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2011年对榆木山羊砍峡岩画做了首次田野考察,后又在2016做了一次复查工作。共发现9处32幅羊砍峡岩画的遗存。

2019年4月清明节期间,又一次深入榆木山羊砍峡做了第三次复查工作,新发现5处16幅岩画作品,其中鹿岩画最为突出。其次为动物、符号与狩猎内容的岩画遗存。

本文以榆木山羊砍峡鹿图案岩画为例:1,浅议图腾崇拜文化背景下鹿岩画产生的动机与寓意。2,结合河西走廊古代气候研究文献及张掖明永乡西城驿考古出土的动植物标本,商榷岩画中的鹿在河西走廊古代适宜生存的气候、植被环境的时间段,由此推断出榆木山鹿岩画创作的大致年代。

【关键词】榆木山,鹿岩画,图腾崇拜,考古遗址、气候植被、变迁。

一、地理环境

榆木山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属祁连山支脉,座落在祁连山北缘。榆木山为独立山体,主峰海拔3180米,东起梨园河,西抵四满口(渣滓河口),全长60余公里,南北最大跨度15~20公里左右。

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榆木山所处的北祁连褶皱带属前震旦亚代至晚古生代发育的低槽性褶皱带。以褶皱、断裂为主要方式经历了多次且多旋回性和基础性的构造运动。

榆木山的形成说法不一,“长期以来,根据榆木山地块西缘前第三系与白垩纪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及与相邻盆地内的凹陷、凸起的配置关系一直认为是燕山运动晚期形成的北北西向的断隆,分割了酒东、民乐盆地”1。

然而从事构造地质学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榆木山西缘断裂的识别,参考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的综合分析对“榆木山断隆”的构造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可能是祁连山北缘断裂向北东叠瓦状逆冲作用形成的推覆片体。

这一认识将为河西走廊盆地的油气、水资源进一步勘探提出新的研究方向”。2

在各阶段地质变化和强烈的造山运动中逐渐形成“榆木山地块向北东方向逆冲推覆到酒东-民乐盆地之上,从而形成今日分割酒东、民乐盆地的构造格局”。3由侏罗系、第三系红层组成东段部分地貌,北麓断层交错,洪积扇宽展。

有各时期岩石出露。现裸露在外的岩石自山脊至谷底依次有寒武纪沙漠岩漆板岩、页岩、碎屑岩、粗砂岩和花岗岩等。

榆木上岩画多数凿刻在质地较为坚硬的黑色寒武纪沙漠岩漆板岩和页岩上。西低东高,海拔自西段2413米至东段主峰3180米逐一攀高,沿主山脊东上,南北两侧沟壑纵横,岩峰陡峭。现生树木灌丛多生长在北麓的阴坡谷底,形成如今的半干旱山地草原地貌和气候特点。但其海拔较高,上部有亚高山灌丛草甸分布,植被以旱生半灌木草本为主、葱属、蒿属植物占据亚优势地位,北麓阴坡谷底现存活有一定数量的云杉、铺地柏、榆树、青杨、沙枣树和灌木丛林分布。

截至目前考察发现的祁连山岩画中有八十六处上百余点近五千余幅岩画图像就出现在这座山脉,可谓是祁连山岩画最为集中考察发现的山脉之一,也是难得的一处露天岩画自然博物馆。

羊砍峡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间峡谷,有约3公里左右的高山峡谷与近8公里左右的山间谷地构成,现今任有多样性草本、木本植被分布其中,其主峰羊砍顶海拔2746米。峡谷内山势陡峭,寒武纪沙漠岩漆板岩大面积裸露在山脊与半山腰地带,是理想的岩画刻绘之地。

二、新发现的2处鹿形岩画及其文化窥视

画面一:(见上图)岩画位于一处面向西南方的黑色崖壁岩面上,崖壁高224cm,宽87cm。

首先来看画面中央一只昂首而立的鹿形图案。(见上图一、1)可见其脖颈微曲高昂起头部,长着华丽高大的犄角,躯体、四肢优美匀称,刻绘出的四条腿呈微微弯曲的站立状,它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视觉美感。

