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技术大发展的时期，鎏金、错金器物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错金银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普遍，与这一时期钢铁的出现和使用有着密切关系;青铜器鎏金工艺于战国时期萌芽，汉代得到充分发展[1]。长期以来，鎏金、错金都是作为不同工艺的术语，但对其工艺的认识和一些器物定名却将二者经常混淆。

一直以来对传统鎏金工艺认识[2]如下：首先需要将金和水银按照一定比例配置成合金膏泥。其操作步骤大致如下：抹金(涂抹金汞合金膏泥)、开金(驱汞、烘烤变色)、清洗、找色、压亮(压光)。鎏金过程往往需要多次重复才能达到鎏金层致密，颜色均匀的效果，而汞的有无是区分鎏金与其它表面呈金的主要依据。

错金银作为青铜器装饰技法的一种，与青铜器上镶嵌松石和金银平脱有相似之处，也有称之为错金银镶嵌的[3]，但镶嵌松石无需磨错平整、金银平脱离不开髹漆与金属镶嵌的结合。学界对错金工艺的操作方法有不同声音。第一种方法，以史树青先生为代表，提出的镂金装饰法[4]，包含了铸器、錾槽、镶嵌、磨错一系列步骤。近些年不少学者提出错金的第二种方法即金涂法[5]，金涂法需要制备金汞齐，涂抹金泥，进行金烤。甚至有学者对第一种方法提出质疑[6]，认为“金错”应当是用“金涂”的方法将金泥鎏到沟槽内的。

文献中“金涂谓之错”的说法，似乎也强化了上述第二种认识。但这种方法究竟存在与否，且其与鎏金的关系都值得商榷。本文试从错金银器物观察分析以及文献、金属器铭文多角度对错金、鎏金工艺重新思考。

一、错金银器物分析观察

困惑：如果“金涂”作为错金的第二种方法，则包含了在平面上和往凹槽里涂抹汞齐两种方法。在平面涂抹汞齐再烤金的操作，和鎏金操作无异，仅是局部鎏金与通体鎏金的差别。而往凹槽里涂抹汞齐的方法是否存在?本文试从一些分析过的错金银器物中寻求答案。

笔者对河南民权牛牧岗遗址出土的战国错金银带钩[7]进行过分析。此带钩通体似蝉，首部略残呈鸭首形，背面有一圆钮。(图1)金以点状呈现，银有片、丝和点状多种形式。对脱落银片进行多处面扫和能谱分析，均未检测到汞，检测到的金属元素主要有银、碳。银片表面有打磨痕迹。对器身观察，可以看到银片有脱落、断口、起翘等迹象，而且在银片边缘发现有裁切痕迹;剥落处有绿色铜锈;鱼子纹大小的金粒、银粒排列细密且局部存在脱落。

▲ 图1 带钩实物图片

无论剥落的银片还是剥落的金粒均能观察到有凹槽和凹坑，(图2)表明此青铜带钩上无论银片、银丝还是金、银点均为嵌错。推测金、银点的嵌错可能是借助工具圆錾对放置于铜器上的金箔、银箔往下錾刻，在錾刻出凹坑的同时，将鱼子纹大小的金、银(点)从箔片上卡下来顺势填入凹坑。图2箭头处还能看出银片下面浅凹槽边缘有较深的线槽，推测线槽是为了将银片边缘嵌入，起到更好的固定银片作用。有学者对佛利尔美术馆战国错金铁带钩[8]、陕西咸阳秦代错银铜带钩[9]的检测分析中也观察到类似槽体，(图3)说明这可能是战国时期错金银工艺中为使金银片与槽体贴合牢靠的一种常见方法。传统多认为错金银中凹槽为防内嵌物的脱离，应为上口小下口大的设计，现在看来，凹槽的设计应该存在多种可能性。与金银片相比，填嵌金银丝的凹槽处理相对简单。太原赵卿墓错金带钩与错金银虎饰[10]的金丝脱落位置可见凹槽形状。(图4)

