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安平：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以聚落群为组织单位构成的大型聚落组织就是聚落群团。聚落群团又有二种类型，一种是“松散型聚落群团”，相当于摩尔根记述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临时性部落联盟[1];另一种是“一体化聚落群团”， 相当于摩尔根记述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永久性性部落联盟[2]。

距今5千年前后，中国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开始崛起，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发现与相关特点

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安徽皖东南水阳江流域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图1)表明，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就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及其组织形式。其中，聚氏族而居的地点和场所就是聚落;以单个聚落为单位构成的组织就是“聚落群”，相当于部落;以聚落群为单位构成的组织就是“聚落群团”，相当于部落联盟。

距今5千年以前，所有的聚落群团都属于早期类型，一方面它还不是史前社会以生产资料所有为部落所有为基础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多是独立与平等;另一方面，组织状态比较松散，聚落之间、聚落群之间空间距离都较大。因此，这种聚落群团就称为“松散型聚落群团”。

此外，民族学显示这类群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临时性，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一样，“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3]。

▲ 图1：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1)与安徽皖东南水阳江流域(2)旧石器早期遗址分布图(1引自谢飞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2引自房迎三《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距今8—6千年，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为了应对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文明起源了，社会的一体化由此起步。由于当时的聚落群是实体组织，所以社会的一体化首先从聚落群开始了。一方面，实力成为了血缘组织内部新型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之间地位明显分化，出现了核心聚落和从属聚落;再一方面，超越以往的血缘辈分，出现了基于实力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模式。河南新郑唐户裴里岗文化多聚落遗址[4]就是这种变化的代表，其中核心聚落就住在环壕里面，从属聚落就住在环壕外面。

距今5—4.5千年，新石器晚期中段。由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聚落群团掀起了一体化的高潮，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山东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所在就是典型代表(图2)。

湖北京山屈家岭[5]，屈家岭文化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236万平方米，共11个遗址(图2，1)，组织结构明显分成二级。位于环濠中间的一级是群团的核心聚落群部分，70万平方米，一共三个聚落，分别是屈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位于环濠以外的就是第二级，都是从属聚落群，

湖北天门石家河[6]，屈家岭文化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共18个聚落(图2，2)，明显分为三级。第一级，内城，为整个群团核心聚落群的核心聚落谭家岭所在，面积26万平方米。第二级，大城，120万平方米，为群团核心聚落群其他成员的所在地，分别是三房湾、邓家湾、蓄树岭三个聚落。第三级，城外，都是群团内其它的普通聚落群，至少5群14个聚落。

▲ 图2：各地史前晚期中段一体化聚落群团聚落遗址分布图

(1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2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3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4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群的初步考察》与《蒙城尉迟寺》)

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图2，3)[7]。虽然在这个范围内具体有多少聚落至今尚不清楚，但其整体的组织结构却非常清晰，共分四级。第一级，小城，即内城，20万平方米;第二级，大城，即外城，56万平方米;第三级，大城外西北的小环壕区域，30万平方米;第四级，位于大环壕以内的所有区域。

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体化聚落群团所在地(图2，4)[8]。组织结构可分三级。第一级，环濠聚落，濠沟以内约5万平方米。发掘表明，这是一处只居住了一个核心聚落的单聚落遗址。第二级，核心聚落群的其他成员，都住在环濠外面。濠沟西北，即“未发掘Ⅰ区”，约2万平方米;濠沟东南，即“未发掘Ⅱ区”，约1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与挖探沟实测”，它们都属于居住类遗址。第三级，其它聚落群，调查表明至少还有二群。

与以往“松散型聚落群团”和“一体化聚落群”相比，已有的发现表明，新型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具有六个方面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 一体化的组织级别和规模又上了新台阶。

仅就聚落的数量及组织规模而言，与以往相比，新出现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与扩大，如新出现的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群团，就分别只有11、18个聚落(图2，1、2)，而旧石器早期安徽水阳江流域的宣城群团就已有18个聚落(图1，2)，河北泥河湾盆地桑干河南岸群团则有12个聚落(图1，1)。

