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发簪的型式与插戴方式

明代是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各类发饰的制作和设计呈现出奢华艳丽、富贵逼人的气息。尤其是贵族阶层所使用的发簪，在材质、工艺、造型设计等方面，都达到了制作顶峰。明代贵族男女的发饰皆要用簪。男性束发带冠，要先把头发盘成发髻，再把发冠套在发髻上，最后用发簪固定。明代已婚贵族女性，则要先把头发绾起，罩上一个金丝银丝或其他材质编成的䯼髻，再环绕䯼髻插戴各种不同式样的簪钗。并且，明代流行用簪钗将䯼髻插戴满盈，不留空隙。

明代发簪相比前代最大的变化是女性发簪的式样大量增加，尤以金银发簪数量最多，而且渐成体系，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插戴规则的发饰组合。组合中的每一款发簪都有特定的造型、名称和佩戴的位置。根据孙机和扬之水两位先生多年的研究，明代女性发簪的插戴方式主要为：䯼髻顶部的为“顶簪”，通常是单独一只立体造型的簪子，起到支持和固定发髻的作用;插戴在䯼髻正面位置的为“挑心”，一般是上窄下款的形状，通常与顶簪、分心饰有相同的装饰主题并成套出现;插戴在挑心下方，䯼髻边沿的发簪是“分心”，与挑心相对;倒插在两鬓的发簪为“掩鬓”，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1]。”位于䯼髻后方的发簪，称为“满冠”。《三才图会》云：满冠“不过以首饰副满冠上，故有是名耳[2]。”因为背面插分心后，冠上的饰件遂已基本布满之故。满冠造型于分心相似，但较分心略短而高。贵族女性在䯼髻相对固定的部位插戴完这些发簪之后，还会在其余露出头发的地方补充一些小型的发簪进行装饰，如花头簪、草虫簪等，这类发簪长度较短，插戴方式十分灵活。明代贵族女性发簪的簪戴方式通过明倪仁吉《吴氏先祖容像》(图一)可见一斑。

▲ 图一 倪仁吉《吴氏先祖容像》

浙江义乌博物馆藏

二、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发簪概况

明代早期的首都位居今江苏南京，历洪武、建文、永乐(1421年前)三朝达54年，使南京一度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又成为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仍设有中央百官建置。由此，不少开国功臣、皇亲贵族和文人士子在这里终老，留下大量珍贵墓葬[3]。如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等，墓中出土的发簪涵盖了明代从早到晚各个时期。现依据时代特征和出土数量，将出土发簪分为三期，并简述典型器物。

第一期：洪武时期。出土发簪的贵族墓葬有：宁河王邓愈家族墓、安庆侯仇成墓、南安侯俞通源墓等。明初社会经济刚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社会财富积累不多，法度严苛，明太祖朱元璋提倡简朴，驾崩时“遗命丧葬仪物一以俭朴，不用金玉[4]。”所以即便开国功臣地位尊贵，下葬时陪葬的金银首饰也不多。这一时期出土发簪较少，且大多是小型簪，样式简单。如太平门外白马村仇成墓的两件金花头簪与鎏金银束发冠同出，一件簪顶梅花，一件菊花簪顶，属于男性固冠用簪。中华门外戚家山俞通源墓中出土牡丹花叶形金簪，保存较完整，簪端以金片及金丝编成花叶形，此簪应属鬓簪，在时代更晚的其他墓葬也有发现。

