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今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村北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编号造像2895件(块)。据初步统计，现有造像底座近900件，题记造像300件左右，时代以东魏北齐为主，另有少量的北魏及隋唐时期造像。题材包括释迦、弥勒(交足、倚坐)、定光、无量寿(阿弥陀)、药师、卢舍那、释迦多宝及观世音、思惟太子等，其中谭副造释迦像为邺城地区出土时代最早的北魏造像之一，做工精致，造型精美，图像题材丰富，对探讨公元五世纪中后期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造像的类型、样式与题材

谭副造像在埋藏坑中已破碎成十余块，散布于坑内西北部位，出土编号分别为2012JYNH1∶69、247、256、295、353、354、391、445、448、540、649、776、779、783、784及04、056等小残块，经室内修复拼接，除主尊面部、右胁侍躯体及底座部分残损外，造像主体基本完整(图一;图二)。

该像为中大型青石背屏造像，残高125、背屏最宽处67.5厘米。表面残存较好的红、绿彩绘和贴金痕。造像组合为一佛二菩萨。主尊立姿，高78厘米，头部大半残，仅存脸颊后部，面容贴金，条缕状编发。头后项光分内、外两区，内区宝装莲瓣;外区十一身小型坐佛，面相较丰腴，发髻黑绘，肉髻略扁圆，均为禅定坐姿，红绘的通肩袈裟和黑绘的袒右袈裟相间排列，身体裸露处贴金。内、外区之间有一周短棱线界格，边缘贴金。主尊身着通体红绘的通肩袈裟，双肩覆搭，身体裸露部位均经贴金处理，颈下阴刻“卍”形符号，胸前衣纹呈“U”形，条带状衣褶厚重繁密，臂膀处呈舌状分叉，下裾三重褶边。右手屈伸至右胸前作施无畏印，掌心有法轮痕，左手下垂持袈裟褶边。双足外撇，跣足立于低矮的覆莲台上，双足之间浅雕双龙，作昂首弓身垂尾状，腰身相互缠绕，口衔忍冬枝。

主尊两侧各一身立姿胁侍菩萨，左菩萨保存完整，高31.8厘米。面容较圆润，五官紧凑，头戴宝冠，额前发丝成缕状后拢，缯带斜披头侧;圆形项光，外缘一周火焰纹。上身半裸，颈悬贴金的桃形项饰，下以链状物垂挂珠饰。双腕戴镯，右手在胸前持一莲蕾形饰;左手自然下垂，在身侧握一桃形香囊。穗形璎珞在腹下交叉穿环，披帛较宽大，缠肩绕臂后沿体侧呈“S”形下垂。下身着贴体长裙，裙褶繁密，裙腰外翻。双足外撇，跣足立于力士托举的低矮的仰莲台上。

力士体躯健壮，头梳宽扁髻，上身赤裸，右手上举，侧首托持菩萨莲台，挺胸鼓腹，下身缠腰布，右腿直立，左腿盘曲。力士下方为一面目狰狞的狮子，张口露齿，怒目圆睁，颈部浅刻勾旋状鬃毛，后肢屈跪作侧身蹲踞状，其下为贴金的矮覆莲台。力士与主尊左腿之间浅浮雕出一身男性世俗装供养人，头束高圆髻，外覆皂巾，身着窄袖交领袍服，腰间有悬垂的带饰，双手在胸前持一长茎莲蕾，头微侧作胡跪姿。左菩萨与主尊之间有两段供养人题刻，上段位于菩萨头部和主尊肩膀之间，竖刻“魏县秦当当」妻许明陵夫妻侍佛”。下段在菩萨腰部和主尊左肘下方之间，竖刻“魏郡西曹魏县翟槃劫侍佛时”。

右胁侍菩萨仅存额部以上，可辨贴金宝冠和红、黑彩绘的发辫，圆形项光外缘为一周交织的变形忍冬图案。菩萨下方力士等保存完好，力士面向前方，束髻，浓眉阔嘴，下颌三角形胡须，上身赤裸，肌肉发达，下身缠腰布，双手拄膝，双足一上一下蹬立于狮子身上。狮子面向外侧，张口露齿，作侧身蹲踞状，下方覆莲台同左侧。力士左侧浅浮雕出一身女性世俗装供养人，头梳双髻，面目清秀，上身着窄袖交领袍服，双手在胸前持一长茎莲蕾，顶端分为三朵，下身着褥裙。右菩萨与主尊之间亦有两段供养人题刻，上段竖刻“比丘身弁始为所生父母」供养始是并州人姓李”。下段残见竖刻“……路(?)鹅皇侍佛时”。