但是，历史变化的关键并不在于具体的聚落数量与规模，而是被一体化了的组织级别、规模和遗址数量。

距今8千年，历史上第一代一体化聚落组织出现了，由于只涉及聚落群，所以一体化的规模一般也只涉及3—5个聚落。距今5千年左右，新出现的第二代一体化聚落组织，由于是由聚落群为组织单位，所以一方面它说明人类一体化的组织级别升级了，另一方面又说明一体化的组织规模也上了新台阶，从此也就常见以往不见的10—20个聚落紧密抱团相聚的群聚现象(图2)。

第二， 一体化组织覆盖的空间范围明显缩小了。

由于地广人稀，聚落与聚落群组织成员之间社会地位都独立平等，所以距今5千年以前聚落群团覆盖的地域范围都相当广阔与空旷，如旧石器时代安徽水阳江流域宣城群团的覆盖面积就接近100平方公里(图1，1)，宁国群团就接近50平方公里(图1，2)。但是，聚落群团一体化以后，以往松散的组织模式被彻底改变了，所有的聚落群均历史性地近距离，如安徽蒙城尉迟寺群团;或超近距离，如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群团;或零距离，如山东日照尧王城群团，抱团相聚。因此，湖北京山屈家岭聚落群团，11个聚落才236万平方米，即2.36平方公里;天门石家河聚落群团，18个聚落才600万平方米，即6平方公里。安徽蒙城尉迟寺所在一体化聚落群团，虽然各聚落群并未超近距离的环绕在核心的周围，但其内部聚落、聚落群之间的分布密度仍明显超过了周边其它聚落群(图2，4)。

第三， 聚落群开始成为聚落组织的核心。

距今8—5千年期间，由于崛起的都是一体化的聚落群，所以它只有一级组织核心，即单个的核心聚落。正因此，当时所有的城址、环壕(濠)遗址都属于单聚落遗址。但是，距今5千年左右，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许多群团内的核心升级成了聚落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不仅导致核心的组织单位升级了，聚落群整体都成为了核心，如湖北京山屈家岭，环濠之内的就是整个核心聚落群的三个聚落(图2，1);还导致核心也开始出现了分级，出现了一级核心、二级核心，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图2，2)、山东日照尧王城(图2，3)，一级核心就住在小城里，二级核心就住在大城里。

第四，聚落之间、聚落群之间的等级地位分化不仅明显，而且层次更多。

距今8千年以前，由于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独立、平等的血缘社会，聚落群即部落就是当时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自然的长辈就是部落的领导，一切都听长辈的;所以当时的聚落群和聚落群团内部都不见各组织成员的地位高低分化，也不见核心和随从。

距今8千年开始，随着文明的起源，聚落群首先开始一体化。在实力的基础上，部落内各成员出现了明显的地位等级二级分化，一级是核心，另一级是随从。

距今5千年左右，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社会一体化和社会组织的等级分化都同时上升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一方面，聚落群整体历史性地成为了核心的组织单位;另一方面，非核心成员也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地位分化，从而标志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型”已现雏形。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三级的代表(图2，2)，山东日照尧王城就是四级的代表(图2，3)。

第五，历史上首次用内外城的形式来标志一、二级核心地位的不同。

距今8—6千年期间，随着聚落群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标志实力与地位的聚落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其中，距今8—6.5千年，核心的典型代表是长年无积水的环壕聚落，河南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即是[9];距今6.5千年，核心的典型代表新增加了常年有积水的环濠聚落，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即是[10];距今6千年，核心聚落的典型代表新增加了拥有濠沟加城墙双重防御设施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即是[11]。但是，由于当时一体化的组织全部都是聚落群一级的，所以一方面核心就只有一级;另一方面，所有的核心都是单聚落遗址;再一方面，所有的城址都只有一圈城墙