其腹下有一反向而立的小鹿,(见上图一、2)呈吃奶状(唯驯鹿雌性均有角)或是为了寻求庇护躲在了雄鹿的腹下。

可见其形象憨态可掬,令人怜惜。画面最前方是一只显双腿、小角、呈奔驰状的鹿形象,体型明显小于画面中央的这只体型矫健高大的鹿。(见上图一、3)这三只鹿均采用麻点状凿刻手法进行了构图,再用磨刻形式进行通体磨绘而成。

仔细观察凿刻痕迹,可以断定是用金属类工具创作完成的,这跃然石上的三只鹿是剪影式写实风格的岩画作品。

在画面的最上方可以看到采用凿刻线条勾勒出了一只猛兽的形象,(见上图一、4)观察其形体很像是猎豹。猎豹头平而滑,耳朵短身子长,猎豹在捕食的时候跑得很快,前腿往前扑,后腿往后蹬,身体变得很长。

从这些体形特点来看,这无疑就是一只追捕野鹿的猎豹,这只用简约线条凿刻而出的猎豹依然属于象征性写实风格的岩画作品,并不是后期岩画创作中的抽象风格。

▲ 图一岩画正面拍照图片

1.刍议—母子鹿岩画的鹿角崇拜

在岩画正面拍照图片中可以清晰可见画面中央的母子鹿图案形象。鹿是偶蹄目的1科,共16属约52种。大多数种类普遍具有四肢细长、尾巴较短,雄性体性大于雌性。

通常雄的有角,唯独驯鹿雌雄都有角。如果这个图案命名为“母子鹿”是否可以断定岩画中凿刻的属种就是驯鹿呢?在古代造型艺术中是否还会有类此的图形呢?

果不其然,在战国时期的动物瓦当图案中可见有长有大角的母子鹿图案,这会是一种巧合吗?(见下图)

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珍藏的母子鹿瓦当属战国时期建筑文物,那时的河西走廊处在月氏人的猎牧兼营的统治中,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月氏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拓展,向东直到陇西,与秦国建立物物交换关系,成为秦与西方各部族货物流通的中介。

战国时期,西域各国的商队千里迢迢到达月氏城,将中原的丝绸运往西方,可以说是开通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战国后期,月氏的势力更是如日中天,已有“控弦十万”之众。由此可见,月氏与战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广泛的交流与往来。

我们结合古代原始崇拜的鹿图腾形象与岩画上留下的鹿图形来看,不难发现这些鹿形图案里以“母性”符号出现的居多,古人对动物祖先的信仰研究,成果很多,已是共识。

因此“母性”符号鹿的出现反映出先民对母系祖先的思维认识,这就不难理解母子鹿的形象一时成为人们尊崇膜拜的对象,这次发现的小鹿在母鹿腹下吃奶成长的画面,或许就寓意着人类嗷嗷待哺的新生儿,象征了人类在母系祖先神鹿的庇护下正安然无恙的成长。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华夏大地上的古人们对“母子”形象的动物造型艺术给予了宽泛的文化寓意。以上同样题材的母子鹿图案之间是存在着古代造型艺术之间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接下来讨论母鹿为什么长角?我们派出岩画中长角的母鹿为驯鹿这一独特的雌性皆有角的属种,那么母鹿为什么会长角呢?