背屏呈尖楣形，上部雕刻六身供养菩萨和八身飞天，边缘饰火焰纹。菩萨、飞天服饰以红绘为主，冠饰、颈饰及火焰纹均贴金，个别处可见绿绘痕。左右两侧各有三身供养菩萨，上一下二，姿态、服饰相同，均头戴宝冠，面向主尊，上身半裸，颈悬宽项饰，双手在胸前合十，披帛缠肩绕臂垂下，下身着贴体长裙，略侧身作跪拜状。左侧下方两身供养菩萨之间竖刻“胡客石郎侍佛」郎妻步陵”，右侧下方两身供养菩萨左侧各有一款题刻，由内向外分别为“都军司马清渊侯伯孙”和“邯郸县庞安兵”。飞天左右各四身，由下向上分别编为1～4，头戴宝冠或束高髻，颈悬宽项饰，上身半裸，下着长裙，披帛缠肩绕臂向后飘扬。左1、左3和右2飞天长裙在小腿以下缠绕成螺旋状。左1和左3飞天各持一长茎曲柄花束，左2和右2飞天各托一高柄香炉。最上端的左4和右4飞天共同托持一尊莲花化生像，该像头梳宽高髻，后有项光，上身半裸，颈悬桃形饰，披帛缠肩绕臂下垂，双手在胸前合十，下身隐于莲瓣中。背屏上部外缘浅浮雕缠绕勾旋的火焰纹，阴线刻划细部，并有贴金和红、绿彩绘痕。

背屏背面上部为剔底浅雕弥勒兜率天说法图及供养人像，人物细部均系线刻，下部为长篇题记(图三;图四)。弥勒说法画面置身于一座融合塔、殿特征的大型殿堂建筑内，下方有高台，中部设阶，台阶两旁及高台四周有勾片栏杆。两侧有立柱，柱间设阑额，其上五铺一斗三升栱和四铺叉手相间排列，其中第一、三、五铺斗栱显示为重栱样式，叉手两翼平直，具有早期特征，中间各饰一小型勾喙长尾鸟。殿堂侧面檐下可见斜昂式构件。正视的屋顶为庑殿式，阴线刻划瓦垄，斜脊上方浅刻两只勾喙长尾立鸟，口衔忍冬枝叶，下有两半圆莲盘。正脊卧伏两只勾喙长尾鸟，两端有高大的鸱尾。殿顶上方阴刻塔刹，七重相轮，顶端为火焰形饰，两翼扬幡，外缘饰两朵圆形莲盘。

弥勒菩萨头戴珠冠，面相椭圆，瞑目，直鼻，小口，耳镶环饰，头后有缯布，圆形项光，边缘一周环节纹。上身半裸，斜披络腋，颈悬珠链，下垂铃形饰，长串珠饰在腹部交叉。臂佩钏，腕戴镯，右手在胸前作说法印，左手在腹下提长颈净瓶。下身着长裙，衣纹贴体，双线勾勒，交足坐于方座上。弥勒身后背光四重，由内向外分别为火焰纹、大联珠纹、波状纹和火焰纹。方座正面浅雕一对侧身回首作蹲踞状的狮子，外缘各有一曲足竖瓶式香炉状物。

弥勒两侧各有三身护法、供养人及四身飞天形象，均面向中央的弥勒菩萨，画面空隙处填补圆形莲盘或忍冬枝叶。由内向外左侧第一身像头梳高髻，戴化佛冠，双目略瞑，鼻尖微翘，耳戴环饰，额间有白毫，头后圆形项光。身着宽松细软长袍，双手在胸前捧一细颈瓶状物，身体微侧，略屈膝作侍奉状。该像右侧上方竖刻“此大梵天王”五字。左侧第二身像头梳扁三股髻，直鼻细目，嘴角微翘，双耳佩环。圆形项光，边缘饰环节纹，上方雕出六条曲颈长蛇，蛇身饰鳞甲。上身半裸，斜披络腋，披帛从肩后绕臂垂下，臂腕处简刻钏镯。左手屈伸至左胸前，右手向前屈伸，手拈一小莲蕾形饰。下身着宽松长裙，舒腿坐于束腰藤座之上。该像右侧上方竖刻“难陀龙王”。