距今5—4.5千年，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聚落社会以实力为基础的等级地位分化日趋激烈和细化，聚落组织的核心成为了社会等级地位分化的重点。一方面，核心由以往的单聚落升级成为了聚落群，因而出现了一批多聚落居住的大型核心遗址和城址，湖北京山屈家岭就是环濠以内住着核心聚落群的大型遗址的代表(图2，1)，天门石家河就是城内住着核心聚落群的大型城址的代表(图2，2)。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核心聚落群内部不同聚落的不同地位，又出现了内外城的双城城址，核心聚落群的核心，也就是聚落群团的一级核心就住在小城即内城里，核心聚落群的其它成员，也就是聚落群团的二级核心就住在大城即外城里，湖北天门石家河与山东日照尧王城即如此(图2，2、3)。

第六、社会组织模式日趋复杂、多样、大型、高档化。

由于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核心聚落群的出现，都是历史的新鲜事物，从而也就明显使遗址、聚落与壕沟、濠沟、城址的组合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类似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山东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等聚落组织形态(图2)就都是以往不见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组织模式还出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大型化、高档化趋势。

一方面，距今5千年以前，所有的城址规模都不超过20万平方米，因为都是单聚落城址。距今5—4.5千年，由于核心聚落群的需要，又由于住进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城址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20—100万平方米的城址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距今5千年以前，所有的城址都属于聚落群一级，虽然一体化了，但实力仍然有限;因此，所有城址内部都少有高档的建筑和物品。距今5—4.5千年，由于有的城址已开始属于一体化的聚落群团，能够汇聚的实力，即人力、物力远超以往，因而不仅城址营建规模扩大了，结构复杂了;而且城址内含的建筑与物品也日渐高档化。湖北天门石家河大城内邓家湾遗址的祭祀遗迹[12]就是建筑高档化的代表，而京山屈家岭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彩陶纺轮，以及薄如蛋壳的蛋壳彩陶[13]就是物品高档化的代表。

二、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

就人类社会具体的发展而言的，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一)标志人类历史上第一代政治组织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4]，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进步与变革的结果。

历史的发展还表明，社会的一体化是文明起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而一体化进步与变化的关键又在于社会组织方式与规模的不断进步与扩大。其中，政治组织的诞生就是血缘社会血缘组织过渡转变为地缘社会地缘组织之间的关键环节与阶段。

所谓政治组织，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在实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特征的组织。考古表明，史前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第一代政治组织。

新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人类社会就是血缘社会，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的血缘组织。其中，拥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部落就是生产生活的实体，不仅规模很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都独立平等，管理也都是“长辈说了算”。

距今约8千年，文明起源了，文明带给社会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的一体化。但是，早期一体化的聚落群还不是政治组织，只有新崛起的一体化聚落群团才是。

有四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一体化聚落群的组织成员依然还是原来自然部落即聚落群的原有成员，因而它们的组织性质依然还是自然纯真的血缘组织，只是初步具有了一体化的特征。

第二，实力首次成为了一体化聚落群团真正的组织基础。

由于以前社会矛盾与冲突既不频繁也不激烈，所以各聚落群即部落之间在相互关系中就缺少利益的基础和纽带。然而，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人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与扩大，以往自然的血缘纽带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为了捍卫共同的利益就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新型一体化的实体组织。然而，又有谁有资格来主导这种组织的一体化呢?显然，新的历史背景和需求选择了实力，因为只有实力对内才能使其他成员服从他的领导，并将原本独立平等的诸部落都自愿拧成一股绳，对外才能率领众生为利益而奋勇拼搏。

值得注意的是，一体化聚落群团内部各成员之间虽然血缘关系还是基本的组织纽带，但实力已历史性地高于血缘纽带，成为了聚落组织最主要的组织基础。那些核心聚落和聚落群所拥的深壕(濠)与高墙就正是这种实力的体现。不难想象，没有实力其它聚落和聚落群会集体自愿来修筑和营建这些他们又不居住的环壕(濠)与城址吗?