▲ 图2 带钩细部图片(左为银片脱落处，右为金粒脱落处)

▲ 图3 镶嵌金银片示意图

▲ 图4 赵卿墓错金银虎饰中金丝脱落处

文物的珍贵性与无损分析的要求，使得能够分析的错金银器极为有限，故而对一些错金银器物进行细部观察也不失为了解其工艺的一个方法。如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战国错金银簋、(图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错金银剑、(图6)日本美秀美术馆藏错金银神兽器足、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错金银青铜神兽案足等，均能看出金银纹饰剥落处存在明显的凹槽，局部起翘剥落也证实它们是金银丝、片填嵌的。这些器物中金银片、丝的凹槽的加工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均为嵌错工艺。槽是为了嵌，嵌后离不开错。故而其工艺用嵌错的表述或许更为直接、准确。

▲ 图5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战国错金银簋

▲ 图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错金银剑

持有金涂法观点的部分原因是认为金银丝填嵌不能严丝合缝，易出现凹坑，纹饰欠丰满，会有断口等，而金涂法可以避免这些。但从分析观察到的错金银器物来看，都是往凹槽里填嵌金银的，尚没有明确实物证实是往凹槽里涂抹汞齐的。后者是否存在值得商榷：第一，涂抹金泥在器表直接可以操作，无需多此一举来錾刻凹槽。第二，抹金后需要开金，即加热驱汞，汞挥发越完全，留下的颜色才越金黄，这跟受热温度、次数都有关系。往槽里填金泥(汞齐)无疑人为增加开金的难度，工作量和繁琐度增加。第三，古代工匠通过后期磨砺可以消除上述嵌金银丝中出现的填不满、有断口等不足，而金涂这种方法应是在对传统嵌错金银器进行修复时的权宜手段。

二、“错”与“金涂”的辨析

认为错金工艺用的是金涂方法的另一原因来自对汉代文献“错，谓之金涂也”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文献和铭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

2.1 文献中的“错”

“错”的最早出处见于《诗经·小雅·鹤鸣》[11]，原文如下：“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是磨玉动作，错则为磨玉的石质工具，泛指在金属器物上用工具打磨的方式和方法。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错，金涂也，从金昔声”[12]。“错，金涂也”成为后人最经常引用于对“错”进行注解的文字，后代注释也多从此演绎。清《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是引《集韵》的“金涂谓之错”。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错”注解为“金涂也。涂俗作塗。又或作?。謂以金措其上也。或借爲措字。措者，置也。或借爲摩厝字。厝者，厲石也。或借爲逪字。東西曰。邪行曰逪也。从金。㫺聲。”

“昔”是“措”的省略，“措”本为安置、安放之意。“错”通“措”，金措其上，意味将金置于需要安置的位置。汉代《西京杂记》卷一中记载飞燕昭仪赠遗之侈出现“金错绣裆”，《后汉书·舆服志》将漆器上做金银图形的，叫“金漆错”。似乎在器物上营造出金的纹饰的，就可以叫“金错”。换言之，“错”表述的是实施后的效果而非具体施作方法。

汉代文献中提到“金错”的多为“金错刀”。《汉书识货志》谓：“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王莽时期将“一刀平五千”的刀币称之为金错刀。除了金错刀币，还有金错兵器刀，《东观汉记·邓遵传》[13]载，安帝时，“邓遵破诸弟，诏赐邓遵金刚鲜卑绲带一具，虎头辇囊一，金错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环横刀、金错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钩一”。谢承《后汉书·应奉传》[14]云：桓帝延熹时，“诏应奉曰：‘赐奉金错把刀’”。拥有金错铭文的刀是君主的一种赏赐与信任，也是拥有者身份的象征。这里“金错刀”更成为精品兵器的代称。

