌文书”的调查
这次探险旅行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敦煌千佛洞的石窟秘宝，而起因则在迪化。在迪化时，与伯希和交往的许多人中有一位是清朝皇帝(德宗光绪帝)的堂弟，伯希和一行称他为澜侯爵。当伯希和要离开迪化时，澜侯爵送给他一卷关于沙州千佛洞的抄本。伯希和已经听说了一个道士在敦煌千佛洞石窟中发现了珍贵遗物，当他打开卷本一看，果然是8世纪前的“敦煌文书”的一卷，为此坚定了他去沙州的决心。
敦煌石窟发现堆积如山的11世纪中叶以前古文献。比伯希和一行早几个月。斯坦因在一位中国道士的帮助下，弄走了文书和绘画。千佛洞在敦煌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地方，有500多洞窟，有从6世纪到11世纪的许多壁画和雕刻。1908年2月底伯希和到达敦煌。堆积古文书的石窟长、宽均有2.5米，斯坦因虽然收买走了许多文书，但还剩有一万五千卷。在千佛洞中，伯希和从3月 3日开始整整一个月一直在石窟中调查文献，结果他挑选了约5000卷，与王道士进行收买交涉。后终以500两银子购得这些文书。伯希和把这些文书全部包扎好，装入24个箱中。他很谨慎地采取了秘密运送，只把其中的一箱带到北京，向学者们展示。关于敦煌石窟中的古文书调查，伯希和3月26日写给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塞那 博 士的信中有记录 。后来，伯希和1909 年在该院学报上发表了长达 28 页的报告《在甘肃发现的中世纪的文库》。伯希和一行于5月离开了收获很大的敦煌，经凉州、西安，从郑州乘火车到达北京。他把《敦煌文书》中的一部分向中国学者们披露，12月12日回到河内。第二年(即 1909 年)5月，他又到北京停滞了4个月，之后于10月24日回到巴黎。
有翼天使壁画
敦煌藏经洞的木简
清朝政府发现后，于1910年将石窟中残存的古文献全部运往北京。据说王道士被处死刑。伯希和从西域不仅带走了许多汉文文献，还有婆罗谜文、回鹘文，藏文等文书。1910年1月巴黎国立图书馆接受这批文物时，当时的文化部长摩里斯富报告说，第一部约有3000卷线装的古写本，第二部约有30000册中文书刊。此外还有瓦扬和努埃特两人带回的照片，收集的800种植物标本、200种鸟类(剥制)、许多哺乳动物(剥制)、昆虫类，头骨和人体测定表等。伯希和于 1909 年10月当选为法国金石美文学士院的会员。1911年法兰西学院为他开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及考古学》的讲座，开拓了法国的丝绸之路学研究。
3. 克伦韦德尔(Albert Grunwedel，1856-1935 年)，德国的考古学家、美术史家。1902年，他在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上，建议设立“中亚，远东的历史、考古、语言、民俗研究的国际学会”。作为他最初的事业，是从德国向中亚派遣探险队，克伦韦德尔亲自挑选人员并领导了这些探险活动，正式命名为“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德国探险家格伦韦德尔
由于英国的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发掘调查成果的刺激，而且也意味着与其相抗衡，克伦韦德尔把目标设定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天山南麓地域。克伦韦德尔是德国四次中亚探险的先驱，这次探险队他作为队长，还有佛教学者夫多、博物馆技师巴尔多斯。从1902年11月到1903年5 月，他们在吐鲁番盆地集中调查，发掘了许多古文书和美术品。由于取得这些成果，德国派遣勒柯克参加了第二次探险，继克伦韦德尔后再次去中亚。二人在当地相会并重新编成了第三次探险