左侧第三身像为世俗男供养人，头梳高圆单髻，外覆皂巾，微颔首，瞑目下视。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垂五组饰件，双手在胸前握一长茎曲柄莲蕾。该像右上竖刻“副亡」父闉侍佛时”。左侧四身飞天均为圆形项光，披帛缠肩绕臂向下或后方飘扬，上身或上仰或下俯，姿态各异。下部两身较大，头梳髻，耳佩环，斜披络腋，下身着贴体长裙，最下部的飞天作仰身托持莲蕾状。上部两身飞天略小，上身半裸，下身着裙，一手叉腰，一手上举或前伸。

弥勒右侧第一身像头戴羽冠，面相椭圆，瞑目抿嘴，耳佩环饰，额间有白毫，头后圆形项光，边缘饰环节纹。身着铠甲，肩甲六角形，披膊和腹甲菱形，下披为鱼鳞甲，膝下露裤褶。左手自然下垂，右手屈至胸前，披帛缠肩绕臂垂下。双足外撇，跣足踏莲盘。该像左上竖刻“天帝释”。右侧第二身像头束扁髻，项光外缘可辨五身曲颈蛇首，右手叉腰，左手屈至左胸前，面相、服饰、坐姿等同左侧第二身像。该像左上竖刻“跋难陀龙王”。右侧第三身像为世俗女供养人像，头梳高耸双髻，外覆皂巾，耳佩环饰，上身着交领窄袖褥袄，双手在胸前持一长茎直柄莲蕾，下身着覆足长裙。该像左上题刻“副母张明姬”。右侧四身飞天，下部三身体形较大，发式、姿态、服饰相似，均面相椭圆，头梳髻，耳佩环，斜披络腋，披帛缠肩绕臂向身后飘扬，下身着长裙，俯身作飞行状。最上一身飞天形体较小，身部线条刻划简单，可辨一手叉腰，一手上举，仰上身作飞翔状。

弥勒说法图之下有两排供养人像，上排为伎乐天，除中央舞者，其余均手持乐器，上身半裸，披帛绕身，下着禅裙，多为舒腿坐姿。分九栏，中栏较宽，伎乐三身组合，中央舞者全身近裸，左足微抬，双臂平伸作舞蹈状。左侧伎乐抱持阮咸，右侧伎乐双手在胸腹间持一对碰铃。中栏左右各有四栏，每栏内一身伎乐。由内向外左一手持横笛作吹奏状;左二胸腹间斜挂细腰羯鼓，双手作拍打状;左三残半，可辨伎乐头上昂，双手托举一埙状物作吹奏状;左四残无。右一伎乐腹前斜挂椭圆形腰鼓，亦作拍击状;右二面向内侧，双手持竖笛或筚篥状乐器;右三略向外侧，持乐同前作吹奏状;右四跪姿，双手在腹前作抚琴状。

下排为世俗供养人像，分三栏。中栏为像主夫妻，博山炉居中，高喇叭足，下有联珠纹托盘，盘上站立两只勾喙长尾鸟。炉体呈桃形，下半饰窄长叶瓣，上半为起伏山峦形，炉侧悬垂忍冬枝叶。香炉左侧为一身男性供养人像，头梳高圆单髻，外覆皂巾，身穿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四组饰件，下身着宽大褶裤。身体微侧，左手在胸前捧香盒，右手前伸至炉前，手捏香片作投掷状。该像左后竖刻“像主谭副烧香时”。

香炉右侧为一身女性供养人像，头梳高耸双髻，上身穿交领窄袖褥袄，下着裙。左手前伸持一曲柄行炉，右手在腹下提一长颈净瓶。该像右后竖刻“副妻孙女姬”。左栏为三身男性供养人像，左一残半，服饰同像主，左手在左肩上方托举一香盒，身后残见“副息……”;左二仅余供养人发髻局部;左三残无。右栏为三身女性供养人像，衣冠服饰同像主之妻。右一面向中央，左手自然下垂，右手在胸前捧香盒，该像左前竖刻“息女路姜侍佛时”;右二面向外侧，左手下垂，右手屈举至右肩上方，该像左前竖刻“息女陵姜侍佛”;右三略颔首，右手下垂，左手支颌，该像左侧竖刻“清信女□□路(?)户姿”。