第三，永久性跨部落。

新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虽然当时也存在基于血缘的聚落群团即部落联盟，但都是临时的，“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15]。因此，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则意味着一种新型永久性的大型人类实体组织出现了。诚如恩格斯所言：美洲印第安人“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16]。这种联盟整体与以往最大的区别，也是以往从来不见的，一是跨部落，二是永久性。那些深陷地下的壕(濠)沟与高耸地表之上的城墙就正是一体化聚落群团跨部落、永久性的标志。

第四，部落与聚落群的独立性丧失贻尽。

由于以往的聚落群即部落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实体，所以“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17]，部落“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18]，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独立、平等、各自为政、群龙无首。但是，为了在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往的聚落群开始整合成为了永久性一体化的部落联盟即聚落群团。因此，以往聚落群的独立与平等关系也就全部丧失殆尽。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山东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那些普通的从属聚落和聚落群之所以近距离、超近聚落、零距离抱团相聚在核心的周围，就是它们社会地位独立与平等特性基本丧失的最好证明。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四个方面一体化聚落群团不同于一体化聚落群的特征，也正是一体化聚落群团给社会带来的组织方式的四个重大变化。

(二)推动了血缘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及早期“城乡”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就认为人类社会之所有会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一方面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有关，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而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不可能有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与阶级和阶级压迫有关，“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19]。

对此，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的确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与农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有关。不过，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全部都只属于特定的血缘组织，而不是泛泛的地缘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是血缘组织内部的分工，而不是泛泛的地缘社会的分工。

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前考古还表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完全与阶级和阶级压迫毫无关系，而是文明起源与社会文明化的结果，是血缘组织利益一体化，跨部落政治组织的出现及其内部管理机制变革的结果。

对此，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聚落群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当时整个群团的规模较大，又由于核心聚落所具有的实力和权利，所以当时当地核心聚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聚落群团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其中，谭家岭遗址所在内城[20]不仅是核心聚落的所在地，而且还是政治中心，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中心，是中国史前“城乡”最早分工开端的标志。

虽然当时城内城外的聚落都是同一个血缘组织的聚落，也没有一个具有地缘社会“城”与“乡”的意义，也没有出现城乡分别以手工业或农业为生产重点的地缘化产业分工。但是，在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内部，核心聚落的地位与分工则确实导致了最早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由此启动了中国最早的基于血缘社会的“城乡分工”。

显然，这种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与城乡分工也同步改变了以往只关注聚落群，只服从聚落群，只为聚落群尽力，只在聚落群内交往的普遍生活方式。

(三)血缘组织内部分工的拓展，再次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分工就发生在距今8000前后，随着人与人等级地位的分化，以及标志等级地位的“奢侈品”的出现，专门生产“奢侈品”的特殊手工业也出现了。从此，聚落群内部就出现了特殊手工业与普通手工业的分工，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出现就是典型标志。对此，苏秉琦先生曾说过：“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21]。

距今5000—4500年，第二次社会分工又发生了，并有三大亮点。

第一，生产资料聚落群团大集体所有。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由于各聚落群即部落从原来独立平等的分散居住状态变成近距离、超近距离、零距离抱团相聚的状态，所以就说明他们以往的独立性已基本丧失，就说明新的生产资料大集体所有制已经形成。换言之，历史上第一代跨部落的生产生活实体因为聚落群团的一体化而出现了。

第二，分工的范围扩大了，并历史性地越过了部落的局限。

距今8千年左右，血缘组织内部的分工之所以都局限于部落与聚落群内部，因为当时只有部落与聚落群是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部落联盟不仅都是临时性的，而且结盟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需要。但距今5千年左右，随着人类社会组织以及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大型化一体化，以及部落和聚落群独立性的丧失，分工自然就出现在了新型的生产生活实体之中。这一变化虽然悄无声息，但却是历史性的，并由此揭开了商品经济出现之前分工的范围随社会组织的扩大而越来越大的历史序幕。

第三，分工更全更细。

分工更全更细实际就是分工的门类与分工的内容和层次越来越多。

以湖北天门石家河为例。

农业内部的分工：

由于当时整个聚落群团相聚的区域总共约6平方公里，平均每一个聚落最多只占有30万平方米，仅相当现代439亩。因此，在土地如此稀少的前提下要养活聚落群团所有的人就必须向外拓展。为此，不同聚落的耕作区域，面积大小，水资源的协调与利用，收获的集中与分配等等，都必须要分工与合作。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