队。从1905年12月对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诸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千佛洞成果最为显著。克伦韦德尔全盘指挥了这次调查，亲自临摹了壁画并以其彩色模写装饰自己的著作，此外他撰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探险队的调查和遗址确认基本上都是由克伦韦德尔判断。第三次探险持续到 1907年4月，这种在一个地区长期集中的调查，体现了德国的学风。
克伦韦德尔回到德国不久，便于1912年发表了《希腊，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祠堂》，1920年发表《古代库车》。1923年他隐退回到故乡巴依努(西德南部的一个州)的乃古利斯，撰写研究中亚佛教图像学的集成著作，于1935年在当地去世。
4. 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年)，德国的东方学者，1860年出生于柏林。他的家庭自祖父以来都是富商。他在新疆的探险中，曾发现祖父经手过的物品，到20世纪，因为家业的关系，勒柯克曾在伦敦、利物浦等地度过。1900年，勒柯克作为一个没有工资的柏林民俗博物馆的职员，开始涉猎东方诸语言的研究，并学习阿拉伯、波斯、突厥等语言，同时兼学考古学。1902—1903年，克伦韦德尔率领第一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中亚带回许多发掘品，由于其中有波斯语、突厥语书写的摩尼教文献，勒柯克被挑选上参加第二次中亚探险。
德国探险家勒克柯
从1904年11月到1905年10月，对吐鲁番、哈密地方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调查，12月在喀什与克伦韦德尔率领的德国第三次探险队合并，从而再次向东到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调查。这次探险调查从1905年12月持续到1907年4月，然而勒柯克于1906年6 月就与克伦韦德尔分手，先行一步越过喀喇昆仑山经印度返回柏林。
库车克孜尔千佛洞 8 窟中涅槃图
勒柯克最后成为德国第四次中亚探险队的指挥者，从1913年1月到1914年的2月底，主要对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进行调查。这一次的发掘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平安运回德国。从此他就埋首于整理研究那些庞杂的资料。
与英国的斯坦因以塔里木盆地南缘为调查中心相对比，勒柯克三次参加的德国探险队则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他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被破坏较少的天山东部的古代遗址上。勒柯克1930年4月担任民俗博物馆东方部部长，一直到他去世。他所带到柏林的壁画，有近一半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中。
此外，还有俄国的普热瓦尔斯基、科兹罗夫、巴尔托里德、奥登堡;日本的西德二郎、日也强、大谷探险队;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拉特莫尔;德国的李希霍芬等。他们的探险与研究，客观上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丝绸之路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组织各国学者开展了丝绸之路的十年大考察,推动了国际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文献学、美术学等学科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相比之下，音乐学的研究相对滞后。