有研究表明“鹿角崇拜是鹿崇拜的主要形式。在北方民族原始“物候历法”概念中鹿角的春生秋落现象恰好与自然界中季节变化相吻合。在他们的原始宗教意识看来,鹿角是鹿“灵性”所在,鹿角的枝叉是鹿的灵魂和主宰神所居处”。4

所以我们常见到诸多北方猎牧民的萨满在神帽上都安插有象征鹿神的鹿角。这样看来,母子鹿岩画和战国母子鹿瓦当中鹿的雌雄特点已不再是逼肖写实的创作动机,而更多的是表达了古人对鹿角的崇拜与审美。反映出人们对春生秋落、枝杈华丽的鹿角普遍的原始思维认识。

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艺术造型中,无论是岩画、瓦当、还是青铜饰件上鹿的形象都表现为头重脚轻的形象,就是鹿角异常的高大,与鹿的体态失去比例,这种表现形式恰好是作者刻意对鹿角做的夸张处理,给予了其神圣的崇拜地位。蕴含着诸多的文化信息,它忠实的反映了古代先民的思想意识形态。

画面二:(见下图)岩画位于一处谷底面向东南方的地面岩石上,岩石横截面有近0.5平方米的平整面,岩画就凿刻在这一岩面之上。现场观察其凿刻痕迹,也可以断定为金属工具创作完成。

然而,这一处岩画的构图方式与图一中的构图方式完全不同,是采用单线和双线条轮廓勾勒凿刻手法完成,并凿刻出了动物的斑纹纹样。

依次从上到下来看,最上方刻绘出一只雌鹿形象,用单线条写实风格凿刻完成。躯干及头部均留白,可见其形体无角,三腿,长尾(见上图二、1)。其下方是一只斑纹猛虎与其呈连缀状。只是虎图案多被灰白色地衣所侵蚀覆盖,现场可见明显的刻痕走向。

虎的形象很明显,有着蜷曲的长尾,身显四道斑纹,双耳与头部好像正在向前注视,而刻绘出的四肢呈向前扑伏状。(见上图二、2)因此不容置疑,这是一只写实风格的斑纹猛虎形象。

其中值得商榷的是最下方的鹿图案具有与鹿不同的特点。(见上图二、3)它很明显是一只雄性鹿,有着高大向后弯曲的华丽犄角。然而它被岩画作者赋予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

首先是躯干部位的竖道斑纹,其次是有着开叉斑点的短尾,最后是嘴部下颚处的短须。在众多的鹿岩画中很难看到有着胡须的鹿形象。作者采用双线条与单线条进行轮廓凿刻,均在尾部、躯干及头部均凿刻出斑纹,其余部位做了留白,保留了原岩面。

其次在整个画面中还可见有两个不明动物图形(见上图二、3、4),其中图3更像是一种符号。而图4像是有着尖耳、垂尾的动物形。若看图识物,很像是一只垂着尾巴逃隐的狐狸。作者采用简约式线条构图方式凿刻完成。

▲ 图二岩画正面拍照图片

2.商榷—图腾崇拜与象征氏族联合后新图腾诞生的可能性

图腾崇拜是指人与某一图腾有亲缘关系的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产生。动物图腾的民族信仰在史书记载与民族志里有很多记载可查,这里不做赘述。

鹿崇拜和尚鹿习俗在北方猎牧民族中由来已久,是一个传承广泛、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在南到长城,北至西伯利亚和北冰洋,东越兴安岭,西达中亚草原的广袤大地上,曾经普遍存在过鹿崇拜和尚鹿文化。

直到今天依然遗留着诸多的“鹿石”、鹿岩画和有关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崇尚习俗。鹿崇拜是北方猎牧民族共有的图腾信仰和独具草原气息的特殊的文化传统。5

研究表明,图腾动物在古代的北方草原占据着猎牧民族宇宙观、生命观及价值观的重要心理认知位置。

图腾动物不仅带给他们视觉上的审美效果,还带给他们衣食住行的生存保障,他们相信对图腾动物膜拜与信仰会带给他们超穷的巫术力量。

对图腾动物进行膜拜不仅可以驱除恶魔和灾难。还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与护佑。因此,北方猎牧民把自身膜拜的图腾动物通过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的需求进行转换与结合,表现在了他们社会活动中的信仰、习俗、审美、伦理等文化内涵中来。形成了北方猎牧民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与人类文明。

