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隋唐洛阳城里坊最新考古勘探与发掘成果，结合出土墓葬(志)材料与传统文献，推定唐代圣善寺作为神龙政变之后营建的政治景观，只存在于洛阳一处。圣善寺是舍宅为寺或改原有寺庙形成，其所在区域的建筑规模与体量，不能满足功能需求，故唐中宗建报慈阁，安置佛像;后又基于隋唐洛阳城原有的里坊规划，以50余步为准扩建僧房。营建后的圣善寺成为洛阳东南部一信仰中心与公共空间，圣善寺的营建导致章善坊内用地性质的改变，最直接的结果是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居住人物墓志数量的锐减。

从汉初萧何借“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为由[1]，营建未央宫;到隋文帝以“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于龙首原营建大兴城[2]。中国古代都城及附属的大型官式建筑，因其整体规模恢弘或单体建筑巨大，在古代城市天际线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作为特有的政治景观，构筑起了城市的视觉中心，围绕建筑而产生的奠基、营建、改造、仪式、毁弃、文化、交游等行为，亦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重要风向标，社会变革的观测点[3]。以下将要讨论的唐洛阳圣善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圣善寺的综合研究和相关学术史梳理，以陈金华《圣善寺考论》一文最为详细完备[4]。赵振华以洛阳出土的两方比丘尼墓志为出发点，对唐代东都圣善寺的名称由来、建设、三次焚毁与重修，圣善寺僧侣与禅宗系统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5]。目前学界讨论重点之一在于唐代长安、洛阳是否均有圣善寺，其中东都洛阳置圣善寺，学者均无疑义;长安有无圣善寺，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史红帅、林梅村等学者认为唐长安城中建有一圣善寺[6]。

下文拟从城市考古的角度出发，结合传统文献、洛阳城里坊考古资料、出土墓葬(志)等材料，从营建时间、改建扩建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进而论证圣善寺只可能存在于洛阳一处。

一、圣善寺的营建时间

圣善寺的沿革，以《唐会要》所载较为详细：

圣善寺 章善坊，神龙元年二月，立为中兴。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寺内报慈阁，中宗为武后所立。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制，东都所造圣善寺，更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7]。

《唐会要》卷四八，先列长安，后列洛阳的寺庙;寺院的记载，大致是以营建时代先后为序。神龙元年二月丙子，唐中宗下诏于“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8]。该年二月丙子，是二月的第26天。同年同月，即在洛阳章善坊设立中兴寺(即后来的圣善寺)。从时间上看，圣善寺是舍宅为寺或其他寺院改名。

神龙元年二月在洛阳所立的中兴寺，除章善坊外，尚有宁仁坊(即宁人坊)的众香寺[9]。两处中兴寺所处位置值得深思。宁人坊东侧即定鼎门大街，其西南紧邻定鼎门。定鼎门是两京之间大驿道进出洛阳的最重要城门，由定鼎门进入洛阳城内，其东侧的明教坊立有龙兴观。在洛阳最重要的外郭城南门附近设置龙兴观、龙兴寺，其向天下昭示李唐复兴的意图不言而喻;圣善寺所在的章善坊，是胡人聚集之地，坊北侧即建春门大街，西北紧邻南市，建春门是洛阳与东部地区联系、进出的重要门址。两处中兴寺所在位置重要，人员流动性大，更能使中兴的信息，更快、更广地传播。

二、圣善寺的改、扩建

圣善寺在中宗时期多次改、扩建，当与神龙之前该寺所在的区域建筑规模与体量，不能满足政治与安置佛像的需求有关。中宗时期大的扩建有两次，一次是建报慈阁、安置大佛，一次是广僧房：

1、建报慈阁，安置天堂大像

神龙初年，唐中宗改建圣善寺，指的是营建报慈阁，是安放原应置于宫城天堂内的佛像，即“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斫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10]。天堂遗址，业已发掘，台基由夯土筑成，略呈方形，南北宽77.7米，东西宽69.15米，方形台基上的五重承重基础也应了其高五层的记载[11]。天堂在方形台基上设置五重建筑承重基础，与其作为“以安佛像”的礼佛堂建筑形制有关，即“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12];“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13]。天堂所置的佛像，规模甚大，见于记载，“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14]。预在天堂安置的大像，是一夹紵佛像。夹紵工艺所制器物大而轻便，所制佛像具有比泥塑坚固，比铜铸轻便的优点[15]。

