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沙祭祀区出土少量青铜容器残片，过去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通过比对，可以识别并定位出这些残片所属容器及其年代。金沙青铜容器的器类包括折肩尊或罍、方尊、双耳罍、提梁卣等多种，其年代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前后、商周之际前后、春秋时期等不同阶段，产品的来源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金沙祭祀区的青铜容器表明，金沙与三星堆有相当长的重合时间，它们曾经同时作为成都平原的中心聚落;成都平原主要是通过长江中游及邻近区域，多时段持续地保持与中原文化的关联。

一般认为，金沙是与三星堆在文化面貌和社会性质上近似，并取代三星堆成为其后的古蜀王都所在。金沙祭祀区也出土大量与三星堆祭祀坑器类、器形相同的遗物，表明二者的确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不过，金沙不见三星堆那样的成形青铜容器，而只有少量容器残片或部件。由于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往往是靠中原文化因素来断代，金沙与三星堆出土容器的差异性，会影响到对两个聚落年代、性质的评估。本文拟通过比对识别、观察金沙青铜容器所属器类、年代，来认识这些容器的文化属性，并由此理解成都平原青铜文明的格局。

一

金沙是位于当今成都市区的一处大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存中黄金、青铜、玉石等贵重材质的器物，集中出土在遗址东南部的祭祀区。祭祀区主要位于被称之为“梅苑”的地点，于2001年被发现并开始发掘[1]。发掘者很快发表了考古简报(以下简称《梅苑简报》)[2]，最近又出版了文物精品图录(以下简称《金沙遗址祭祀区》)[3]。这些报道展现了金沙祭祀区出土物的概貌，也让研究者得以了解金沙聚落的文化景观。

青铜容器在金沙祭祀区所见很少，且只见残片，因此过去未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按照《梅苑简报》统计，祭祀区出土青铜器479件[4]，其中有领璧、戈等几何形器401件，立人等像生形器44件，涉及容器的，只有在其他34件青铜器中包含的4件残圈足。即便是在对金沙遗址青铜器的专项研究中[5]，容器也因为可识别性差而较少提及。最近，田剑波、周志清讨论了金沙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识别出5件容器与三星堆出土容器的年代及性质一致，由此得出“金沙与三星堆同为成都平原上的商代晚期高等级中心聚落”的认识[6]。这是对金沙青铜容器研究非常有见地和有意义的认识。

目前发表资料所见，金沙青铜容器均为残碎程度严重的小片，或者是附属于器体上的部件。不过，绝大部分的残片或部件形制特征明确，辨识度较强，可以明确识别并定位到相似器物之上的，从而也就易于确定其年代。目前可识别的容器，包括折肩尊或罍、双耳罍、方尊、提梁卣等。以下按这些器物类别分别讨论。

(一)折肩尊或罍

T7913⑦∶1、T8105⑦表下∶34、T8004⑦∶60等3件残片，为田剑波、周志清论文发表。(图一：1、2、4)该论文已经指出这些残片与三星堆折肩尊、罍的关联。3件残片几乎都满饰花纹，纹饰特征的一致性颇强，即都有半浮雕凸起，浮雕和平面都装饰云雷纹，纹饰在观感上均匀度很强。

图一 金沙折肩尊或罍残片及相关器物

1. 金沙 T7913⑦ ∶ 1　2. 金沙 T8105⑦表下 ∶ 34　3. 金沙 D6 ∶ 2　4. 金沙 T8004⑦ ∶ 60　5. 三星堆K2②∶ 151尊　6. 三星堆K2②∶159罍

这3件残片，属于浮雕兽面纹的局部，还可以复位到浮雕纹饰的尊或罍器壁上。以下以半浮雕装饰的三星堆K2②∶151尊为参照标本说明[7]。(图一：5)K2②∶151尊腹部和圈足饰浮雕兽面纹，口径49厘米，圈足高22.4厘米，通高56.5厘米。