他们热衷于把动物图腾凿刻在岩画中,通过身体力行的创作描绘,进一步亲近和触摸着图腾动物的神性与超穷的生存本领,通过巫术施加的魔力,他们相信自己有了战胜一切灾害与获取更多猎物与土地的信心和勇气。

他们更热衷于把图腾动物的各种造型艺术展现在艺术品和装饰品中来,出现了猎牧社会中被强制认同模式化艺术图案造型,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亲情纽带与血缘关系。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阐述表明的是早期岩画中动物岩画位居第一,这是因为在早期的人类猎牧社会中动物主导着人的繁衍生息。

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和各种动物结成了友谊、结成亲缘、结成你死我活的仇缘,结成难解难分的食物链。因此在岩画中出现的人物形象非常渺小,形成与动物在体型、力量等方面的差距,以此表现形式来传递出对动物的膜拜心理。岩画从一而终的刻绘了人依赖动物的生存关系,表达出人对动物的爱恨情仇。

孙斯琴格日乐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鹿图案岩画比较研究》中对青铜时期的鹿岩画创作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到了青铜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渐提高,便产生了审美观念,鹿岩画的风格向图案化、抽象化、符号化发展,出现了审美性很强的作品。

多表现与鹿岩画形象空白或身体形象填充各种形式的装饰,或与其他动物连成一体构成新的图案。青铜时期放牧的场面居多。这时期作画的目的在于具体物象之外的某种情趣、意象、不以逼肖为目标,是大胆的舍弃,高度概括产生了一般具体物象所不具备的价值,是岩画艺术的进步,这个时期的鹿图案岩画造型内容丰富,数量也很多”。6

这段论述恰好印证了这次发现的榆木山羊砍峡鹿图案岩画的创作风格与所使用的工具质地属性。我认为早期的动物岩画不是美术层面上的审美表达。

早期岩画创作所产生的动机与人的心理思维、生存环境、崇拜信仰有更直接的联系,从而主导着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最终形成了不同氏族有不同的动物图腾信仰的出现。

介于这种关系动物岩画给我们直观的提供了北方猎牧民族在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原始崇拜等社会活动中最为具象的史料依据。它是原始图腾信仰和神灵崇拜的历史遗存。(见下图1-5)

在这次发现的羊砍峡鹿图案岩画中最为诡异的现象是虎与鹿的尾部呈连缀状,雌性鹿刻有长尾连接在虎的尾巴上,而虎尾连接着雌性鹿的腿部(见上图1、2)。

显而易见,雌性鹿神情安然,作者并没有刻绘出鹿遇到野兽时那种机警逃遁的样子,更不是众多北方岩画中最常见的虎噬鹿图案,这一点所表现的神态形象至关重要。画面中可见猛虎躯干凿刻有条状斑纹,而其下方的一只雄性大角鹿同样在躯干及头尾部刻有条状斑纹。

这只鹿会是什么属种呢?我们知道梅花鹿和斑鹿都有白色的斑点,其斑纹是点状纹样并不是竖道状的,作者为什么不采用逼肖写实的手法进行创作,反却要给这只鹿刻绘出竖道斑纹呢?

这鹿虎连尾的创作形式与竖道斑纹样鹿岩画的构图动机值得商榷,难道仅仅是作者为了完成自己对审美的创作需求而完成的一次装饰化风格的鹿形图案吗?

如若不然,那么这种风格的鹿图案岩画是否存在有作者代表普遍意义的思维意识和图腾崇拜信仰支配下所忠实表达的某种文化寓意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结合整个画面来看,图案之间没有明显的叠压现象,也就是说画面是同一时期凿刻完成的。从整个画面的布局来看,为什么斑纹猛虎与那只雌鹿的尾部成为连缀形式呢?是否寓意着鹿图腾与虎图腾氏族集团的一种联合或联姻关系呢?