第二期：永乐至万历时期。出土发簪的贵族墓葬有：徐达三子都督府佥事徐膺绪夫妇墓、黔国公沐斌夫人梅氏墓、魏国公徐俌夫妇墓、定远忠敬王沐晟夫妇合葬墓、黔国公沐睿墓等。因社会趋于安定，社会经济稳步发展，这一时期发簪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大量增加。如太平门外板仓村的徐达家族墓，出土发簪二十一件。男性固冠用簪有螭纹金簪、圆头金簪。女性发簪有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嵌宝石云形金鬓钗、凤穿牡丹金簪、嵌绿松石花形金簪等。江宁殷巷的沐睿墓出土发簪十二件，材质最为丰富，除了有镶嵌宝石、水晶、琥珀的金簪外，还有碧玉簪、白玉簪和珊瑚簪。在装饰工艺上，这一时期普遍采用复杂的累丝工艺并镶嵌彩色宝石。如徐俌夫妇墓的金累丝凤簪、沐晟墓的嵌紫红色宝石金簪、沐昂墓的金托镶蓝宝石银簪。在器物组合上，也出现了与䯼髻组合佩戴的大型簪，如沐斌夫人梅氏墓出土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图二)，分别是：嵌宝石火焰纹金顶簪、嵌宝石凤纹金分心、嵌宝石菊瓣纹金挑心、嵌宝石云形金掩鬓、莲花形金簪。这些发簪形制各异，每件均镶嵌红、蓝宝石，精巧华美，色泽艳丽。《明史》舆服三记载：“成化十年，禁官民妇女不得僣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正德元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5]。”说明佩戴华丽的镶嵌宝石发饰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士庶阶层无法享用。

▲ 图二 嵌宝石金头面 沐斌夫人梅氏墓出土

第三期：天启至明代结束。随葬发簪的墓葬有：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佟卜年妻陈氏墓。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碧玉簪两件，出土时插在金束发冠上，为男性用簪。佟卜年妻陈氏虽卒于清初顺治四年，但其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明代。其墓出土四件金簪，其中两件蘑菇头金簪出土时插于金包髻边沿的小孔内，为女性固冠用簪，金包髻旁侧还有一兽头金簪。另有一支蜘蛛形嵌宝石金簪出土于墓主头部，应为发髻上的小插。第三期发现贵族墓葬较少，发簪种类也不多。

从考古出土情况看，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有开国功臣、皇亲国戚，也有宫宦士绅，很多都是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及其眷属。从性别上看，男性用簪出土数量较少，有的与束发冠同出，造型和纹饰虽简但不乏文人趣味。女性发簪造型奇巧、名目繁多、题材广泛，是明代贵族女性发饰的经典之作。有的发簪出土时有明确的摆放位置，有的出土时未发现䯼髻或冠，所以属于什么种类的簪并不十分确定。

三、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发簪艺术特点

(一)材质与题材

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发簪，按照材质可分为金簪、银簪、鎏金银簪、玉簪、琥珀簪、珊瑚簪，其中以金簪和银簪最为常见，样式最为丰富。就装饰题材来看，其造型、纹饰的取材主要是植物、动物、佛教内容等。

植物纹饰主要是花卉，有梅花、菊花、牡丹等，这类纹饰都是比较生活化的物象，用来表达吉祥富贵的寓意。出土的花头簪簪顶大多是菊花形或梅花形，有的花头直径较小，有的直径较大的花叶中会镶嵌玉石，比较特殊的做法将是花朵制作于一个累丝的倭角方台上，如徐达家族墓所出的件菊花形金簪(图三)。女性大型簪上的植物纹饰往往设计的别有用心，如徐俌继室夫人王氏墓中的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图四)，传统纹样满池娇中的慈姑叶成为了挑心的主题图案。俞通源墓和沐昌祚墓的牡丹花叶形金簪(图五)，叶茎为弹簧式，插戴在䯼髻上可以随步摇曳，尽显女性风姿。男性发簪多用玉雕而成，纹饰简洁，带有文人趣味。如沐睿墓中的一对碧玉竹节形簪，簪首浅浮雕梅花(图六);两件白玉簪，一件雕灵芝纹，一件簪首为蘑菇形，簪身浅浮雕云纹和仙鹤，并刻有“乾纲独立”四字。同为蘑菇形簪首的还有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中的碧玉簪。