四、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
丝绸之路的音乐交流，过去我国音乐界研究较少;且研究多注重文献的研究，古人并没有丝绸之路的概念，所以有许多需要甄别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对中亚地区与西域地区的音乐考古知识非常所知甚少，因此，比较研究就会遇到许多困难。
研究丝绸之路音乐，不了解沿线国外的资料，就无法深入研究国内的音乐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我们从中原河南龙门石窟的音乐图像来入手：
据统计，龙门石窟现存音乐洞窟二十一个。另外，还有雕刻乐器的经幢一个，佛座两个。其原有伎乐天和伎乐人二百三十三身，现存伎乐天和伎乐人一百七十六身。现存大小不同的乐队三十四组，共有乐器十七种。龙门石窟现能辨认的乐器有一百七十六件。所谓龙门石窟的“音乐”，实际上就是乐伎和乐器的图像。龙门石窟的中国固有乐器有笙、箫、筝、磬、板等。凡是单音字的乐器都是中国固有的乐器，凡是双音字的乐器基本上是从西亚、中亚传入的乐器，只有排箫列外。
研究丝绸之路中外音乐交流让我们以两个乐器来阐释。
(一)箜篌
这个乐器虽然我们比较陌生，但却是古代丝绸之路最早使用的乐器。欧洲目前使用的竖琴，就是从古代箜篌演变的。箜篌在龙门石窟中巩义石窟寺第三窟西壁上。还有一尊在龙门万佛洞壁画中。
高昌石窟壁画中的筚篥，公元 9 世纪
美索不达美亚的箜篌
如果仅从汉文献中，我们只知道箜篌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然而，西域非常大，究竟是从哪国传入的呢?弓形箜篌在公元前4000年后产生于两河流域，而角形箜篌，则是大约在公元前1900 年左右产生的。在古代刻有文字的泥板书上就有对古老的竖箜篌的描述。在这些早期图形文字的符号中有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它对乐器的描述包括有弓形三弦箜篌。苏美尔人的箜篌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历史最为久远的，从文字的形象可看出一个弓形(甚至包括共鸣箱)的琴体，三条弦系张于弓形琴颈与共鸣箱之间，属于弓形琴之类。这个象形文字显示在公元前3000年，箜篌已经存在而且能发声，也就是可以演奏。目前学术界认为出土于乌尔第一王朝王室墓葬中有制作非常精美的包金牛首“ 箜篌 ”(7弦)。发现包金牛首箜篌的乌尔第一王朝王陵，位于乌尔城遗址中央西北寺院区东南祭祀殿附近。乌尔城遗址属西亚的苏美尔——阿卡德王朝时代的遗址，位于巴格达西南约300公里处的穆喀耶尔。公元前3000年中期，乌尔开始兴盛，并最终发展成了强大的奴隶制城邦国家。从这些背景材料来看，发现于美索不达美亚的包金牛首“箜篌”应为公元前2500年的文物。
乌尔王朝的里拉，公元前 2500 年，现藏伊拉克国立博物馆
新疆扎滚鲁克一号墓中的箜篌 公元前八世纪
波斯的箜篌
美索不达米亚箜篌传入波斯的最早时期为公元前 3000年左右。竖箜篌在波斯产生并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萨珊王朝之后，竖箜篌仍以旧有的形制流传于两河流域。一个银杯上的雕饰便显示了公元八世纪萨珊皇宫宴会的情景。
横式角形竖箜篌以及各项吹管乐器皆出现在皇宫为君王演奏阵容当中。可见至少在公元8世纪前后，横式角形竖箜篌仍然在西亚一带流传。这时期竖箜篌使用非常多，不仅有独奏，而且还有齐奏形式。从石窟中的雕塑可以看到那时乐队已使用六架竖箜篌，其中弓形箜篌五架，角形箜篌一架。可见萨珊王朝时期竖箜篌使用相当普遍。
箜篌传入西域