金沙T7913⑦∶1属于尊腹部兽面纹中部(图一：1)，其“土”字形半浮雕的鼻梁为兽面纹中轴，靠上两侧对称分布的竖条形半浮雕是鼻外的立羽，左侧的“C”形半浮雕为兽面纹的角，残片属于兽面纹从鼻梁到双角之间的部位，鼻梁上方形的凹口，原应设置有尊肩部的兽首。此片残高15.7厘米，大体合乎三星堆K2②∶151尊腹部的高度。

T8105⑦表下∶34右侧突起一条扉棱(图一：2)，扉棱两侧的云雷纹相对，同时扉棱顶部有长方形缺口，这属于圈足上部的镂孔。很明显，这是一件尊或罍圈足的残片。圈足左侧纹饰属于兽面纹的右部，其中半浮雕纹饰上部为兽面纹的角，下部为嘴的一部分，其右为兽面纹躯体。此残片包括从圈足的顶部到底部，高12.5厘米，是属于圈足较低矮的尊或罍，比三星堆K2②∶151尊圈足22.4厘米的高度小了许多。

T8004⑦∶60与上述T7913⑦∶1左侧的“C”形半浮雕兽面纹的卷角结构相同(图一：4)，这种宽扁体的角都属于尊或罍腹部的兽面纹。T8004⑦∶60兽角向右卷，与T7913⑦∶1向左卷相反，属于腹部兽面纹右侧。该片残高5.2厘米，与T7913⑦∶1的比例相若。

除了以上三件器壁残片之外，金沙祭祀区还出土属于折肩尊、罍肩部之上的小鸟形装饰部件。

金沙D6∶2(《金沙遗址祭祀区》图97)，鸟扁体，高4.9厘米。(图一：3)《金沙遗址祭祀区》称之为“铜鸟”，并将其与其他圆雕的鸟归为一类。按，金沙圆雕的鸟与三星堆所出同类器一样，一般都是勾喙，并有层次地塑出尾、翅等器官，这类圆雕的鸟都是以足部为结合点、通过焊接连接到器物的主体[8]——在三星堆主要都是立于神树之上。金沙D6∶2这种扁体鸟是不同的类别，扁平的器体，厚度如器壁，只在双眼处凸起。此类鸟均无双足，鸟腹下有较长的结合部，都是通过浑铸设置在折肩尊、罍的肩部，如图一所示的三星堆K2②∶151尊。

这类折肩尊、罍肩部的小鸟，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中还有其他未发表的标本。

金沙以上4件残片和部件，都可完全对应到三星堆出土的半浮雕纹饰的尊上(图一：1-5)，也同样可以匹配到三星堆半浮雕纹饰的罍上(图一：6)，如三星堆K2②∶159罍(《全集》十三：68)[9]。这也就是说，金沙出土的这类容器残片，与三星堆K1、K2同类尊、罍的年代、性质相同。

在年代上，三星堆折肩尊、罍的形制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四羊首瓿相同(《全集》四：92)。笔者认为这些器物风格一致，年代约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之间[10]。而对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商末周初。也就是说，三星堆折肩尊与罍的制作年代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二)方尊

金沙出土两件青铜容器的残片和方尊相关，一件是瓶状角兽首(T8004⑦∶37)(图二：1)，《金沙遗址祭祀区》图96称之为“铜怪兽”，一件带扉棱的圈足残片(C∶210)(图二：2)。

图二 金沙方尊残件及相关器物

1. 金沙T8004⑦∶37 　2. 金沙C∶ 210　 3、4. 泉屋博古馆兽面纹牺首方尊

兽首是在青铜器平面装饰之上突起的浮雕装饰，最早开始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当时是作为兽面纹平面装饰的补充，安置在尊的肩部。殷墟文化时期兽首装饰大大增多，设置在尊、罍、卣、簋等类器的肩、颈、腹部。殷墟文化时期兽首还蔓延到提梁、耳鋬等器物附件上，成为流行的装饰手段。兽首一般都是与器物主体浑铸，只有少数分铸或焊接，但后者可能会松动或脱落。