背屏两侧面剔底浅雕二方连续变形忍冬纹，勾旋的图案中部可见姿态各异的裸体童子及勾喙长尾鸟相间排列，下部各有一身昂首短吻卷角、体躯细长、身饰鳞甲、四肢张扬、口吐忍冬枝蔓的腾龙形象(图五至图八)。

造像底部为抹角长方形平板，大部残破，正面浅雕二方连续忍冬纹，侧面勾连的忍冬图案中间亦刻有人物花鸟，现存可辨者有作后空翻姿态的裸体童子像、勾喙长尾衔枝鸟及侧身跪伏的童子像。底板下端有近方锥形的榫，宽约43.5、残高11.4厘米，其下应另有插嵌的底座。

二、造像的题记与录文

谭副造像背屏背面下段残存长篇题刻，竖刻右书，魏碑体，字体规整方正，遒劲有力，共22列，每列17字，字间阴刻界格线，现存314字(图九)。

(上残)五日辛丑。」□□□□□□近情所恻，夷涂遐缅，非一步」□□□□□圣，殖灵根于冥寂之初，修大功」□□□□□，故能获妙果于神躯，留遗形于」□□□□轮亭(停)驾，渐馀千纪。致使三有沉沦，」□□□□。自非体解玄纵，嘿(默)识幽旨者，熟(孰)能」□□□□佛弟子发干县谭副挺拔兰渊，芳」颖天□。□标和氏之珍，长怀荆山之璧。故能」泛道因以济昏愚，震法响以拯聋滞。知财五」家，身难常保，竭己名珍，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子敬造释迦牟尼清(青)石立像」一躯，光趺七尺六寸。真容严仪，飞天云峙。瞻」之者不觉羲(曦)影屡迁，睹之者足以功成弥劫。」庶俟微福，远资圣躬。愿国祚永隆，重光映世;」基蔚千龄，仁懿诞德;圣扬万里，恩覆四海;百」国钦风，殊方归荫;遐荒(?)之民，葡(匍)蔔(匐)皇阙;军征」息讨，干戈止用;民遭无为，修农进德;朝丰贤」辅，儁喆蔚茂;国境晏然，民知其义。又愿亡父」母舍此秽形，俱蹬(登)妙乐;慈氏初唱，愿在上首;」己身家眷，业鄣(障)云除;宿愆殄灭，挥慧刃以割」三流，远标八政。法仪诸人，高步灵觉，含生有」形，一时成佛。

三、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图像与题材内容

谭副造像的图像内容丰富，特征鲜明。主尊体格健硕，颐肩细腰，身着覆肩式的通肩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腰侧挽持袈裟褶边。衣纹厚重，立体感极强，胸口处呈“U”形，腹下及臂膀处均呈蟹爪形勾连状，下摆处显露三重褶边。与该像姿态和袈裟样式、衣纹特征完全相同的是云冈第20窟左壁立佛(图一〇)，而具有相同或类似衣纹的造像还见于云冈第17窟左壁坐佛、第20窟正壁坐佛及鹿野苑第6窟正壁坐佛，均为云冈一期昙曜五窟及稍后开凿的平城鹿野苑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像。

此类极具特色的勾连式衣纹最早见于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高阳蠡吾(今河北博野)菀申造像，从题记和风格分析是古代河北地区五世纪以来传承和流布的造像样式。云冈石窟开凿之后，这种衣纹在今河北、内蒙古、北京、陕西及甘肃等地出土的铜、石造像及石窟寺中时常有见，较具代表性的有陕西兴平皇兴五年(公元471年)交脚弥勒像、河北安熹(今定州市)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阳氏造铜佛像、内蒙古乌兰察布旗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僧安造铜佛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弥勒铜像等，其时代集中在北魏皇兴至太和初年，下限一般不超过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