目前，中国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已发掘出竖箜篌七件，其中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出土的竖箜篌最早。七件箜篌中，比较完整的有四件，都属于竖箜篌之类的角形箜篌。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两件箜篌是三根弦，而洋海古墓的箜篌是五根弦。洋海古墓的箜篌不会超出扎滚鲁克箜篌年代，应该晚些。它们都是较原始的箜篌。扎滚鲁克箜篌的出土，让我们首次认识了中国新疆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的箜篌实物，洋海箜篌的发现使得大体上能够复原新疆发现的箜篌原貌，特别是弦材料及其音箱的装置方式都能复原出来。音箱上的五个按弦位及琴杆上的五个系弦痕迹，使我们看到最早传入中国的竖箜篌应该是三根弦和五根弦两种，时间是公元前8世纪。
箜篌传入中原
关于竖箜篌传入中国的时间，早在《后汉书·五行志》就有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
竞为之。”明确说明在汉灵帝时，箜篌已传入中
国中原地区并且十分流行。实际上这个记载是有误的。上述考证已经推翻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在敦煌莫高窟第248窟中有一角形竖箜篌(北魏)，是七根弦;第249窟和285窟也有七弦的角形竖箜篌(西魏)。
敦煌莫高窟第 112 窟中的大形竖箜篌(盛唐)
在隋末唐初酒泉西沟墓的画像砖上也有七弦的竖箜篌。
酒泉西沟墓画像砖中的竖箜篌(隋末唐初)
北齐时期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后盛行，可以看到许多文物中有箜篌乐器的身影。陕西省考古所在西安市东郊清理了唐玄宗天宝四年(745)下葬的苏思勖墓，墓中发现了丰富的壁画和石刻，其中墓室东壁有一幅乐舞图，画面生动，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演奏竖箜篌的图像很清楚。河南最典型的竖箜篌是隋开皇15年 (595年)，在安阳张盛墓乐舞俑中的弹奏竖箜篌俑。竖箜篌支柱落地支撑，双手拨弄，虽然看不到琴弦，但形象很逼真，应该是西域竖箜篌传入中原的真实写照。
北齐时代的画像石中竖箜篌 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公元 6 世纪
北魏时期的箜篌主要体现在巩义石窟寺中。巩义石窟寺第4窟伎乐人中有一弹奏竖箜篌的浮雕，与张盛墓乐舞俑中的竖箜篌基本一致。
巩义石窟寺第1窟南壁东部有伎乐人中的箜篌演奏，上面是皇妃们的供养人图，下图是一组伎乐人演奏，左边第二人演奏的是箜篌。巩义石窟寺第3窟东壁有伎乐人。上面是一组佛龛，下方左边为箜篌演奏者。
龙门万佛洞伎乐人中的箜篌者佩戴璎珞，右手持琴，左手拨弹箜篌，是初唐时期的作品。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卫辉尊胜陀罗尼经潼乐伎中有一弹奏竖箜篌的浮雕，但是小型的竖箜篌，一手扶琴，一手拨弄。
隋唐时期安阳泉灵寺西塔北壁右侧有一弹奏竖箜篌的浮雕,其体积较大,与唐莫高窟壁画中的大箜篌一样。在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郑州开元寺散乐石棺中一弹奏竖箜篌的浮雕。
箜篌传入朝鲜
南北朝时，高句丽、新罗的乐舞已传入中原地区。北魏平冯跋后也曾传入高句丽、百济乐舞。北周时，高句丽、百济又前来中原献乐舞。据《三国史记·乐志》记载，高句丽已从中国吸收了许多乐器，在高丽乐十九种乐器中有八种来自西域，其中就有竖箜篌。
箜篌传入日本
在日本《西大寺资财流水帐》中也提到唐传的乐器。西大寺是在奈良西部建筑的与东大寺相对的寺院，藏有许多珍宝。
其中就有两件箜篌，均是二十三弦的大型竖箜篌。正仓院保存着有螺钿槽和漆槽的两个箜篌残品。都是大型的乐器，重要部分与一部分弦都还存在。
日本正仓院复原竖箜篌演奏
二、横笛
横笛在北朝时期使用比较多，但是到唐代却衰落了。过去音乐学界对横笛的渊源一直搞不清楚。丝绸之路为我们解开横笛来路之谜。
印度的横笛