位于大城西北属于核心聚落群成员的邓家湾遗址就曾发现过几处屈家岭文化时期用大陶缸状筒形器与塔形筒形器相套排列的祭祀遗迹(图3-2-9)。其中，有的陶缸上还有刻划符号[22]。这就说明那些大陶缸和塔形陶器的生产完全可能是陶器制作出现分工的结果，说明有的陶器的制作已经不再属于为普通聚落成员服务的普通手工业，而是进入了专门为群团贵族与贵族政治服务的特殊手工业的行列。

(四)出现了聚落社会的第一代政治中心

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史前社会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代政治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第一代政治中心的出现，聚落社会也历史性的第一次出现了精神、文化、物质设施方面的中心。又由于跨部落的一体化，可以汇聚的各种资源与人力、物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政治中心也实实在在的成为社会精神、文化与物质设施中心成为了可能。

考古发现，这种中心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大型遗址和城址，以及内外配套的双城城址。

从距今5千年左右开始，中国史前的遗址和城址之所以都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并同时出现了内外配套的双城城址。实际上，这种变化的关键就在于聚落组织核心的等级和规模都升级了，由以往的单聚落升级为聚落群，由以往只有一级核心变成了二级核心，所以遗址、城址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湖北京山屈家岭70万平方米的环濠遗址(图2，1)就是大型遗址出现的代表，此前中国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遗址。此外，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图2，2)就是城址规模大型化并出现内外双城城址的代表，此前中国也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城址及其内外双重结构。

第二，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和礼仪基址。

为了突出核心的地位，突出政治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史前遗址里面第一次出现了大型宫殿;又为了凝聚人心，显示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人权神授，显示权力的正统，史前遗址里面还第一次出现了大型礼仪基址。

对此，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就是代表(图3，1)，该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最早年代5千年左右[23]。

遗址除了发现了三重大型环壕，显示是一个多聚落及一个聚落群居住的遗址以外，还发现了可能系宫殿所在的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遗迹，以及三处分别属于核心聚落群不同成员的规模不同的夯土祭祀台遗迹(图3，1)。

第三，出现了贵族、礼器与贵族大墓

所谓“贵族”就是脱离了普通生产生活劳动并握有一定权利和财富的人员。所谓“礼器”就是可以标志贵族之间相互地位和财富差距的物品。

距今5千年左右的安徽凌家滩就是这方面变化的代表，并同步发现了大规模的礼仪建筑祭坛、贵族、礼器和贵族大墓[24]。

祭坛，面积约1200平方米，高约1米，位于整个遗址地势的最高处，充分显示了这个建筑至高无上的地位。

贵族大墓，不仅距离祭坛最近，而且墓坑也大，随葬物既高档、精美，又充满了宗教的神秘。其中，87M4与87M15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87M4，墓中共随葬玉器103件(组)(图3，2);87M15，共随葬玉器94件(组)(图3，3)。根据玉器的种类与数量，发掘者认为：“87M4主要随葬的是代表神器的玉龟、玉版、三角形饰、玉勺等和代表兵权的器物玉钺、玉斧，这表明87M4墓主人神权和兵权两种职能集于一身”。“87M15随葬玉璜30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玉璜数量最多、玉质和形状最丰富的墓葬，玉璜象征身份、地位、象征统帅的王权。同时组合器物有玉管49件，玉管与玉璜相配，相得益彰，显示豪华，再加3件冠饰，突出至高无上的统帅地位，玉冠饰的出现首次展示中国王权象征的风采。标志人文礼仪制度的诞生，象征以人为本的礼仪等级的出现”。

▲ 图3：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87M4、87M15平面图

(1引自《新华每日电讯》：《“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2、3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这说明，当时的聚落社会已经出现了史前第一批“贵族”，而且已经完全脱离了各种具体的生产活动。在他们的墓里，一是奢侈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它普通种类的器物，如普通的陶器普通的石器;二是虽然也有普通的生产工具，但这些工具并没有使用痕迹，并不是真正的实用器，而仅是表现了领导对普通劳动的重视，是一种象征物。

