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用青铜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用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等。总的说来,和商周时代相比,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匈奴、东胡、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铜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风格,与一般的汉代铜器不同(见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贵州西部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
▲ 札赉诺尔墓地 飞马纹鎏金铜饰牌
传世的铜器,在宋代以迄 20 世纪前期的许多金石学书籍中,颇有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又有了大量的新发现,为研究汉代铜器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资料。
▲ 满城汉墓 铜椭圆形单把铜套杯
种类和形制
汉代铜制的容器在种类和器形上与前代相比有许多变化。周代流行的簠、簋、敦等食器已经绝迹,豆在西汉时尚偶有所见。鼎、锺、壶、钫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它们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其中钫只流行于西汉。其他盘、杯、樽、卮、鉴、鋗、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具有汉代的特点。烹饪器如甗、釜、鍑、鍪、鐎斗等,有的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有的为汉代所新创。
▲ 满城汉墓 长信宫灯
▲ 合浦县望牛岭汉墓 羽纹铜凤灯
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灯和熏炉。铜灯样式甚多,有“高灯”、“行灯”、“雁足灯”、“鹿卢灯”等类。形状特殊、制作精巧的则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户灯”,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汉墓出土的“凤鸟灯”,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二枝灯”,等等。熏炉亦有各种样式,博山炉是主要的一种,为汉代所新创。其他铜制的用具,如案和熨头之类,使用甚普遍。
▲ 满城汉墓 铜漏壶
文具有铜书刀,偶尔也有铜砚盒。计时用的铜漏壶亦有发现。到西汉,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铜戈亦在西汉中后期为铁矛和铁戟所取代。汉代铜制的兵器,主要是弩机和矢镞,弩机始创于战国时代,汉代在设计上颇有改进。矢镞主要流行于西汉,其铤部多改为铁质,到东汉则被铁镞所取代。度量衡器有尺、量和权。铜尺的长度一般都为当时的一尺,甘肃省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合当时的十尺。江苏省仪征还出土了东汉的圭表尺。铜量分斛、斗、升、合、龠5种,而新莽嘉量则集5者于一体。
▲ 合浦县望牛岭汉墓 龙首三眼长方形铜灶
河南省陕县出土的新莽铜撮,容积为龠的五分之一。有的铜量,特别是小型量,其容积也有不合整数的。量的主体以圆形和椭圆形的为多,方形的甚少。铜权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乐器有钟、钲、铎、铃等。但是,和前代相比,钟的铸造量大减。在考古发掘中,铎和铃等的出土亦不多。汉代有时还用铜制的俑和车马的模型随葬。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及骑马武士,在造型和铸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 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 悬山顶干栏式铜仓
▲ 合浦县望牛岭汉墓 跪俑足铜盘
▲ 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 圆形卷云纹铜扣饰
造型和纹饰
汉代铜器的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比较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此相应,纹饰相当简素,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往往都是素面的。但另一方面,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则相当发达。
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糟锺”、“长乐飤官锺”、“错金银鸟篆纹壶”、“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徐州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砚盒和故宫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公元 45)铭鎏金铜酒樽等,代表了这种工艺的最高水平。此外,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多有用细线镂刻花纹的,纹样有各种兽类、鸟类及几何图案等,显得甚为细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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