笔者认为横笛的发源地是在印度。印度的吠陀时代，人民就喜爱音乐，因此附属于《娑摩吠陀》的有《干闼婆吠陀》，汉译佛典中的干闼婆神(Gandharva)，也就是音乐神。当时的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Vana)、太鼓(Dundub.bi)、尾那(yina)等乐器。到佛教产生之后，乐器的种类，就更多了。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所记“箫、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等，俱见于印度石窟壁画与雕刻中。我们从一些图象上能发现古印度的气鸣乐器，其中只有少量竖笛，但横笛却很多。根据《乐舞论》的记述，最重要的气鸣乐器是一种竹制横笛瓦姆沙 (vamsa)。它也 被称作维努(venu)，意为竹管。在吠陀文献中，被列入吹奏乐器的名称中。
我们发现有横笛雕刻的最早图像在第二期过渡时期，约在公元100年或更早时间。此期作品是更换古风时期镶嵌阿马拉瓦蒂大塔覆钵的石板的浮雕，人物造型开始变得活泼柔软，不再像古风时期那样呆板僵硬。在此期甚至后期的阿马拉瓦蒂浮雕中，有时以传统的象征手法表现佛陀，有时又以写实的人形刻画佛陀。同时采用象征与写实两种表现方式，大概说明当时南印度保守的小乘教派与革新的大乘教派处于并存、交错或混杂的状态。其横笛雕刻比较粗糙，演奏手势也不太清楚。
马拉蒂石雕中的吹奏笛，公元一世纪
成熟时期约在150年至200年间。此期雕刻以阿马拉瓦蒂大塔的围栏浮雕为主，因此亦称围栏时期，遗存的浮雕数量最多，水平最高。所雕刻的乐舞图中独舞者是在腰鼓和横笛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比巴尔胡特、桑奇的莲花纹样更为精美。围栏外侧的浮雕题材主要是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以佛传故事居多，兼有象征与写实两种表现方式。故事往往采用圆形浮雕刻画，人物占据画面的中心。此期浮雕的人物造型尤其是女性裸体修长、纤细而丰满、肌肉柔韧、姿态灵活，或坐、或立、或卧、或弯曲、或舞蹈、或飞翔，富有弹性与优美的韵律。图中横笛与五弦琵琶和奏，似乎正在为裸体修长的舞者伴奏。此图中横笛雕刻得比较准确。
笈多时代是印度佛教艺术的鼎盛时期。神庙中的雕刻基本上是半裸，演奏横笛者正与其他乐器演奏者为舞者伴奏。印度的横笛(bansuri，印地文)源自梵文，是指一种有六个指孔和一个吹孔的印度次大陆乐器。出现在佛教绘画中是公元 100年左右。印度横笛(bansuri)被尊称为一种神圣乐器。北印度的横笛(bansuri)，长度一般约14英寸，传统上被用来作为音乐伴奏。现在也已经是印度斯坦古典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
印度奥朗迦巴德神庙中的乐舞雕刻，公元 5 世纪
南亚印度的横笛随着佛教的东渐而传入西域，首先传入和阗地区，之后在西域广为流传。
按晋代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张骞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为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第二次为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 年)。当时西域民间应该已经有横笛，不然张骞何能将横笛“传其法于西京”。
西域的横笛
我们来看西域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中的乐器图像。现存新疆克孜尔第38窟为龟兹石窟中典型的中心柱式洞窟，该窟绘画精美，内容丰富，券顶菱格构图内，交叉绘有本生故事与因缘故事图，颇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室两壁上的“天宫伎乐”。该窟两壁的壁画由“说法图”和“天宫伎乐图”共同构成。天宫伎乐图位于说法图上方，每壁7组14 人，两壁合计14组28人。佛右壁第一组天宫伎乐图中，男伎戴二珠冠，耳饰大耳环，手执一弹拨乐器，其形制很特殊，琴身很短，琴杆在上部。女伎头戴花髻，上身裸露，丰乳突显，双手执横笛吹奏，中指与无名指按音孔，食指跷起，横笛长约30厘米。