三、有关问题讨论

这里将讨论与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和认识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中国史前不存在“区域聚落形态”与“酋邦”

20世纪以来西方欧美的考古学经历了二个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前，考古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并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就是代表。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风气与学者至今根本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因为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古学就要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的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

受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由于他的《古代社会》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基础;所以他，虽然并不认识也没有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但他在书中关于人类早期血缘社会形态与组织、组织形态的研究成果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并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戈登•威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摩尔根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先进，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被中国考古学毫无顾忌的引进成为了“文明探源”的主要理论方法，还完全中国化了。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一是哪个规模面积大还特别有内涵哪个就是王，二是出现了“中心聚落”与“卫星聚落”。

2006年，王巍先生在《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25]一文中指出：史前“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它往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对中心聚落(包括夏商周时期的都城)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点”，“出于为中心聚落中的显贵们服务的需要……卫星聚落一般都位于中心聚落的周围……”。

然而，王巍先生并没有说清楚“中心聚落”是血缘社会的，还是地缘社会的?是血缘或地缘社会中哪一级的?也没有说清楚“中心聚落”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系?为什么无论血缘和地缘的“中心聚落”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原因?

显然，这种根本不考虑史前血缘社会复原问题而一味地用地缘社会才有的“区域”观念和思想来理解和粉饰史前考古发现的研究方法正就是目前中国聚落考古和文明探源工程最失真的理论与方法，只要是大遗址，只要是里面有大型宫殿、祭坛、大墓、礼器等“内涵”，，就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是区域的“王”。至于这些“中心聚落”如何与复原史前社会联系起来根本无人问津。

实际上，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26]，史前的聚落群聚形态完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的物化形态，聚落组织即群聚形态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历史的演变，而且还为其它方面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平台，一体化聚落群团的诞生即如此。因此，研究史前社会历史，一定要以人为本，先复原历史然后才能研究历史。否则，所有的历史都是假的。

“酋邦”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关于史前社会与国家起源的重要理论。它有二个要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二是认为酋邦是史前社会与国家之间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

不过，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早已证明,从旧石器早期开始，在史前人类的居住遗址之间就存在一种明显按血缘关系近距离相聚的群聚现象(图1)，这种现象就说明，人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以孤独的“游群”或“游团”为主要社会组织的历史阶段。

又由于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到史前晚期距今约5千年，部落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与组织单位。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位于“游群”之后才出现的“部落”时代。

距今8—5千年期间，为了应对人地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张，文明起源了，以往独立分散的血缘组织也踏上了以实力为基础整合一体化的不归路，并先后出现了一体化的聚落群和聚落群团。然而，却没有一种一体化的聚落组织与“酋邦”相似，也没有一种曾被中国的古人称为过“酋邦”。

距今4.5千年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古国，因此“酋邦”也不可能成为史前与国家出现之间的过渡形态和过渡阶段。

显然，当代西方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与“酋邦”理论，既不不先进，也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不符[27]。

(二)中国史前不存在“多元一体”结构

1997年，苏秉琦先生正式就中国的文明起源提出了“满天星斗”的理论与学说[28]，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有自己平等独立和独特的贡献。

苏先生的理论虽然并没有将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区别开来，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实实在在地科学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特点，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提供了一种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与视角。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多样特点突出，各地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差异也极大，这不仅造就了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也促使文明的起源各地自有不尽相同的特点。如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就以稻作为主，黄河流域就以粟为主，北方长城地带就以黍为主。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在强调文明起源“多元”的时候，还特别重视“一体”的问题，认为中国历史的“中原中心”现象早就出现了。对此，还有一些专家就从自然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以及中国史前各地文化的向心性结构等方面，论证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形成原因和特征[29]。

不过，历史与考古的发现共同表明，以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仅仅只在中国存在，而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现象虽然曾经发生过，但既不是自古就有，也不是一直都有。