预在天堂安置的大像，因天堂被焚，何处安置大像成为一个问题。神龙政变之后，唐中宗“乃斫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圣善寺阁，即在寺内新建报慈阁。安置在圣善寺阁的佛像采用夹紵工艺，相对方便移动，故可从天堂位置，迁至洛河以南的章善坊。神龙初年，报慈阁营建完成，许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16]。这点也得到2004年洛阳偃师首阳山南麓出土的《许景先墓志》的佐证，“属中宗立圣善寺报慈阁，公遂制《报慈阁赋》”[17]。由许氏墓志可知报慈阁，即是大像阁。出土的安乐公主府录事参军事李寂墓志言及“于时造圣善寺，起报慈阁，君遂率工作制，相召呈林。未尽中人之产，便穷大匠之斫”[18]，亦可证明神龙初年，营建的是报慈阁。神龙二年(706)二月丙申，“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以赏造圣善寺功也”[19]，具体指的是因建成圣善寺报慈阁，会范(亦称惠范、慧范、惠梵，婆罗门僧，译名不一)补正议大夫封上庸郡公，后加银青光禄大夫，充圣善寺主[20]。因神龙元年至二年正月，唐中宗一直待在洛阳，直到神龙二年正月中宗才护送武则天灵驾回到长安，故会范等人营建的圣善寺与报慈阁只能在东都洛阳。

从报慈阁建成，到大佛像妥善安置于报慈阁，依正常的施工程序，中间尚需一定时日。故《资治通鉴》中常被学者引用，证明唐代长安亦设置圣善寺的一段记载，当重新加以考虑。《资治通鉴》载：(景龙元年707年九月)银靑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21]。当神龙二年二月，圣善寺报慈阁建成之后，在报慈阁内安置佛像当成为慧范(即会范)等人的主要任务，报慈阁建成一年多之后，安置佛像的工作业已完成，故上述引文中“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指的是在圣善寺报慈阁内安置佛像之事，引文中的“东都作圣善寺”一句中的“作”字疑是衍字，即该句当作“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如此符合正常的施工程序。

唐中宗虽然斫像令短，但从时人和后人的相关文字来看，报慈阁和佛像高度不低。郑广文(即郑虔)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22]。从郑虔本人的传记[23]，结合圣善寺报慈阁毁于762年回纥兵火来看，此文作于唐玄宗时期。安置大佛的圣善寺阁规模恢弘，其防雷防火是重要问题，即李肇《国史补》中言及“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24]。

2、增建僧房

景龙三年(709)正月丁卯，中宗制广东都圣善寺，建造僧房，居民失业者数十家[25]。即该月二十八日“制东都所造圣善寺，更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老幼称冤者甚众”[26]。此次增建僧房，开拓五十余步(唐代尺度约合75米)是基于隋唐洛阳城已有的里坊规划，故严重扰动坊内百姓的生活。

隋唐洛阳城温柔坊与恭安坊的考古钻探资料可知，里坊是十字街将其等分四个区域，又有等距离的横街将四分之一区域等分为三部分的空间结构。坊内十字街和横街把里坊南北等分为六份，每份南北宽约75米，折合唐代50步。里坊东西也可分为6份75米，即6个50步，即每个里坊都可呈现出以50步为模块等分为36份的理想型布局模式(图一)[27]。中宗于709年制广圣善寺以50余步为标准，是基于隋唐洛阳城原有的里坊规划。

图一 温柔坊钻探示意图与宅院分布推想图

(底图依据石自社《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空间试析》，图六、图一二)

当圣善寺尤其是报慈阁的营建工程由太平公主心腹主持完成后，于寺内立碑，中宗亲制碑文[28]，睿宗书之[29]。作为神龙至开元之前，最具权势的三位人物，都与圣善寺产生联系。圣善寺作为政治景观，向天下士人传达李唐复兴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洛阳)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30]。时人明了圣善寺所蕴含的政治含义，故将谯王之死与该寺联系起来。

3、圣善寺的营建与章善坊居民

中宗对圣善寺的营建，对坊内普通人的生活与宅邸造成一定影响，直接表现是玄宗时期涉及章善坊内人物宅邸墓志的急剧减少。隋唐时期章善坊内居住人物有姚太与夫人袁氏(614)，康武通(649)，韩才、韩节(651-673)，颜瑰(652)，刘裕(653)，成文义(656)、张肃(656)，段金(659)、徐氏路夫人(659)，颜某(660)，桓万基(662)，张懿(663)，焦宝与夫人穆氏(664)、李远夫人叶氏(664)，兰德(669)，康敬本(670)、乐达与夫人吴氏(670)，封玄朗(671)、韩昱(671)，王师(672)，董仁(673)，曹夫人何氏(674)，罗甑生与夫人康氏(677)，李慎(681)，韩德信与夫人程氏(682)，李威与夫人施氏(688)，杨行褒、杨承胤(695-707)，马君妻石二娘(696)，韩仁惠与夫人皇甫氏(697)，杜宝夫人王氏(715)，柳儒宅(731)，郭孝忠(746)，赵庄(749)，孙视(762)，李胤(849)等[31]。