新疆和阗约特干遗址出土有一陶片 ，系1900年英国斯坦因从和田约特干古城挖掘携走的，刊布于斯坦因的《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详细报告》中。该残陶片高12.0、宽 13.5 厘米。两龛楣间有柱头连接。下部为一条栏循。龛中间有两位半身伎乐，一在击打铜钹，一在吹横笛。乐器形态较为粗拙。内容似为天宫伎乐，可能为寺院某处的装饰品。
新疆和阗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吹笛陶片 公元 4 世纪
新疆克孜尔第76窟为一方形洞窟，从绘画风格、题材内容分析均属早期洞窟。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考察该窟，并将壁画大部剥去，同时命名该窟为“孔雀窟”。在76窟穹窿顶与四壁连接处的下披及四壁上部，绘有连续的天宫伎乐图。天宫伎乐以佛或弥勒菩萨为中心，伎乐两侧排开，伎乐形象比较丰富，这是一幅展开图。天宫上部为仿椽屋檐，下部为凹凸型栏台，佛两侧各排列6身伎乐天人。伎乐中有一位吹笛的伎乐天人立于栏循内，头挽两个大发髻，头后垂下的长条帛带裹身一周，在胯部右侧打结，身穿胸衣，服饰十分别致。她手持横笛，回眸顾盼，是一副边吹奏边舞蹈的婀娜姿态。
新疆克孜尔第193窟为克孜尔石窟谷东区东端的洞窟，与192、194窟组合成一个单元，似为一处石窟寺院。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考察该窟并命名为“龙王窟”。该窟主室券顶左侧壁绘因缘故事。位于佛左侧有一身吹笛天人。天人头戴宝冠，赤裸上身，着绿色裙裤。交脚而坐，回首望佛，双手持一支横笛，正欲吹奏。笛长约 20厘米。
柏孜克里克第33窟与31窟为先后开凿的洞窟，壁画内容相同。年代约为公元9世纪。本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考察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部分壁画，这是其中的一幅。该图发表于1915年《西域考古图谱》。图左上方为吹笛者，其头盘花发，两臂佩臂钏，双手执横笛吹奏，左手拇指托笛，食、中、无名指按孔，小指翘起。右手拇指托笛，中、无名指按孔。绘制得十分逼真。
新疆柏孜克里克第 33 窟中的吹笛壁画，公元 9 世纪
横笛传入中原
横笛传入中原的时间目前尚没有文献可考，但在北凉时期敦煌第275窟的壁画里见横笛的描绘。在该窟北壁下方绘一供养人行列，均头戴圆形高披帽帻，着交领窄袖长衫，腰束带，下穿裤、乌靴，鱼贯并列，虔诚向佛而立。每身均双手执乐器吹奏，依次为两大角、两排箫、两竖笛、两横笛。前后8身供养人，组成一吹管乐队。
北凉时期敦煌 275 窟中的横笛
在西魏时期的第285 窟天宫伎乐图中也有横笛的描绘。该窟四壁上方所绘天宫伎乐，均各踞于并排彩绘的宫门栏墙券顶龛中，高髻宝冠，上身袒，下着裙，披巾穿肘飞扬。南壁上层人字披下方绘天宫伎乐19身，演奏乐器有排箫、阮咸琵琶、箜篌、横笛等。北壁上层人字披下方绘天宫伎乐工8身，演奏乐器有横笛、腰鼓、竖笛、琵琶等;东壁上方天宫伎乐14身，演奏乐器有横笛、阮、檐鼓等。
隋代时期的第390窟飞天伎乐图中我们也看到横笛。在该窟藻井正中，绘一盛开的圆莲，圆莲四周对称各绘一朵小莲花，藻井四角各绘一莲花化生童子，均坐于莲朵之上。外围四坡垂幔下，绘伎乐飞天工6身，鱼贯而列，自由翱翔于瑞云花雨的碧空之中。乐伎的长巾飘逸舒展，大有满壁风动之感。画面上众乐伎或翩翩起舞，或乘兴演奏。所持乐器计有箜篌、古筝、海螺、腰鼓、排箫、筚篥、直项琵琶、曲项琵琶、笙、横笛等，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隋代民间乐队的规模和气势。