为更好的讨论不同氏族有不同动物图腾的存在,我们以古代活跃于今陕、甘一带的犬戌为例,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在西征犬戌时期曾“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里面说到的白狼、白鹿就是犬戌氏族集团中把狼和鹿奉为自身动物图腾的部落。

从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犬戌之中有不同图腾动物信仰的部落存在,他们之间属亲缘关系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地缘相邻关系氏族部落。因此才会有“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的记载。

在古代的北方猎牧民氏族社会中,会有很多不同动物图腾的部落存在,这也成为古代北方草原人类社会区分不同氏族集团之间的一种标志。

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不同氏族集团的大融合时期,氏族之间联合联姻关系的发生,会不会出现一种复合型图腾动物呢?

在古代的北方草原氏族社会时期“图腾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异。当一个氏族分裂时,图腾也随之分裂;而当不同氏族融合时,其图腾形象也随之融合。如傈僳族的熊氏族后来分成三个女儿氏族后,其图腾也分别分成了狗熊、猪熊、大熊等三个不同的氏族图腾。

而不同氏族融合的结果,便是复合型图腾的出现,如《山海经》中的鸟首蛇身和华夏族的龙、凤图腾等等。

这类复合型图腾的大量涌现,不但意味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老的氏族集团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集团的生”。7关于古代北方民族不同氏族联姻联合的记载我们在民族志里有很多这样的神话传说可以拿来印证这种推论。

据成书于13世纪中叶窝阔台时期的《蒙古秘史》卷一记载“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白色的鹿)。他们渡腾汲思水来到位于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就是蒙古族的最早人类祖先。据此推理“苍狼”与“白鹿”就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动物祖先。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解释为这是两个不同图腾氏族部落的联姻,表示了狼图腾氏族与白鹿图腾氏族的联盟或联姻关系。

综上所述,再来看上图岩画中这只躯干、头尾有斑纹凿刻的鹿岩画时,我们能不能推论它就是鹿崇拜氏族与虎崇拜氏族的一次联姻关系的记载。整个画面有着前因后果的潜在联系。

通过联姻关系便就有了鹿中有虎、虎中有鹿的新的联合集团。斑纹鹿图形寓意着因联合与联姻关系发生后一个新的民族集团和他的复合型图腾的出现。(见上图3)

北方岩画总是围绕着人与动物的生命关系展开创作,在狩猎文化背景下,人一旦失去了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几乎是无法繁衍生息的。动物对北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三、浅析河西走廊古代气候特征与变迁

自然环境的变迁是随着各阶段气候变化进行的,河西走廊有戈壁、绿洲、沙漠、各类草原、祁连冰川、高山森林、灌木植被和盆地。它们都是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自然景观。

古代历史时期的河西走廊气候环境与动植物情况是如何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相关的大量资料。

1.中国北方古代气候环境的变迁

通过对中国北方不同历史时期气候相关文献的学习,我们知道在遥远的古代河西走廊曾出现亚热带气候影响下空气湿润、雨水充沛,植被和野生动物大量出现和繁衍的自然景观。

榆木山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缘,它与河西走廊一同经历过各阶段气候变化的漫长洗礼。“在距今700万年到250万年的新生代第三纪时,河西走廊由于受大气环流的控制,气候高温潮湿,年平均温度20℃以上,年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

相当于现在的亚热带气候,有一定数量的常绿乔木雪松之类生长。进入新生代第四纪(距今180万年)以后,出现3次全球性的寒冷气候,河西走廊气候向干旱发展,形成的木本植物有云杉属、铁杉属、雪松属、松属、胡桃属、桦属、粟属、漆属、樨科、山矾科、栋科、;草本植物有麻黄属、藜科、菊科、蒿科、十字花科、百合属、豆科、禾木科、锦葵科、旋花科;蕨类植物有水龙骨科、萱科的孢子出现。

