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伊始，疫情大作。闭门不出，读书校勘。读《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其中一段记载，讲北宋名臣富弼主持地方行政时救灾防疫的做法，似可为对应时艰国难提供一些启示。《富弼传》的记载如下：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这段记载讲的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以北发生严重水灾，灾民流离失所，时任知青州的富弼动员青州的百姓出粮，并开官仓，进行救灾。富弼筹划征集到公家与私人住所达十万余所，用来安置来到青州的灾民。

富弼不仅动员普通百姓，把当地退休和等待任职的官员也动员起来，给予一定的报酬，让他们参与救灾，并许诺日后为他们请赏。这些退休和待职的官僚是地方上的有势力者，南宋乃至明清社会的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也是这一类人。富弼很重视发挥地方上这些人的能量，时常好酒好饭地犒劳。

此外，原本属于国有的“山林陂泽之利”，在非常时期，也开放给流民，让他们藉以为生。对死者集中埋葬。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瘟疫的发生。

富弼的这些做法，让50余万灾民活了下来。

那么，富弼的做法与以前的救灾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引述也有介绍，说以前都是让灾民集中住在城区，施以粥食。由于集中居住，很容易流行传染病，造成二次灾害。并且施粥不济，以及其他原因，又造成很多人死亡。所以记载说这样的做法是“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在疫病大面积流行，感染隔离者甚众的当下看来，富弼的做法最有启示意义的有几点。

第一是“散处其人”。“散处其人”并不是无组织地放任居处，而是筹划征集了大量空闲住所来提供居住，进行有序的隔离。何时何地，相信总有一些空闲住所可资利用，如酒店、学校之类。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隔离和救助。

第二是从人力到物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古代的乡绅阶层，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重要一环。缺失了这一环，社会便缺少调节的弹性，重大变故发生，仅依赖国家的行政力量或民众无组织的自发救助，都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富弼救灾的成功，也是在于把这样的重要社会力量动员了起来。有时候，救灾的方法不当，反而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就像上述记载所说“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第三，非常时期变通施政，在一定程度开放官禁，来鼓励民众自救。弥灾，社会才能安定。

第四，及时做出各种措施，避免瘟疫流行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除了恶意为之，处置不当，也会造成人祸。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金史》就记载，在金朝灭亡的前两年，即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这次大疫，《金史》在另一处记载，说是“死者百余万”。大疫带来的大量死亡，尽管有饥馑和元兵围城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处置不当造成的。这从《金史》记载疫后一个月“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的乱象便可看出。尽管人类面对灾害、疾病，有时会在技术层面上显得无力，但妥善而及时的行政干预和引导，无疑会使受害的范围和程度得到一定的控制与缩小。

水灾过后，据《宋史·仁宗纪》的记载，河北的确发生了瘟疫，皇帝还“遣使颁药”。但相信富弼的管辖地域没有出现疫情，所以富弼的做法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还给富弼晋升了官阶。不过，富弼拒绝了晋升，说这是我作为地方官应尽的义务。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富弼身上又显现了光芒。富弼的改革同道范仲淹说过“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样一句不大为人注目的话。因私不犯罪，因公要担责。富弼的创例救灾，也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唐太宗经常用“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古语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朕即国家”，古代的君主是一个王朝的代表。国家与百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君主制下，民亦是臣民。处理君与臣的关系，先秦时代的孟子就曾告诫过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如土芥般存在的臣或民，古代的思想家视之为天。古老的《尚书》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也传述着古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古代的民本思想，多是政治角度的讲述。为何一定要爱民?因为除了政治的认识，作为弱小的个体之民，面对天灾人祸，最缺乏抵御保护能力。范仲淹就曾在诗中慨叹：“福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对于纳粮纳税的百姓，国家负有保护的义务。爱民亦即爱国，刻民则是祸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富弼的救灾防疫，践行的就是这些道理。因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如《汉书》所记，悦民意方能顺天心。民心即天心。为民即是为国，民安方能国泰。民是前提，位置不能颠倒。

富弼的做法由于简便周到，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此后“天下传以为式”，成为一种成功的救灾范式被后来各地所沿用。不仅宋代，甚至在明清时代的救灾书籍中，也常常引述上面《宋史·富弼传》这段记载。

历史是面镜子，不仅资治需要通鉴，救灾纾难，历史也能提供启示，把握人类走向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