左胁侍菩萨保存较为完整，其显著的特点是面相浑圆，五官紧凑，颈悬下垂各类小饰件的桃形项饰，肩腹间交叉缠绕穗状璎珞。类似的菩萨造型和装饰亦见于云冈第6号窟明窗两侧的半跏坐菩萨像，这种形象应来自河西地区十六国以来的石窟造像，其原型在今肃南金塔寺东、西窟及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的中心柱上尚有残存。

主尊项光内圈为宝装莲瓣纹，外圈为一周袒右和通肩袈裟相间排列的禅定坐佛。项光外侧下方雕刻两组双手合十、侧身胡跪的供养菩萨，上部为仰身持物的飞天形象。人物造型、服饰、姿态及组合方式均在昙曜五窟主尊和大型造像中常见，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是第20窟正壁上方主尊头部周边的雕刻图案。部分飞天裙摆呈鱼尾状覆裹双足的样式殊为少见，类似的做法也见于河北成安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公元482年)鞠抚造释迦像。

谭副造像背屏背面核心图像是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作为释迦牟尼的继任者，早期的阿含经典中不乏有关弥勒的记载，但其明确的图像，普遍认为要到贵霜王朝建立以后。弥勒是犍陀罗艺术最为常见的菩萨造型之一，通常身躯健壮，头梳高髻，唇上浓须，胸佩“U”形饰，交足坐姿兜率天宫说法组合像也时常有见。公元四世纪后龟兹石窟中弥勒说法图已成为重要的题材，主要分布在中心柱窟主室前壁门道上方的圆拱形壁面上，交足弥勒头戴珠冠，身披串珠，两侧簇拥众多闻法菩萨和天人形象，在克孜尔第17窟、第38窟及第224窟等均可见到较完整的画面(图一一)。

随着弥勒信仰的传播，河西和敦煌十六国以来的早期石窟及造像中也多见交足弥勒造型，如敦煌第275窟正壁交足弥勒彩塑，炳灵寺第169窟立姿弥勒菩萨，金塔寺和马蹄寺则多为佛装交脚弥勒。值得注意的是时代和特征都很明确的14件北凉石塔上都雕刻有弥勒菩萨，其特征为头戴花冠或珠冠，上身半裸，身披帛带，下着禅裙，绝大多数为交足坐姿，个别结跏趺坐或立姿。受西域和河西地区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云冈一期和二期洞窟大量出现交脚弥勒菩萨形象，主要分布在门道、明窗及洞窟侧壁。谭副造像背面的交足弥勒头戴珠冠，面相圆润，五官紧凑，身挂串珠饰，斜披络腋，十字花形臂钏，左手悬提细长颈净瓶，交足坐姿。除面相、冠饰、臂钏、串珠等明显具有西域特别是龟兹地区早期弥勒图像的普遍特点外，同时出现了斜披络腋，这是在龟兹和河西早期石窟中极为罕见，而在云冈一期造像中才较多出现的新特征。

在公元五世纪译出并流传的弥勒经典中，帝释天、大梵天、龙王及飞天伎乐均为弥勒的护法诸天。帝释天与梵天原为婆罗门教神祇，分别具有“世俗之王”和“梵界之主”的神格，后成为佛教的护法主神，在公元前3～1世纪前半期的佛教美术初始阶段就已经出现。

犍陀罗艺术中梵天和帝释天的图像较为多见，常成组出现在弥勒说法及相关的佛传故事画面中。梵天多为中老年婆罗门形象，头梳宽圆髻，袒裸上身或偏袒右肩，下着禅裙，象征皈依佛教的外道;而帝释天一般为王侯装束，头戴印度式缠头宝冠，颈悬项饰，身披帛，腕佩镯，下身着裙，象征世俗王权的归附。克孜尔石窟第14窟和第98窟主室右壁等处有梵天劝请佛传故事，第4、98、178、179、192、224窟左甬道外壁及第189窟明窗左侧和第207窟中心柱左壁上的升三十三天说法佛传故事中均涉及帝释天和大梵天，但其具体形象特征不很明确。而在第13、17、38、69、100、114、175及186窟昙摩钳本生故事画中却有化现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帝释天均为菩萨装束，头戴宝冠，额上绘出第三只眼;而梵天则头挽大螺髻，身披白底、黑青色圈点条纹袒右横巾。