到晚更新世早期,因临近的祁连山、马鬃山、合黎山不断抬升,使潮湿季风受阻,难以到达河西走廊,气候继续趋于干旱,形成的植物逐渐接近现代。

在公元前1.8万年至1.5万年间,因气候干冷,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森林退缩,河西走廊成为荒漠地带。到了公元前9000年至5000年间,随着气候转暖,河西走廊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至4℃左右,以后年平均气温由2至3℃的摆动。

河西走廊在高温期,因水量充足,走廊及南山森林茂密,水草丰美,草原扩展,构成了天然的狩猎和放牧的良好场所。

从公元前5000年至今,气候向干凉方向变化,期间叠加了不同周期和不同幅度的冷暖颤动,在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1700年),降水锐减,森林减少,河西走廊比较稳定地被草原和荒漠草原占据”。8

在我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通过考古发现许多适合繁衍生存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动物骨骸,比如在河北阳原县一处新时期晚期遗址出土的皮毛犀骨骸,经碳14测定,为4000年前左右。

阴山北部的乌兰察布岩画中已确定有皮毛犀的图像,在甘肃镇原县姜家湾、寺沟口成功挖掘两处旧石器中期遗址,出土有皮毛犀、蒙古野马、大角鹿、鹿亚科、牛亚科等动物骨骸化石。

距离榆木山最近的嘉峪关黑山岩画中的动物属性经过相关专家论定,有大角鹿、水鹿、犀牛、瘤牛、巨貘、蟒蛇等。

以上动物的习性都是喜欢温湿环境的动物种类,它们的出现说明我国北方曾经历过适宜这些动物生存繁衍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2.张掖西城驿史前部落遗址的考古发掘

据相关权威资料显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13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中,甘肃西城驿遗址榜上有名,这一距今约4000年的古遗址考古发掘,为史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证。

西城驿是史前聚落遗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境内,范围为35万平方米,距今约4100年至3600年。

西城驿遗址是黑河流域中游发现的一处马场晚期至四坝时期的聚落遗址,该聚落以从事旱作农业为主,兼有饲养业,同时还进行冶金、冶铜等手工业生产。从2010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等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了8个年度的发掘。

经鉴定,从西城驿遗址出土已鉴定的木炭来看,主要有13种木本植物。这些“考古遗址中的木炭,不论是古代人类随机采集还是有意识的选择,都是人类行为活动的结果。

所以利用木炭重建聚落周围的植被和环境是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9从出土的这些木本植物的生存环境来看“云杉属的存在指示温凉湿润气候,考虑到西北地区以干旱为主要限制因子,所以指示的应是湿的环境。

柳属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滩地、低湿地所以柳属的存在,说明遗址周围有河流”。10可见当时的气候与植被环境处在一个相对湿润温暖的阶段。

西城驿考古发掘还出土了绵羊、猪、黄牛、狗、鹿、等动物骨骼。在《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先民食物状况的初步分析》一文中得知西城驿原始居民主要饲养(圈养、不排除放养)的动物是猪、狗、羊和牛。

在此我们舍去此文对西城驿先民对麦类、稻类、粟、黍、玉米、高粱等作物为主食的论述,主要通过他们对食肉情况的程度来推测西城驿先民是否会有狩猎活动的存在。

▲ 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铜器 图中7、8、11、12、13、17~19均出土于西城驿

从以上出土的这些工具是否可以看出西城驿先民的获取食物的方式有哪些呢、是否会有他们凿刻符号、图形的工具在其中?

对于他们的食物。专家可通过“出土动植物遗存、生产工具和各类器物等进行推论。相比较而言,碳、氮稳定同位素δ13c(δ碳十三)和δ15N(δ氮十五)的检测分析,并结合其他出土遗存加以综合研究可以获取来自人类或动物自身食物状况的直接信息、成为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通δ13c骼的分析,可以了解人或动物的主食状况”。11

通过相关专家学者对西城驿遗址先民食物状况的研究论定“该遗址食肉程度较多,似同身份等级情况无关,或许仅是反映了该遗址人们食物结构中的比重相对较高属于一种基本状况”。12