瓶状角形似非洲长颈鹿角，最早出现于阜南龙虎尊(《全集》一：117)和三星堆龙虎尊(《全集》十三：87)的龙首之上。西周早期，带瓶状角的龙首向左右展开两条躯体，成为流行的装饰设计。作为有首无身的瓶状角兽首，出现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如妇好墓方罍(《全集》三：94)。殷墟文化晚期一些壶或卣的提梁兽首，或尊等器肩部的兽首上可见瓶状角装饰。至西周早期后，瓶状角装饰趋于消失。

金沙T8004⑦∶37瓶状角兽首，高5.3厘米。(图二：1)兽首作全雕的鸟形，其下的底座上有对穿的圆孔，这是焊接到器体上的技术设计。不像那些圆尊或罍上的兽首低矮地趴在肩部，这件兽首较窄长而高，与器体的接触面较长，应该是立在方形折肩尊或罍肩部的四角位置上。在形制上，类似这样鸟喙分别向上、下两个方向突起的鸟形兽首，是从妇好墓出土的方形折肩尊上开始出现的。妇好方尊在肩部四角的兽首，整体作鸟形，鸟喙向上下伸出作双钩形(《全集》三：108)。而与T8004⑦∶37形制相同，即双钩形鸟喙、瓶状角的兽首，只见于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兽面纹牺首方尊[11](图二：3、4)、原藤田美术馆收藏的兽面纹方尊[12]等少数器物。总之，金沙T8004⑦∶37瓶状角兽首装饰在方尊肩部四角，是很确定的。

金沙C∶210长6.3厘米，高7厘米(《梅苑简报》图六一)。(图二：2)表面饰雷纹，中部凸起扉棱，其下为器边缘。田剑波等的论文也谈到这件残片，谓“器壁较厚，器体略显厚重”。从图片上看，器壁为扁平的形态，加之厚重的体量，应该是属于方尊的圈足。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还陈列有较厚扉棱的残片，扉棱呈“F”形，也应该是方尊器壁残片，“F”形扉棱是商末周初容器的年代特征。以上几件残片所属的方尊年代，也应该在商末或者商周之际。

(三)双耳罍

和折肩罍近似，双耳罍也是小口深腹的盛酒器。不过，双耳罍为圆弧的鼓肩，并在肩的两侧设双耳，在下腹设一鋬，便于提携和倾倒。器形的不同，特别是因为设置双耳，使双耳罍在制作技术、装饰上都有别于折肩罍。因此双耳罍是作为一种新的器类出现于殷墟文化时期，功能上同时取代了折肩罍。西周早期双耳罍处于兴盛阶段，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西周中期后迅速走向衰落。在长江流域，双耳罍延续的时间较长，春秋早中期乃至更晚仍有所见。

金沙祭祀区并没有出土双耳罍器体的残品，但一些部件如衔环、兽首等应该属于双耳罍。

关于衔环。殷墟文化末期，衔环开始加设在双耳罍的双耳上，以利于提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衔环出现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殷墟郭家庄西M160亚址罍(《全集》三：81)，双耳的衔环较厚实。殷墟刘家庄北地M1046∶25方罍也设有衔环[13]，这些是最早阶段的衔环。在技术上，衔环一般为一对，先铸而后埋设在双耳的陶范中，铸成双耳后衔环就套接在耳下了。实际上，商周之际前后的双耳罍大部分并不带衔环——当然这也不排除器物上原来是有环的。西周中期之后，衔环变得更为发达，并出现在罍、盆、盂、簋、壶上。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前后，衔环主要设置在壶、簋以及罍的双耳上，其中圆壶或方壶的双耳一般都有衔环，并成为流行的方式。春秋中期之后，衔环多见于各种壶类器。春秋晚期壶上的衔环开始附着在贴壁的铺首上，这样的铺首衔环又在战国时期从各种壶类器扩展到木棺上，其后更是作为生活用器，出现在房门上，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以上衔环中的大多数，都是素面。衔环装饰纹饰者，在西周早期饰云纹，两周之际前后有纹饰的较多，且一般都会装饰当时流行的重环纹。金沙一些被称为环或璧环形器的，应该就是双耳罍或类似双耳器上的衔环，如以下的两件。