河西地区最早确认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见于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正面北凉壁画，均为菩萨装，头戴宝冠，胸颈佩饰，身披帛带，大梵天执拂尘，帝释天提宝瓶。特征最为鲜明的是炳灵寺第169窟北壁前部西秦至北魏时期的坐佛三身像，主尊为结跏坐佛，身着覆肩的通肩袈裟。右侧胁侍为大梵天，头梳高圆髻，菩萨装，袒上身，颈悬项饰，胸佩“U”形饰，肩披帛，左手执拂尘，下着禅裙，尚存犍陀罗艺术风格(图一二)。左侧胁侍为帝释天，头束髻，身披高领甲胄，右手托金刚杵。类似的图像近年在敦煌及河西地区的张掖金塔寺、南山千佛洞、文殊山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造像和壁画中辨识出多幅，其普遍特征为帝释天束髻或着冠，身披铠甲作武士装，手执金刚杵;大梵天为束髻菩萨装或僧人装，手执拂尘。

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石窟造像中目前尚无明确的帝释天与大梵天组合，有学者依据部分造像中胁侍菩萨手执拂尘的特征，推断中原北方及南朝部分造像中存在帝释天和大梵天的组合，立论尚需进一步探讨。北吴庄出土谭副造像背面的弥勒说法图中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有明确的题记，梵天头梳高髻，戴化佛冠，菩萨装;帝释天头戴羽冠，身披铠甲，甲片及甲装的披覆方式与中原魏晋至北魏时期的铠甲差异较大，而与克孜尔石窟中降魔成道及八王分舍利场景中的甲装类似。谭副造像中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除承袭犍陀罗的传统文化因素外，明显具有河西地区帝释天和大梵天的造像特征，是探讨中原北方地区同类题材的标型器。

难陀和跋难陀龙王是护法龙神之上首，传有七头，为佛陀弟子大目犍连降伏，相关行迹见于多种佛经记载。龙王形象在公元二世纪后的秣菟罗艺术中就有较多发现，多见于佛经故事中，项光中通常雕出七条蛇头。克孜尔第193窟主室前壁门道西侧绘有一幅立姿龙王，披发戴冠，身着甲胄，头顶上方有四条蛇形龙。谭副造像中的难陀和跋难陀龙王形象相似，均头梳扁髻，肩披帛，斜披络腋，下身着禅裙，舒腿坐于束腰藤座之上，头后雕出五至六条曲颈弓身长蛇，尚存古代印度龙王特征。

弥勒说法图上方的飞天均梳扁髻，裸上身，肩披帛，斜披络腋，下着长裙，发型和姿态与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壁画中的飞天相近。说法图下方分栏浅雕姿态各异的舒腿坐伎乐和舞者形象，在云冈石窟的伎乐和供养天人形象中已较常见，类似图像亦见于现存碑林博物馆的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造像背面，其姿态和形象特征与北凉石塔基座上的部分供养天人或护法天人颇有相近之处，根源似可上溯到中亚西亚地区的乐舞形象。

谭副造像正面和背面均有世俗供养人形象，头覆皂巾，身着交领窄袖袍服。男性单髻，腰束革带，下悬多组饰件，下身着裤褶;女性双髻覆巾，下着褥裙。此为典型的拓跋鲜卑装束，亦即文献中所记的“垂裙皂帽”服饰。类似的供养人形象在云冈一期的昙曜五窟中有大量发现，但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世俗供养人列像相对少见。

另外在山西大同发掘的五世纪中期前后的北魏墓葬也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对比图像，如大同沙岭太延元年(公元435年)M7出土壁画和漆皮彩画，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五世纪中期M229棺板残存的人物形象，雁北师院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宋绍祖墓出土陶俑，石家寨北魏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入葬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的Ⅰ式、Ⅱ式女俑和女乐俑，以及智家堡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棺板绘画，都可见到这种以“交领窄袖”、“垂裙皂帽”为主要特征的鲜卑服饰，其时代集中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至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