由此结论可以看出,西城驿先民的食肉需求量很大,而饲养的动物需要人为它提供食物,就算有放养形式存在,畜养的规模也不会很大,而家猪的食物多来自人的喂养,需要人们从自己种植的作物里分给它们一些。

因此,对猪的圈养数量也不会很大,那么他们的相对较高的食肉量,从哪里得来呢?别无选择——那只有狩猎了。

考古学家可根据出土器物的研究,得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因为一般来说,细石器常与畜牧或狩猎的人群相关联,或是畜牧与农耕兼营者常用的工具……

西城驿遗址也发现有细石器遗存,或可表明此处也曾经有过相对较多的畜牧业或狩猎活动。前文讨论过西城驿遗址人骨样品的食肉程度按层的递变情况,以及第6A层下M4墓主人的δ15N分析值高于14%,表明其食肉程度非同一般,若排除通过换获得肉类的方式,则只考虑较早时期这里畜牧业和狩猎的比重较大”。13

从地理位置来看,榆木山与西城驿遗址同在张掖境内,南北向往,遥相辉映。因此可以大胆推论榆木山曾经是西城驿先民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最佳的天然畜牧和狩猎场之一,他们或许就是榆木山早期猎人岩画的镌刻者。

通过西城驿考古发掘出土实物的不断研究,相关专家论定,距今4100至3500年间,西城驿遗址区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受距今4000年前后降温和变干事件的影响,距今4000年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向干冷趋势发展。当然这种气候的变化不是一撮而就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这种气候与环境的改变在河西走廊表现尤为明显。干冷气候导致温湿环境从此消失,导致森林退化、植被多样性改变,因此对气候环境有不同喜好的史前动物的生存状况受到极大地影响。

据此遗址考古对气候的研究推算可知,历史上的榆木山渡过了几经冷暖交替的时期,趋于向现在冬寒夏热、秋凉春暖,季节分明的气候特征过度。

气候温湿条件下生长的植物和出现过的动物消失灭绝,冷暖气候的不断交替,使得更多的动物消失或迁徙,再也看不见寒冷时期终年被积雪覆盖的榆木山峰峦。

不同动物的出现,代表着它生存在自身喜好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有必要对河西走廊的气候变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这样才能更好的去阐明不同动物在河西走廊的出现及灭绝、迁徙的生存规律,进而帮助我们确定岩画出现的年代和延续状况、族属和古文化等各领域的宝贵信息。

尤玉柱、石金鸣在《阴岩画的动物考古研究》一文中论述到“从我国北方地区1万年来气候变化的模式看,大约于距今8000~5500年间(地质上称之为大西洋期)是全世界气候的最佳期。那时候,我国北方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被发育,山区森林茂盛,野生动物大量繁衍。

久负盛名的东北黑土和华北泥石碳沉积正是这期的产物。据此,我们推测,出现麋鹿和野牛的岩画时代更可能是新石器时期中期(相当于仰韶文化鼎盛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角鹿、野牛、麋鹿和鸵鸟,在阴山地区不复存在。那时的野生动物只是大批北山羊、岩羊、马鹿、驯鹿这些更喜冷的动物了”。14

我对榆木山岩画动物种属和类别的确定作了大量的对比和参照,认同尤玉柱、石金鸣在其《阴岩画的动物考古研究》一文中论述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角鹿、野牛、麋鹿和鸵鸟,在阴山地区不复存在。那时的野生动物只是大批北山羊、岩羊、马鹿、驯鹿这些更喜冷的动物了”之论断。

因此,推测榆木山岩画中的鹿大多属于马鹿和驯鹿。我们知道鹿的不同种类有相对喜好的生存环境。多栖息于苔原、林区、荒漠、灌丛和沼泽。在气候影响下对植被变化的依懒性极强。岩画中的鹿也是一样,是先民亲眼目睹的动物之一。

对岩画中鹿的属种鉴定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历史气候依据,还可以大致推算出不同属种的鹿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致时间,进而判断出岩画凿刻的大致年代。