金沙T8105⑦∶18环(《金沙遗址祭祀区》图64)(图三：1)，装饰连续三角云纹，直径11.8厘米，厚0.5厘米。根据纹饰，知其属于西周早期。

金沙C∶1283环(《梅苑简报》图三八，图二〇：18)(图三：2)，为残断的一节，复原直径11厘米，环面宽1.3厘米。这种装饰的衔环在两周之际前后的壶等类器上颇为常见。

图三 金沙双耳罍的衔环及小罍

1. 金沙T8105⑦∶ 18　 2. 金沙C∶ 1283　 3. 金沙C∶ 552 　4、5. 竹瓦街蟠龙盖兽面纹羊首罍及其衔环

以上两件衔环，直径均超过11厘米。彭州竹瓦街西周早期蟠龙盖兽面纹羊首罍(《全集》十三：8)通高50厘米(图三：4、5，图八：1)，按比例计算其衔环直径不到9厘米。也就是说，金沙这两件衔环所属的双耳罍器体更大。

两件素面衔环器形较小。C∶552(《梅苑简报》图三七，图二一：6)直径5.3厘米，孔径3.6厘米。(图三：3)《金沙遗址祭祀区》图63著录一件，直径4.3厘米，孔径3.7厘米，厚0.1厘米。两件均素面无纹，器形较小，应该属于西周早期体量较小的双耳罍。

关于兽首。兽首的源流已如前所述，商周之际前后是兽首开始发达的阶段。金沙C∶198作牛首形，宽2.4厘米，高3.1厘米(《梅苑简报》图六〇、《金沙遗址祭祀区》图102)[14]。牛首根部为圆筒形，这是以此套接在器体上凸起榫头上、完成焊接的设计[15]。

金沙C∶198牛首双角尖且上扬，其上饰云纹，平面造型是商周之际前后中原文化青铜器中牛首的典型。不过，全雕的兽首在尖角处凸起、兽首在颈部以焊接的方式连接到器体，只在当时少数装饰夸张的器物上见到。在淳化大鼎腹部扉棱之下，装饰有相同的牛首，这是鼎中唯一的例子(《全集》六：122)。(图四：3)在随州羊子山M4出土青铜器中，也见几件这种焊接的兽首(图四：4)[16]，只是兽首器形不同。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一对双耳罍(M111∶110、M111∶120)[17]，双耳之间的牛头形兽首(图四：5、6)，不仅器形与金沙C∶198相同，通过焊接与器体连接的技术特征也是相同的，可知金沙牛首很可能属于这种双耳罍。彭州竹瓦街蟠龙盖兽面纹羊首罍(《全集》十三：78))双耳之间设羊首(图八：1)，是类似的兽首设置。而竹瓦街另一件形制相同的蟠龙盖兽面纹罍(《全集》十三：76)，双耳之间不见兽首，但可见连接兽首的榫头(图八：2)，可知原来也是有类似的设计，这也更说明金沙牛首的此类属性。叶家山M111、竹瓦街窖藏的年代都在西周早期，金沙C∶198兽首也应该是属于西周早期的。

图四 金沙及西周早期周文化器物焊接的兽首

1、2. 金沙C∶ 198　3. 淳化大鼎　4. 羊子山M4神面纹尊　5、6. 叶家山M111 ∶120双耳罍

金沙祭祀区两件年代较晚的兽首，是属于春秋时期的双耳罍。前述的双耳罍在西周中期后的周文化区基本消失，但春秋早中期在周文化周边地区多见，被学者视为周边国族“文化复古”[18]。从春秋时期双耳罍的流变和分布看，很可能的情况是承袭西周中晚期周文化较多的江淮地区继续沿用双耳罍，在春秋早中期该地区的蓬勃发展阶段，双耳罍向北发展到包括今山东的淮泗地区，向西在楚文化以南、今天的两广及湘川一带流传。上述地区这些双耳罍器形和装饰非常接近，双耳端部往往有发达的兽首，兽首也都作前伸状，原来环形的双耳和作为提拿的功能都已蜕化。这类双耳罍的典型如桐城长岗村出土的龙纹双耳罍(图五：4)[19]、牟托M1牛首耳夔龙纹罍(《全集》十三：82)(图五：5)。