(二)建筑与装饰图案

谭副造像背面的殿堂将古代印度建筑中的塔刹与中国的高台楼阁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上设多层相轮、下置重楼阁道的“堂阁周回”式建筑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笮融起浮图祠的记载，实物则有新近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吴墓出土陶楼为证，与之相近的单层木塔图像在北魏至隋唐以后的敦煌、吐鲁番等地石窟壁画中亦常有见，应该是融汇中印建筑风格的早期单层木构佛塔的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单层木塔主体的殿堂部位，从下部的台基、踏道、勾片栏杆至中上部的檐柱、额枋、斗栱以至于顶部的瓦垄、正脊、鸱尾等均为中原传统的土木梁架结构。五世纪中期前后的北魏墓葬中也有近似的建筑实物和模型出土，但结构更为简单。

类似的实例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发现，保存最好的是第12窟前室东壁和西壁上层的交足弥勒龛，两者对比不仅屋顶、斗栱、额枋、梁柱及勾栏等结构近似，屋脊和梁架间一些非结构性的衔忍冬枝叶的勾喙鸟的做法也十分雷同(图一三)。另在云冈第9窟、麦积山第28窟及龙门古阳洞外立面均残存类似的建筑样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谭副造像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建筑因素，如正面重栱的样式，虽然可以上溯到河北望都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建筑模型，但在北朝建筑实例和图像中尚属罕见。而类似于昂的建筑构件，更是仅见于三国时期的文献，具体的实物和图像资料目前只发现于唐宋以后的建筑上。

谭副造像上的各类装饰图案均可在云冈一期、二期石窟及同时代的墓葬中找到相应的对比材料。背屏正面外缘的火焰纹与云冈第17窟东壁坐佛及第20窟东壁立佛背屏上的火焰纹做法一致，背屏边缘的细长连续三叶忍冬纹及莲花图案更是云冈石窟及太和初年北魏墓葬中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

主尊脚下底座上浮雕的体躯纤细、窄首长角的交龙图案亦见于云冈第12窟主室门拱上方(图一四;图一五)，而类似的龙的形象多见于龛楣及须弥山上。世俗供养人身前的博山炉式香炉样式在云冈第10窟门道顶部有见。而在谭副造像底座侧面连续忍冬装饰纹带内饰童子像(图一六)在云冈石窟亦较常见，如第10窟门道东、西两侧;另在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方座上雕刻的忍冬伎乐童子图案，与谭副造像上的同类图案在构图和雕刻技法上几无二致。

(三)造像的地域、时代与风格

造像题记记载像主谭副为发干县人，另在正面供养人题记中有魏郡魏县及邯郸县。发干县位于今山东西南冠县境内，时属阳平郡，邯郸县和魏县地当今址，时属魏郡。按北魏天兴四年(公元401年)，以邺为治所设相州，下辖魏郡、阳平、广平、汲郡、东郡、顿丘、濮阳和清河等郡，据此可确认造像主及相关人物均为邺下人氏。

谭副造像造型精美，文化内涵丰富，主尊样式上承古代河北地区的传统，弥勒及护法诸天具有强烈的西域和河西佛教因素，建筑式样融合中印古代塔、殿的特点，供养人的服饰反映了北方鲜卑游牧民族的特色。与之情况类似时代最晚的一件造像是邺城遗址早年出土的大代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造释迦像，其造像特征、构图方式和建筑结构与谭副造像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简而言之，谭副造像的总体风格是在北魏定都平城，统一中原北方地区，汇聚东、西方文化因素而创立了云冈模式之后，受其影响而出现的造像样式。虽然造像题记起首部位残损，纪年处仅见“五日辛丑”，但行文中皇帝与太子并提可以为断代提供一定的线索。

按北魏自五世纪中期以后，皇帝多年幼即位，与谭副造像年代相符且册封有皇太子的时代只有两个时间段，其一是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年)立拓跋宏为太子，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献文帝禅位，年仅5岁的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其二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立皇子询为太子，三年后废询为庶人，次年(公元497年)立皇子恪为太子，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综合主尊体形、袈裟样式、雕刻手法及菩萨、飞天和背屏上的弥勒说法图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因素，对比五世纪中期的北魏石窟及墓葬出土材料，可以确认谭副造像与太和改制前的云冈一期及二期前段至迁都洛阳前后北魏石窟和造像的各项特征均相符合，故其雕造时代当为公元五世纪后半段的北魏皇兴至太和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