驯鹿与马鹿大多喜好温带季风气候环境,适宜在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的湿润性环境中生存。这里的湿润性泛指降雨雪较多时期的温湿或寒冷气候下植被繁茂特点为准,不代表干冷干旱的气候与植被环境。

河西走廊古代环境中的鹿种多生活于森林边缘或山地草原、灌木林草山,离水源近,食物较多的地方。

四、结 语

我国“岩画之父”盖山林先生指出“大胆遐想,细心求索,应该不失为在岩画学领域‘探险’的有效方法”。15因此,笔者对第一部分鹿岩画图腾崇拜文化的释读做了肤浅之谈,是不断学习之后所做的一些垦拓。

第二部分关于气候环境的文献参考与鹿不同属种的生存喜好来看,距今8000~5500年间是全世界气候的最佳期。我国北方处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被发育,山区森林茂盛,野生动物大量繁衍的时期。

距今距今4000年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向干冷趋势发展。干冷气候导致温湿环境从此消失,导致森林退化、植被多样性改变。

从考古发掘的河西走廊西城驿木本植物木炭显示,距今约3700年前后,河西走廊的气候从温凉湿润开始变干旱了。

中国北方气候向干凉干旱方向的变化,期间叠加了不同周期和不同幅度的冷暖颤动,最为明显的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距今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

进入公元后,在公元400年、1200年、1700年相继处在寒冷期,这些阶段降水锐减,森林减少。在寒冷干旱的气候影响下河西走廊比较稳定地被草原和荒漠草原占据。

从出土的动物骨骸标本研究及相对喜好的生存环境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受到寒冷气候与干旱环境的影响,生存在河西走廊南山一带的野生动物就只能是北山羊、岩羊、马鹿、驯鹿这些更喜冷的动物了。

因此,可以大胆推论,榆木山岩画中的早期鹿形象多属马鹿与驯鹿。榆木山岩画中的早期动物图像是河西先民亲眼目睹的产物。因此榆木山早期动物岩画的大致上限时间可以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距今4500——4000年之久。

河西走廊是史前人类发展繁衍的一片热土,是孕育河西走廊史前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摇篮。而祁连山岩画遗存地之一的榆木山地处不同历史时期农耕、畜牧、狩猎三种生产方式的交汇点上,可以说它见证了早期河西走廊先民火热的生活状况。

它是一座伟大的山脉,在它的身上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猎牧民族留在黑岩之上的亘古岩画,是我们研究发现古代河西走廊史前人类活动及后来的猎牧民族生产经济、宗教信仰、社会面貌、美学思想等各领域实属难得的宝贵资料。

由于岩画涉及学科较多,而我却学识有限,偶见错谬,势所难免。与岩画相比,可谓白璧微瑕,不掩美瑜之光彩。

文献引用注释:

1、2、3:潘宏勋、葛肖虹、刘俊来《对祁连山北缘榆木山隆起的质疑》载长春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1月,第30卷第一期,第一页。

4、5:王其格《红山诸文化的“鹿与北方民族鹿崇拜习俗》载赤峰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

6:孙斯琴格日乐《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鹿图案岩画比较研究》2011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7:梁海、高红樱《解读图腾存在的生命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5月,第35卷第3期。

8:杨惠福、张军武著《嘉峪关黑山岩画》第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9、10:王树芝、李虎、张良仁、陈国科、王鹏、赵志军《甘肃张掖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出木炭指示的树木利用和古环境》载《第四纪研究》第34卷第1期第4、5页,2014年1月。

11、12、13:张雪莲、张君、李志鹏、张良仁、陈国科、王鹏、王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先民食物状况的初步分析》载《考古》2015年第七期。第1、3、6页。

14:盖山林《阴山岩画》附尤玉柱、石金鸣《阴山岩画的动物考古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15:盖山林、盖志浩《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2月。

作者:杜成峰(甘肃张掖市肃南县大河乡文化站,肃南、73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