图五 金沙双耳罍残件及春秋时期相关双耳罍

1. 金沙T8206⑦∶ 45　2. 金沙T8405⑦∶ 16　3. 金沙T7607⑦∶ 1(《精品图录》图105)　4. 桐城长岗村罍　5. 牟托M1牛首耳夔龙纹罍

《金沙遗址祭祀区》图101著录T8206⑦∶45的所谓“铜牛”(图五：1)、图103著录T8405⑦∶16的所谓“铜灵猫”(图五：2)，两件动物造型有所不同，但都是兽首前伸，粗壮的颈部残断，其形态与春秋时期双耳罍的耳端兽首相同，也应该属于这类双耳罍，其年代在春秋早中期。

《金沙遗址祭祀区》图105著录的T7607⑦∶1，器形是一件基本完整的双耳罍。(图五：3)但该器仅高3.6厘米，只是模型或明器。该器形制特征也与竹瓦街、叶家山同类器近似，年代属于西周早期。

(四)提梁卣

《金沙遗址祭祀区》图104著录的T8406⑥∶2，宽2.2厘米，残长6.2厘米(图六：2)，是两个环形部分相套的残件，其中半环形部分属于器壁，带兽首部分属于器物提梁。这种兽首只见于西周早期提梁卣，比较容易识别。形制完全相同者，如扶风刘家村西周墓葬出土器形完全相同的卣[20]。(图六：1)这也表明金沙T8406⑥∶2典型的中原文化特性，其年代也应该属于西周早期。

图六 金沙提梁卣部件及相关器物

1. 刘家村西周墓葬提梁卣　2. 金沙T8406⑥∶ 2

除了以上可以明确器类及所在部位的残片和部件之外，金沙还出土有其他一些容器。田剑波等论文讨论的两件瓿类器，年代相当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同类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图90的T7509⑥∶1虎形器[21]，可能是一件提梁盉的流口部分，其年代约在东周较晚时期。《金沙遗址祭祀区》图93的T7009-7110_I2∶18龙器钮，钮底部分较小，应当为一方形器的器盖，是一件子口盖接母口器，可能属于东周时期方缶之类的器物。这些器物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将不作进一步讨论。

二

金沙出土的以上青铜容器，主要包括折肩尊或罍、方尊、双耳罍、提梁卣等。明确了它们所属的器形，以下再讨论其文化背景及来源。

(一)折肩尊或罍

金沙折肩尊或罍的残片同时可以匹配在三星堆K2②∶151尊或K2②∶159罍上，说明这种尊、罍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实际上，金沙折肩尊或罍和三星堆同类器一样，都与本地器物风格完全不同。这些尊、罍器形特别是装饰，在殷墟文化时期类似物很多，年代和性质都比较清晰。

折肩尊或罍兴起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在郑州商城、盘龙城都有大量发现。殷墟文化时期的中原政治中心地区，折肩尊特别是折肩罍数量趋少。但在长江流域，约当在洹北商城时期及其后，出现了大量折肩尊或罍，说明在长江中下游交汇地带存在一支青铜文化，其产品和技术又扩散到其他地区[22]。由此可以理解何以在江淮地区、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以及汉水流域众多地点都发现有折肩尊和罍，以及同性质的瓿。出土尊、罍的这些地点，分布在长江和汉水沿线，形成清晰的文化传播线路。(图七)在三星堆1986年的两个祭祀坑中，共出土此类尊和罍15件、瓿1件。2019—2021年度祭祀坑的发掘，又有新的同类尊、罍出土。笔者提出三星堆器物坑尊、罍是自长江中下游交汇区域传播而来的看法[23]，近年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