第一，考古学文化是物质文化，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关系一般都是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互有影响和传播，而影响和传播的表达方式永远也只有一些文化因素的异同与数量的多少，永远也不会形成“多元一体”的现象与结构。就像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因素传遍了全世界，却没有形成“多元一体”结构一样，史前也不会因为有影响和传播的因素而出现“多元一体”的现象。因为，拥有考古学文化的人不答应。

第二，史前社会是血缘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形成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中原中心”的“多元一体”现象。

一般而言，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与传播都是后面的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就一直是一个血缘社会，这种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社会都是相互独立的组织单位，虽然在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相互都有很多的共性与联系，却没有任何组织明的暗的有希望社会“多元一体”的愿望、倾向和内含。与此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虽然中原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它成为中心，但它却从未成为过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中心，不仅史前最早的农业不在中原，最早的彩陶不在中原，最早的城址不在中原，最大的城址不在中原，而且最有“内含”的城址也不在中原。此外，距今5000—4500年，中原还遭到了外地人的大肆入侵。其中，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由南向北;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由东向西，几乎占据了整个河南的2/3[30]。这充分说明自然地理位置的中心性并不是使人服从并共建“多元一体”历史中心的原因。

第三，中国的历史早就表明，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中原中心”现象是从夏商周以后才开始逐渐形成的，直到秦汉伴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才开始定型。为什么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多数都在中原以外?为什么最后一统天下的是西部的秦国?显然，秦汉以前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存在持续不断地以中原为中心的特殊现象。

第四，元明清的历史更明确地告诉人们，具有某种人类共同体性质的“中原中心”现象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一方面，秦汉以前没有定型;另一方面，元明清以后，无论政治与经济中心，都出现了东移北移的现象。

正因此，不能放大了“中原中心”现象的历史意义，也不能将以中原为中心的一段“多元一体”现象视为中国历史经久不衰的演变规律。

事实证明，距今4500年以前，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是中国史前社会晚期发展的领跑者。

距今6000—5000年期间，中国史前第一座古城就崛起在长江中游湘西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上，而且具体的年代还远远早于中原地区。此后，相继崛起的城址还共同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是全国早期古城最多的地区，占了当时全国史前城址数量的3/4。

距今5000—4500年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又崛起并拥有了长江黄河流域各地数量最多的古城，以及作为一体化聚落群团核心的古城。与此同时，黄河中游一座类似的新城都没有。

在规模上，长江中游地区14座古城共有面积488.8万平方米，平均每一座拥有34.91万平方米。与此同时，长江中游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一体化聚落群团，最多的核心聚落群全体成员都住在一起的城址[31]。

显然，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及其核心城址为代表，长江中游地区才是那一段历史真正的旗手和领跑者。

(三)“河洛古国”是假的

在专家们的支持下[32]，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不仅成为了“河洛古国”所在地，还因此入选了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发现[33]。

为什么要将双槐树遗址命名为“河洛古国”所在地呢?主要理由有三点。

第一，面积大。是仰韶文化时期从郑州到洛阳这一广大地区面积规模最大的“巨型”聚落遗址，达117万平方米。

第二，特别有内涵。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图3，1)。

第三，是区域性的中心。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都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34]。

至于双槐树遗址的意义，一方面实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另一方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不仅是黄河文明之根，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还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和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的政治文明核心地位。

然而，利用聚落群聚形态复原历史的研究却表明，“河洛古国”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研究假大空的典型代表，是现代中国史前考古一方面发现精彩不断可另一方面研究泡沫又连天飞的惠外秀中的典型代表。

根据已有的调查资料，巩义双槐树遗址所在仅仅只是一个一体化永久性的聚落群团。

由图4(2)可见，该群团至少有10个聚落遗址，3个聚落群。其中，双槐树所在就是核心聚落群所在的遗址。根据遗址平面图可知，遗址内共有三处墓地，各自不仅独立性明显，而且面积巨大。其中，“墓葬一区”、“墓葬三区”面积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由于史前血缘社会既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也有聚族而葬的传统，所以这些墓区同时同规模的独立存在，很可能就是核心聚落群内不同氏族的墓地。“墓葬三区”，不仅位于遗址中心部位，而且还有重要墓葬，并距离大型建筑基址很近，所以应该就是聚落群内核心聚落与氏族的墓地;而位于中壕与外壕之间的“墓葬一区”、“墓葬二区”则应该是聚落群内其它普通成员和氏族的墓地。