▲ 图三 菊花形金簪簪头 徐达家族墓出土

▲ 图四 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 徐俌继室夫人王氏墓出土

▲ 图五 牡丹花叶形金簪 沐昌祚墓出土

▲ 图六 碧玉竹节形簪 沐睿墓出土

动物纹饰有螭纹、蜘蛛、蜜蜂、凤凰等，也有凤凰和梅花或牡丹，蜜蜂和兰花的组合花鸟纹饰。如徐达家族墓出土的螭纹金簪(图七)用金片卷成，簪顶蘑菇头錾团螭纹，簪脚錾两螭相对，此题材应为男性固冠用簪。沐睿墓中的琥珀兰花蜜蜂簪，是所见男性簪饰最为繁复的，蜜蜂和兰花之间还衬有累丝花叶。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的蜘蛛形嵌宝石金簪(图八)，头部用长短不一的八根金线盘绕成一蜘蛛，头、身以红、蓝宝石各一颗嵌成，颇有象生的趣味。徐俌夫人朱氏墓的一对金累丝凤簪(图九)凤踏祥云，振翅欲飞，出土时仍插戴在徐俌元配朱氏的攒珠如意灵芝凤冠上。根据明代命妇画像中可以知道，这种成对的凤形金簪是用于凤冠上的插饰，有的凤嘴悬环用来悬挂珍珠类饰物，非王室贵族不可用。

▲ 图七 螭纹金簪 徐达家族墓出土

▲ 图八 蜘蛛形嵌宝石金簪 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

▲ 图九 金累丝凤簪 徐俌夫人朱氏墓出土

发簪上的佛教题材主要通过佛像、佛手、佛字等造型来表现。如徐达家族墓出土的佛像形金挑心(图十)，簪顶做成一尊佛像，佛像螺髻，着左袒袈裟，作定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是佛教题材时代较早的一列。沐晟墓出土的金簪(图十一)簪首为圆形，内有一阳文“佛”字，用细金丝纽结云形纹饰于上部。沐睿墓的镶琥珀佛手形金簪，以玛瑙雕成佛手形镶嵌于簪顶(图十二)，琥珀作为装饰在中国古代被视为吉祥如意之物，与金、银、珍珠、珊瑚、砗磲、琉璃一起列为佛教七宝。“佛”与“福”谐音，佛手造型也有幸福美满的寓意。

▲ 图十 佛像形金挑心 徐达家族墓出土

▲ 图十一 圆形佛字金簪 沐晟墓出土

▲ 图十二 镶琥珀佛手形金簪 沐睿墓出土

(二) 工艺特点

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发簪，制作水平都十分高超，尤其是金发簪在工艺上继承了古代金银器制作的传统，运用锤鍱、累丝、镶嵌，辅以錾刻、焊接、炸珠等多种金银细工，体现了工匠成熟的技艺和高超的水平。

累丝也叫花丝，是明代细金工艺的主流，即将金银加工成圆素丝，再经盘曲、掐丝、填丝、堆累、编织等手法制成各种图案，往往体现出玲珑剔透的设计，不但让纹饰显得繁密，还能控制整器的重量，节省金材[6]。南京贵族出土的金发簪多采用累丝工艺来表现主题纹饰，如徐俌夫人墓中的金累丝凤簪，凤尾、凤翅均用累丝制成，羽毛部分则采用两股金丝编织而成。徐膺绪墓出土的凤穿牡丹金簪(图十三)以金丝垒成卷草纹样衬底，簪顶用金丝盘成立体的如意云纹，一只凤凰翱翔其间，凤凰与云纹皆用细如发丝的金丝垒成，工艺极为讲究。其他出土发簪如徐俌夫人墓的梅花凤凰纹金簪、牡丹凤凰纹金簪，都是先用累丝做成卷草纹衬在簪首底部，在再其上累丝加工各种花鸟图案。

▲ 图十三 凤穿牡丹金簪 徐膺绪墓出土

镶嵌工艺是明代发簪制作中最奢华的一种装饰手段，但镶嵌时并没有对宝石进行精细的加工，大多是随形填充在簪子的不同部位。宝石质地有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琥珀、水晶、猫眼石等。从南京出土明代发簪的顶部装饰来看，多采用红宝石和蓝宝石的搭配。如沐斌夫人梅氏墓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都镶嵌有红蓝宝石，火焰形金顶簪共焊接爪托二十四个，爪托内现尚存红宝石七颗，蓝宝石六颗;菊花形金挑心共焊接爪托三十五个，现尚存红宝石十颗，蓝宝石十一颗;嵌宝石凤纹金分心共焊接爪托二十三个，现尚存红宝石十四颗，蓝宝石八颗。镶嵌宝石时分两种做法，一是通过爪托边缘伸出的三到四个抱爪将宝石紧紧固定，二是爪托内均无抱爪，宝石放好后，将托壁略向内挤压即可抓住宝石。