图七 殷墟文化时期南方地区相同风格的折肩尊、罍、瓿及其分布

长江流域的此类尊或罍都装饰兽面纹，明显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但这些尊或罍又有不少与中原政治中心不同的器形和纹饰特点，其中和金沙容器这件尊或罍共同的特点，可总结有如下一些。

a.器形多在40～70厘米之间，形体高大，但又较为轻薄。铸造中，轻薄的器壁在处理浮雕的兽面纹时，内壁都要做相应地凹入，这样的工艺我们过去称之为凸凹式铸法。

b.兽面纹构图多为高度近似的几类，但又都与中原政治中心同类纹饰构图有所差别，特别是在一些浮雕兽面纹的关节处，装饰有圆凸的乳钉。

c.扉棱较为发达，且往往作连续的“C”形排列。扉棱都位于各组兽面纹交接处，而兽面纹中轴处则无，这也是与中原地区扉棱设置的不同之处。同时，在与扉棱对应的肩部，常常立有扁体的小鸟，小鸟的体侧往往饰有云纹。

长江流域尊、罍以上特征，不见于中原文化中心区域同类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成都平原此类器来自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看法，也是基于这样的特性。金沙折肩尊或罍的三件器壁残片(T7913⑦∶1、T8004⑦∶60、T8105⑦表下∶34)，兼具上述a特征的凸凹式铸法和b特征圆凸乳钉，T7913⑦∶1在鼻梁中轴处无扉棱，具有c特征。金沙D6∶2等扁体小鸟扉棱，合乎c特征。这也就是说，金沙这些容器残片，也是通过长江交通线路，从东部地区进口而来。换言之，金沙和三星堆所使用的尊或罍，产品来源完全相同。考虑到长江流域尊、罍一些装饰和技术特征的同质性，金沙的这类容器残片，应该代表了不同个体、尊或罍的不同器类。

(二)方尊

在经历二里岗文化的流行期之后，折肩尊和罍开始分化为不同的发展方向，折肩罍被新出现的双耳弧肩罍所取代，而折肩尊继续见于高等级墓葬，并发展出方形折肩尊。方尊在殷墟花园庄东地M54首见，其后在妇好墓、郭家庄M160等高级贵族墓中常见。

基于以上背景，方尊在长江流域出现的年代，应该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也就是晚于长江沿线的折肩尊与罍。由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及其后，长江流域除了宁乡青铜器群那样非常接近殷墟青铜器的之外，其他地点青铜器本土特色浓厚，极少有方尊出现。三星堆K2出现过方体圆口尊、方体圆口罍[24]，纹饰特征与圆体尊非常接近，可能是长江中下游折肩尊、罍青铜文化中心年代稍晚的产品。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具有中原文化直接源流、兼有本地特色的方尊，是20世纪50年代长沙拣选、据查出土于常宁的兽面纹方尊。该尊高54厘米，现在图录所见肩部四角的瓶状角兽首为当代修复[25]。常宁方尊上的兽面纹构图与殷墟晚期典型商文化兽面纹几乎完全相同，表明其中原文化的来源与背景。不过，常宁方尊腹部、圈足兽面纹的鼻端和嘴角都有长江流域折肩尊、罍那种圆凸的乳钉装饰，显然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常宁方尊是长江流域在殷墟文化晚期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产品，说明长江中游地区在商末还存在生产方尊的能力。

金沙T8004⑦∶37瓶状角鸟形兽首与中原文化方尊兽首完全相同，难以判断产地信息。不过，金沙C∶210方尊中部扉棱两侧为雷纹，则与中原文化方尊有别。扉棱是中原文化尊类装饰纹样的中轴所在，往往为兽面纹的鼻梁，或者是两个动物纹样的聚首处。而金沙C∶210雷纹涣漫，加之纹饰布局与中原器不同，该方尊很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产品。

(三)双耳罍

如前节讨论，金沙祭祀区的双耳罍部件属于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两个阶段。

属于西周早期双耳罍的部件有衔环和牛角兽首。双耳罍在中原文化高等级贵族墓中常见，因此衔环不具备区域文化背景，但牛角兽首则不同。商周之际的双耳圆罍除了在耳、鋬上塑出兽首外，双耳之间一般不设独立的兽首。在双耳之间设兽首，是方罍常规的做法，叶家山M111罍和竹瓦街罍这样的圆罍带兽首，应该是借鉴了方罍的设计。