文献中无论错金刀币还是错金兵器刀的“错”，都看不出是金涂的方法，反倒有证据表明其“错”是嵌错。如“一刀平五千”刀币分环柄和刀身两部分，环柄为一方孔圆钱，环文上曰“一”，下曰“刀”，这种铜钱的陶范上没有“一刀”的凹槽，表明字为后期阴刻，字陷处填以黄金，并且加以打磨，使字面与钱面平齐。

2.2 器物铭文中的“错”和“金涂”

相比文献，汉代的金属器铭文中出现的“错”，或许能更好地还原当时人们对“错”的理解。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铜壶，其上鸟虫书和纹饰部分为错金银，有的金银丝出现在垫片位置，说明槽是铸器后錾刻的。壶盖上铭文“为荃盖，错书之，有言三，甫金”[15]。“错书之”指铭文是用金银嵌错得到。“错”更倾向为工艺描述。

汉永寿元年(155年)环首刀[16]，其错金铭文中有“错工陈阳”字样，更证实“错”是一道工序、一类工种。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永寿二年(156年)环首钢刀，刀脊上错金铭文54字。铭文释读如下：“永寿二年二月濯龙造，廿(灌)百辟，长三尺四寸把刀，堂工刘满、钺工虞广、削厉待诏王甫，金错待诏灌宜、领濯龙别监唐衡监作，□妙北主。”根据田率研究[17]，铭文包含了对制作者、主造者和监制者的描述。王甫和灌宜分别负责刀鞘制作、磨砺锋刃和纹饰、铭文错金工序工艺，二人都是专为皇室供职的待诏之官。从汉初到汉末，“错”仍延续其本意，是工艺的表述。

汉代器物铭文中也较多出现“金涂”字样。白云翔对蜀郡工官研究表明[18]汉代蜀郡西工有着明确而细致的分工和严格的监管体系，产品主要供给皇室，其器物铭文具有代表性。一类是漆器上多见“铜釦黄涂工”“铜耳黄涂工”“铜辟黄涂工”等铭文，指对漆盘、漆耳杯上附属的铜扣类加以黄涂，铜扣类起到加固作用的同时兼具装饰作用;另一类出现在铜器铭文中。如建武廿一年(45年)铜樽铭文“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承盘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洀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氾、丞萌、掾巡，令史郧主”;建武廿三年(47年)铜樽隶书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业，护工卒史恽、长氾、守丞汎，掾习、令史愔主”;元和二年(85年)铜舟隶书铭文“元和二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黄白涂舟，中铜五升粉铫，铸工陵、涂工歆、文工顺、洀工来、造工世、护工掾敦、长廷、丞盱、掾嗣、令史况主”。刻铭“内者”指少府属官“内者令”，名“室”。“铜工”是专铸铜胎的工匠;“金银涂”是负责鎏金、银的工匠;“文工”是雕刻纹饰的工匠，“金银涂”和“文工”在建武廿一年造器铭文中称“铜涂工”和“雕工”，性质相同[19]。上述两件铜樽都是蜀郡西工制造，时间相差两年，甚至某些工序的工匠都相同。漆器上的金属扣器和铜器上带有“金涂”铭文的，都是通体鎏金，或鎏银同时花纹鎏金。显然“黄(白)涂”“铜涂”“金涂”均可视为鎏金(银)工艺的表达。

金属器铭文中“错”出现从西汉早期到东汉，而“黄涂”“金涂”多集中于东汉。两种作为不同工艺的表述并存，说明当时二者是分得清的，是不同的工种、工序。故而将许慎《说文解字》里的“错，金涂也”里的“错”与“金涂”划等号显然不合适。