炸珠是将黄金溶液滴入水中，使之形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然后按照一定的图案将金珠焊接在物品上作装饰。如徐俌夫人墓出土的金累丝凤簪，其凤鸟头部纯以金珠做成，制作时，先将金珠用白芨水等粘着剂固定在金片上，然后撒焊药，加热使焊药熔化，冷却后就可以达到焊缀的效果。总体看来，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的发簪多采用复合工艺，累丝工艺与宝石、玉石镶嵌完美结合。

四、社会因素对南京明代发簪的影响

(一) 宝石贸易对发簪质料的影响

明代以前金银首饰很少有宝石镶嵌，偶尔的个案也是经西域传入。但自明代开始，嵌宝石工艺的应用在首饰中占了很大比重。写于万历年间的明代笔记《五杂俎》，提及“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蜡、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7]”。

明代彩色宝石的兴起源自于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政治外交事件打通了彩色宝石供应渠道。记述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史料中，记录了明代人在西洋诸国采买宝石、以及西洋诸国向明王朝朝贡宝石的信息，现代地质学也表明东南亚各个国家是重要的红、蓝宝石等彩色宝石的出产国[8]。南京是明代早期宝船的制造基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郑和带回的大量东南亚宝石为明代首饰的装饰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这种官方贸易是由明王朝推动的，舶来的彩色宝石因此受到珍视，明代政府屡次发布政令“禁官民人等妇女、不许僭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所以物以稀为贵，南京出土镶嵌宝石发簪的墓葬，墓主大多是中央朝廷认可的功臣及其眷属，具有明确的等级尊卑。

此外，沐氏家族长期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而云南是红、蓝宝石由泰国、缅甸运往内地的必经之路，斯里兰卡运送来的猫睛石也要途经云南，沐英家族占地利之先，得以方便挑选质优粒大的宝石来制作金镶玉饰品[9]。所以，在南京出土的明代发簪，镶嵌宝石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自然是来自是沐英家族墓。

到万历时期，明代海运更不如前，宝石的获得还有连接中西亚地区的西北商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鄂本笃于17世纪乔装成商人，由印度出发途径阿富汗经过叶尔羌汗国最后从嘉峪关进入甘州，游记中记录同行商人冒充贡使，向明朝官方贩卖和田玉和各类宝石[10]。但这条路线的宝石输送记载很少，不成为宝石的主要来源。

(二) 佛教信仰对发簪纹饰的影响

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发簪上的佛教题材，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明代墓葬也有大量发现。这一影响主要与明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有关。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曾经当过数年僧人的皇帝，认为佛教有着社会教化的功用，因此他在南京定都期间提倡、保护佛教，并在洪武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法令。到了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又意图通过佛教的宣传为其篡夺皇位正名，还在南京的中华门外修建了佛教寺院大报恩寺。其后，各朝多沿用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除了明世宗朱厚熜禁佛扬道，其他朝代变更不大。正因为明代皇室中有浓厚的崇佛传统，所以在发饰上使用佛教题材，也深受贵族阶层的推崇。

结论

综上所述，南京贵族墓葬所出土的明代发簪，时代上贯穿整个明王朝，造型奇巧，题材丰富，所镶嵌的宝石来源受到明代宝石贸易的影响，发簪的装饰题材又带有佛教信仰的社会因素。因全国出土明代发簪的数量庞大，出土墓葬的类型层次丰富，而本文仅是以地区入手，通过贵族阶层所使用的发簪为实物例证进行研究，尚不完备。期望以此文作为引子，更加深入的探讨古代发簪所折射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