图八 西周早期的兽首双耳罍

1. 竹瓦街蟠龙盖兽面纹羊首罍　2. 竹瓦街蟠龙盖兽面纹罍　3.叶家山M111∶110蟠龙盖兽面纹罍　4. 叶家山M111∶ 120蟠龙盖兽面纹罍

检视商周之际的双耳圆罍，不难发现在双耳之间设置圆雕兽首的都是地方型青铜器。有出土背景的此类圆罍，有如下几批：1.叶家山墓地M27、M28、M111，M27、M111各出土一对两件、M28出土一件双耳罍[26]，M28、M111为曾侯墓，M27为曾侯夫人墓;2.彭州竹瓦街窖藏，包括两次出土双耳罍9、觚形尊1、觯1[27]，这其中包括兽首风格的双耳罍7件;3.喀左北洞村、山湾子窖藏，包括双耳罍8件及其他青铜器[28]，双耳罍中兽首罍2件。这些兽首双耳罍除了兽首设置特殊之外，装饰也极度夸张。以竹瓦街和叶家山各有的两件蟠龙盖兽面纹罍为例，这些罍盖顶的蟠龙、肩部的双耳极尽夸张，形制、大小也几乎相同，应该来自同一产地。(表一)

表一 西周早期部分双耳罍尺寸统计

这些兽首双耳罍的产地可能是在长江中游地区。此类双耳罍形制、纹饰都属中原文化系统，其产地应该是与中原文化近密的地区。叶家山所在的曾国是周王朝封国，青铜器主体为典型周文化，但兽首双耳罍自成系列，不排除其自产的可能。此外，如前所述，随州羊子山M4噩侯墓出土的一件方罍、两件大小相次的卣，也是在双耳之间设置焊接的兽首，兽首作貘首形。笔者曾经论证，羊子山M4这三件青铜器装饰夸张但设计较低劣的神面纹，属于本地生产的青铜器[29]。噩、曾两国邻近，产品具有类似技术特征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成都平原这些兽首双耳罍来自叶家山曾国，伴随西上的青铜器中有典型的周文化青铜器如卣、尊、觯等，也同样很容易理解了。

春秋早中期类似桐城长岗村的双耳罍也有东部地区的产地来源。有学者注意到，此类年代较晚的双耳罍在山东、安徽都有分布，向南包括湖南、广西地区有见[30]，从成都平原溯岷江而上，在茂县牟托一号墓也见此类双耳罍(《全集》十三：82)[31]。(图五：4)我们认为，此类双耳罍主要是江淮地区产品，分别向东北、西南方向扩散。

三

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容器残片和部件，代表了不同类别的容器和不同的个体，它们很可能是在祭祀过程中使用的器物碎片——碎器是商时期颇为常见的祭祀行为[32]。祭祀区出土容器的数量较少，不代表使用者拥有的容器数量有限。

青铜容器是判断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年代、与中原文明联系的重要指示物。通过对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容器的考察，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一)和三星堆一样，金沙在祭祀活动中同样使用青铜容器，但金沙容器破碎的状态说明其使用方式不同。金沙和三星堆器物都属于宗教氛围浓厚的贵重材质，两个地点器物类别近似，但量度迥异，暗示两处地点虽都属于祭祀性质，但所从事祭祀活动的环节有别。

(二)金沙祭祀区使用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相同的折肩尊或罍，表明金沙至少在相当于殷墟文化时期是一处高等级的中心聚落。若如此，三星堆和金沙至少在殷墟文化时期这一相当长的时段是并立的，而不是先后承袭的两个青铜文明中心。

(三)金沙容器所属年代包括殷墟文化一二期、殷墟文化末期、西周早期、两周之际、春秋早中期等不同阶段，表明以上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之间持续的联系，而关联的路径主要是通过长江中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