从出土实物看，错金工艺在汉代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鎏金(金涂)工艺则一致持续到近代。金涂的实施皆在平面完成，无需开槽，简化了工序、节省人力物力，取代前者的可能性大。许慎(68～149年)所处时代，金涂更为盛行，器物铭文中“金银涂”“黄白涂”标志鎏金、鎏银经常是同时出现的，这样器物表面会呈现出黄白变化，与嵌错金、银呈现的效果是相同的，故而作者无意将鎏金与错金二种工艺混淆，忽视了二者工艺本质不同，将“错”解释为“金涂也”也就不难理解，用金涂可以达到与错等同的效果。换言之，“错，金涂也”更恰当的理解：要实现金错的效果是可以通过金涂法实现的。

从金属器物铭文中的“错”到文献中的“错”，我们发现“错”的内涵不尽相同。前者侧重工艺，后者表达的是效果。若将金错作为金属表面加工方法和工艺，显然最好以那个年代对它的解释为依据，即参照和借鉴古代金属器物铭文中“错”的内涵更为合理，即金属器的金错应该是指嵌错工艺。

三、错金、鎏金工艺再认识

错金就是嵌错金，错金工艺本质离不开槽、填嵌和磨砺;金涂就是鎏金，鎏金工艺本质是汞齐的应用，只要包含了抹金、烤金等步骤的操作无疑属于鎏金。

根绝鎏金呈现效果又可分为通体鎏金、局部鎏金和驳彩鎏金银。

通体鎏金最为常见，以长信宫灯为代表;局部鎏金，后代较多见，如唐宋的金花银器，局部鎏金凸显银器上的纹饰;驳彩鎏金银：金、银涂混搭，营造出纹饰斑驳、变化的效果，如蜀郡西工造建武廿三年(47年)通体鎏金、纹饰鎏银的铜樽和元和二年(85年)鎏金银的铜舟均属此类。另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吞鹿器座，局部纹饰脱落处观察不到丝毫凹痕，表明这些器物是用金、银涂方法而不是嵌错金、银方法，即用金、银同涂营造出颜色上黄白变化。

错金工艺和鎏金工艺也同时出现于一件器物上。王全玉博士对大英博物馆藏春秋错金银铜翼虎(传河南辉县出土)上的金银饰进行了分析研究[20]，虎身上的银片、银丝是嵌错工艺，而虎身上的金片是火镀金的方法，火镀金即鎏金。简单说是银是嵌错的而金是金涂的。无独有偶，对洛阳金村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镜的观察也看到此现象，铜镜表面六组金银纹饰，其中三组涡纹，三组狩猎纹，(图7)但在镜钮、钮座、凹面宽带、镜缘等位置的金饰磨掉、残断的位置则看不到凹槽，有着明显的鎏金痕迹。对比1959年该铜镜图片[21]，(图8)发现中间凹面鎏金宽带外围还有鎏银迹象。初步推测狩猎纹是用嵌错银的方法，而其它部位则是驳彩鎏金银。

▲ 图7 洛阳金村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镜(1998年)

▲ 图8 洛阳金村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镜(1959年)

嵌错和鎏两种工艺的结合可以很好地达到错彩效果，狭义的错是嵌错，广义的错是错彩，嵌错和金涂都可以实现错彩效果。器物原有的金银错狩猎纹镜的命名，会造成对工艺认识上的误区，称之为鎏、错金银铜镜更恰当。也可将此类不同工艺并存的器物以效果命名，如直接称之为错彩狩猎纹铜镜。

四、结语

“错”与“金涂”应属于不同工艺表述。文献中“金涂谓之错”中的“错”不等同于“金涂”，更多是一种视觉效果描述。错金工艺出现和消失都早于鎏金工艺。东汉时期鎏金更加盛行，通过金涂方法可以实现与错金相同的效果。

汉代金属器物铭文中“错”和汉代文献中“错”，内涵不同。若将错金作为金属表面加工方法和工艺，显然参考前者“错”的解释更为合理。金属器的错金包括槽—嵌—磨砺系列工艺，用嵌错金银来表述更直接和恰当。

错金工艺中所谓的第二种金涂法是不存在的。凹槽鎏金存在与否需要实物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