章善坊内居住人物的墓志出土，虽有其偶然因素，但出土墓志整体情况亦可反映隋唐社会与洛阳城的变化情况。隋至唐太宗年间墓葬出土较少，这与隋末洛阳城及周边的动乱有关。高宗时期至武周时期墓志增多，与初唐的恢复、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时期洛阳地位逐渐抬升有关。神龙政变之后，章善坊内居住人物的墓志急剧减少，盛唐之后墓志减少或能用安史之乱的爆发加以解释，那神龙政变至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章善坊内居住人物的减少，当从坊内圣善寺报慈阁、僧房等寺院用地的扩大，导致普通居民住宅用地的减少相关。同时居住于章善坊内的人物多为中下层官吏，唐初未见在坊内设置王府宅邸或高级官员宅邸，亦未见有名寺院，故无论是旧的寺院改名或者舍宅为寺，其建筑规模和体量都无法满足神龙政变后，中宗安置大像，树立中兴“纪念碑”的要求，所以才导致中宗对圣善寺的多次营建。

三、圣善寺：信仰的“距离”

圣善寺同中古时期的其他道观、寺院一样，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各个建筑群之间可能由廊房、隔墙、院门围合成多组院落，如钵塔院[32]、华严院等[33]。圣善寺虽有三次焚毁[34]，但每次毁于战火者，属于圣善寺的部分建筑。

圣善寺作为大众的信仰空间[35]，信众与寺院僧人的交往，不仅体现在生前的信仰与交游，也体现在彼此身后的世界，如墓志铭的撰写。白居易不仅供奉圣善寺内的银佛，更是写其文集送江州东林寺、西林寺，洛阳城的香山寺、圣善寺[36]。白居易与圣善寺僧众的交游，还见于804年为圣善寺法凝所撰八渐偈[37]，825年为圣善寺如信大师所写功德幢记[38]。仁风坊韩氏刘夫人，曾诣圣善寺大师弘正受戒[39]。道化坊王谅夫人李氏，诣澄沼禅师问道[40]。归义坊穆公夫人裴氏，学道于圣善寺法疑大师[41]。康俗坊豆卢府君夫人魏氏，求学于圣善寺大䛒禅师[42]。惠和坊郑府君夫人李氏，晚年求学于圣善寺道懋大师[43]。

圣善寺僧亦通过为洛阳民众撰写墓志铭的方式，为信众或普通民众的身后世界提供慰藉。永泰坊张铣与夫人樊氏的墓志铭文由圣善寺沙门至咸撰写[44]。沙门文皎为毓财坊何凑夫人边氏撰述并书写墓志铭[45];后又为嘉善坊何澄妻庐江郡夫人撰述墓志[46]。沙门齐诸为通利坊向信妻宋氏撰述墓志[47]。沙门文简为修善坊花献与夫人安氏撰述墓志[48]。僧义辩等为怀仁坊敬爱寺大证禅师立碑[49]。

将上述所涉人物标注于隋唐洛阳城图上，可知圣善寺在洛阳城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城内东南部(图二)，大致呈现距离优先的趋势，即以该寺为原点，直线距离1.5千米为半径，符合人们一般步行所期望的时间。

图二 与圣善寺关联寺观、人物宅邸分布示意图

(底图依据石自社《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空间试析》，图二)

四、结论

中国古代都城，最重要的功能是王朝的政治中心，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亦不例外。从隋文帝以大兴城(即后来的唐长安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50]，形成皇帝居于正北中央的宫城，诸王立宅南城，成群星托月之势[51]，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52]。隋唐两京内重要建筑的设置，往往基于政治的需求。神龙政变之后，唐廷在宁人坊、章善坊设立中兴寺，在明教坊设立龙兴观，靠近洛阳重要的郭城南门、东门、南市的位置，能够更快、更广地向天下昭示李唐复兴的信息。章善坊的中兴寺，后改名圣善寺。因神龙之前圣善寺所在的区域建筑规模体量较小，功能不能满足需求，故中宗时期两次扩建。神龙元年至二年，慧范等人的工作主要是建圣善寺报慈阁，神龙二年至景龙元年，主要是于报慈阁内安置夹紵大像，此为第一次营建活动。第二次改建是景龙三年扩建僧房，此次扩建基于隋唐东都洛阳城原有的里坊规划，故以50余步为标准。因圣善寺的营建活动，使得章善坊内寺院用地的扩大，普通居民住宅用地减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开元天宝时期，章善坊内居住人物的墓志出土急剧减少。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政治景观的圣善寺，逐渐兼具洛阳城内民众的文化场所、信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