唐贞观十六年第220窟乐舞图中也可以看到横笛。画面下方宽广华丽的台阶下有一平台，平台上有舞伎4人，扬臂挥巾，翩翩起舞，大有“虹晕轻巾掣流电”，“左右旋转不知疲”之意境。大型乐队分列于平台两侧，排列整齐，踞毯而坐为舞蹈伴奏。燃灯女点燃灯树，满壁金辉，鼓乐齐鸣，群情鼎沸，辉煌壮丽的天国欢乐景象油然而生。西侧乐工15身，演奏乐器计有羯鼓、都昙鼓、横笛、鼗鼓、答腊鼓、锣、贝、拍板、竖箜篌钹、笙、筚篥、竖笛等。甘肃酒泉画像砖中也有横笛的描绘，左边为长笛，右边为横笛演奏。《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所作。画中有五位家伎坐成一排，共三支筚篥，两支横笛，正作“清吹”的演奏。演奏横笛的是两位女性艺术家。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横笛演奏
初唐时期敦煌 220 窟中的横笛
五代时期的王建墓中出土有许多文物，其中有吹横笛的乐伎，位于王建墓东座第四块。乐人眼帘下垂，嘴边凹进，双手握笛，手指按孔，似处于吹奏之中。
龙门石窟中巩义石窟寺第1窟南壁东面有一组伎乐人画面：上图是皇后为前列的女供养人，下图是一组伎乐人，有箜篌、横笛、筚篥、排箫等乐人在演奏。横笛演奏者用左手执笛吹奏，与传统右手执笛有所不同。
巩义石窟寺第1窟西壁上也有一 横笛演奏，与上图演奏姿势相反，正是传统的演奏姿势。与此相同的是龙门交脚弥勒龛佛背光伎乐飞天中的横笛演奏姿势。
巩义石窟寺第3窟东壁的横笛演奏姿势与第4窟西壁上的横笛演奏者，与第1窟南壁中的姿势形同。这是很独特的演奏姿势,或者是绘画中的需要，亦或是左撇子演奏者。
此外，还有龙门八作司佛坛中的横笛，龙门交脚弥勒菩萨龛佛背光伎乐飞天中的横笛。以上横笛的描绘都是在北魏至初唐时期。
横笛传入朝鲜
横笛传入朝鲜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四世纪。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与“高句骊”并用;北魏正始时期(504—508)又以“高丽”称呼“高句丽”，后世沿用，因此高句丽时期传入中国的伎乐通称“高丽乐”。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
这些乐器中横笛是从中国中原地区流传过去的 。在《北史》中 ，有高丽、百济、新罗诸列传。对高丽的记述有些是过去的正史中所未见的，如：“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浊水上”。在朝鲜文献《三国史记》中也同样有这种记载。
横笛传入日本
日本的横笛是从朝鲜传入的，根据《日本书记》的记载，是在453年。当时新罗派去80名乐人参加允恭天皇的丧仪，他们边哭泣、边奏乐歌舞。以后又有百济乐(554年)、高丽乐的传入。
横笛的演变
应该指出的是，现在新疆维吾尔族演奏的横笛是把膜孔用胶布粘贴，古代西域的横笛应该没有膜孔，由此推想古代印度横笛也是如此。横笛传入中原后逐渐增加了膜孔，而时间大概在清代时期。因为明代文献《三才图会》中的笛子还没有膜孔。到了清代，膜孔的记载就跃然而现了。光绪三十四年完稿的《辞源》“笛”目中说：“笛，竹制，左一孔为吹口，次孔加竹膜，右六孔皆上出，又谓之横吹”。《清史稿·乐志)中也有膜孔的记述。看来，笛子到了清代已经发展定型了。
通过上述两个乐器的研究，说明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交流非常频繁。除此外，还有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三弦、阮咸、筚篥、唢呐、长笛、羯鼓、鸡娄鼓、毛员鼓、答腊鼓、细腰鼓、大鼓、铜钹与胡琴、弓弦乐器等，都是经丝绸之路由西亚、中亚、南亚、西域、敦煌、龙门等路线传播的。当然中原的排箫、筝、笙、埙等乐器也是自东向西传播到敦煌、西域。特别是排箫则传到欧洲、非洲、大洋州、北美等国家。汉唐中国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逐渐将这些乐器不断地改良，成为汉民族的传统乐器，而这些乐器的发源地却逐渐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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