类似双槐树这样的遗址在国内已发现很多，仅湖北距今5000年以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就不少于4例[35]，其中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即是。发掘还表明，它们与双槐树完全是同一性质的遗址，都是核心聚落群集体居住的多聚落遗址。

显然，上述遗址属性的相似性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其它遗址都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其之所以会出现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遗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成为了河洛古国，而是因为它成为了永久性部落联盟即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与规模虽然都升级了，成为了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但它的实力仍然有限。

一方面，由图4(1)可见，它所处地理位置完全是郑洛之间的丘陵山地，这对于以农业为食物主要来源的人群而言，其经济的自然发展条件肯定不如郑州、洛阳等平原为主的地区。

另一方面，丘陵山地内的遗址数量也明显相对稀少。

再一方面，与同期的洛阳盆地相比，双槐树所在组织都弱势明显。当时，洛阳盆地最大的聚落群团就是D群团(图4，2，洛阳平原，D)，由6个聚落群20个聚落构成，总体规模面积326.9万平方米，无论个体数量还是总体规模都远远超过双槐树所在聚落群团，整体实力也在双槐树聚落群团之上。

图4：郑洛地区地形地貌与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1引自网络卫星地图，2引自宋爱平《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分析》;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遗址形态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

显然，衡量双槐树遗址的实力绝不能因为个别遗址个体面积较大，还特别有内涵，就可以称王称霸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全面综合地评价双槐树遗址的性质及其实力。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考古学及其专家会无根无据地抬出一个“河洛古国”?为什么专家们会将从东到西纵贯郑州与洛阳地区近200公里，从嵩山北麓到黄河之滨南北向近40公里，总面积近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划归“河洛古国”管[36]?为什么将郑州地区的大河村、西山、点军台、汪沟、青台，洛阳地区的土门、苏羊等遗址都视为“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

显然，除了不够严谨以外，受欧美“区域聚落形态”影响的结果明显，一方面将“大遗址”周边所有比它面积小的遗址都视为它的统治对象视为一个“社群”，另一方面用面积的大小来定级并确定各遗址之间的从属关系，再一方面就是用地缘社会的理念将一定地区内所有的遗址都视同现代省、地、市、县一样的组织与政治结构。

实际上，史前不仅是血缘社会，而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属于人类的血缘组织与群体。因此，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血缘社会血缘组织物化形态的认识，有助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产生活实体组织的认识，更为人类走进历史,复原与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平台。

结束语

事实证明，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既是人类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之间的转折点与过渡阶段，还同步改变了人类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理应成为史前考古，重建中国史前史和文明探源的重点之一。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要么继续融入以“区域聚落形态”为标志的欧美体系，并用地缘社会学的思想和观念继续浮夸和炫耀史前社会遗迹遗物的历史特点与成就，继续制造更多的“河洛古国”;要么以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为突破口，实事求是地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的血缘社会史。

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时代正在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正在呼唤新的理论与方法。

希望考古学能吸取“河洛古国”的教训，也希望关于聚落群聚形态，关于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对于历史的意义的认识与研究都能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应有重视。

[1]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0页。

[2]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1页。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页。

[4] 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

[7]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2016年。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群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第9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

[9] 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 郭伟民：《澧县城头山考古发现史前城墙与城濠》，《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2日。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14] 恩格斯：《英国现状•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6页。

[1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页。

[1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页。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页。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页。

[1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1页。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版，第31页。

[21]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页。

[23] 苏湲：《发现河洛古国》，《南方周末》2020年6月4日;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

[2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25]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26]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27] 裴安平：《中国考古与酋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2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106页。

[29]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30]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3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32] 苏湲：《发现河洛古国》，《南方周末》2020年6月4日。

[33] 秦华等：《巩义双槐树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郑州日报》2021年4月14日。

[34]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

[35]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10-617页。

[36]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

裴安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教授 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